紅朝覆亡已有先兆、邪黨邪事一大籮筐

* 共產換屆買官賣官、人大、政協待價而沽

中共政權的腐敗從經濟上發展到組織上，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最近，黨國官方文件更相繼披露了許多有關換屆工作中的形形色色怪事，令共產國人大開眼界。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向省、部級機關下達的、“要求旗幟鮮明地反對換屆工作中的腐敗、違法、犯法行為”的通知中就公開承認，共官們圍繞換屆搶權幹下了許多違紀、犯法勾當：1.背著中央另搞換屆領導班子“核心層”；2.拉山頭、搞宗派，結成幫派性質的“獨立王國”；3.組織連署，要求撤誰、升誰、離誰、調入誰；4.大搞官位“權錢交易”；5.以權謀私撈一把，要高級別、大房子、高檔車及給子女安排理想工作；6.借互相吹捧、推薦，臨下臺還要弄一個學位、職稱、榮譽或顧問稱號。中紀委、中組部近期關於換屆工作發出的一份通報，就直接點名批評廣東存在的問題。該“通報”說：“廣東省省長盧瑞華、人大主任朱森林、省委副書記黃華等十七名省、廳級幹部提出，廣東具有特殊性，也有上海市的條件，能解決幹部人才問題，新一屆幹部有條件從本地區選拔”。在這裏，“通報”豈只是批評廣東省頭同共產中央分庭抗禮，實際也變相承認了中共國各經濟發達地區早就存在的“獨立”趨勢。

圍繞換屆，買官、賣官決不是個別現象。陜西就有民營企業向當地省頭開出價碼，“無償”投資一千萬，購一個全國人大代表；捐獻市政工程五百萬，買一個全國政協委員。而在海南島，一個九十年代被開除黨籍的副廳長，辦私人企業發了財，給省委送去了兩千萬元，條件是要當全國政協常委。河北省更搞了一套“人大、政協二分法”，即一半人大、政協委員按規定推薦、選舉，另一半按投資、捐獻金額多寡決定。湖南、湖北則明文規定留給企業主和港澳商人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名額，然後召集這幫富賈開會搞投標試點，於是冒出了一個刑事犯出價兩千萬要包“一個全國人大、一個全國政協”，而另一個大陸出口轉內銷的港商則出資兩億，要買省政協副主席一職。總之一句話，隨著十六大將至和共產省頭換屆，新興的共產官市，生意是絕對的興隆，中共國的百姓們想指望削尖了腦袋鉆營來的、花大價錢買來的黨匪高官能夠反腐、能夠保證小民起碼的生存權，簡直是門兒也沒有！

* 省部級上交百億贓物只是零頭、絕大多數已被隱匿轉移

去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紀委向黨匪省、部級以上高官及其配偶下達指令，限期在今年二月前主動申報、上交全部貪贓枉法、非法所得的財物，一月中尉健行在中紀委常委會上披露了“指令”下達後追交贓物情況，計有：住宅兩千八百多幢，其中包括豪華別墅、獨立花園洋樓二百五十多幢；各種交通車輛一千八百七十輛，其中名牌高級轎車七百二十輛；歐洲遊艇二十五艘；價值在一千元以上的貴重禮品一萬五千多件。尉健行在會上還透露，有的高幹擁有八到十二幢豪華別墅，一般的都擁有三到五幢高檔住宅。中紀委內部人員則指出，高級共頭上交的贓物總價值為一百一十多億人民幣，那只是這批匪頭非法所得的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他們劫掠的現金和已經轉移到歐美的資產。一月十九日，共產社科院、國務院研究室在內部發表了一份金融領域腐敗狀況調查報告。該報告稱：大、中城市處級以上黨政幹部“灰色地帶”收益是當地職工收入的三到三十五倍，局級以上共幹的收入和福利待遇高於西歐、北歐工業發達國家的政府部長。該報告又說，實行“實名制”存款以來，至少有三萬億元存款是黨政幹部及其家屬用假名開戶存入的。該報告承認，占城市人口千分之八點五的共幹，實際已成為特權有產階層，他們擁有當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財產。

夠了！中共國民只要憑上述觸目驚心的數據就可以想見，共產國究竟已經爛到了什麼程度。可以說，紅朝的腐敗已經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它不滅亡，那才是怪事呢！

* 現代化集團軍自廢武功、江黑心怎能保住性命

春節過後不久，總參即對一月上旬剛剛獲得中央軍委嘉獎“創新現代化高科技戰術”的第十六集團軍通報批評，批評該軍一百四十余名團以上軍官嚴重違紀酗酒，造成包括多名將軍在內的五十三名軍官傷亡。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農歷除夕，沈陽軍區駐長春的第十六集團軍和吉林省軍區的一百四十余名團以上軍官在軍區俱樂部聚餐狂歡，省軍區和省政府還專門從軍區文工團、藝術學院、賓館、招待所挑選了一百七十余名美女陪舞，代價是每小時一百元，並準備了若幹一至五兩重的24k 金的金牌和國家不記名債券作狂歡抽獎的獎品。是夜，軍官們摟著女人狂舞、狂飲，總共喝掉二百多瓶六十度白酒和百余瓶紅酒，有二十余人醉倒送醫，並發生多起撒酒瘋、鬥毆鬧劇，最後在淩晨兩點，才分乘四輛大客車打道回府。不意，開車的軍隊駕駛員也全都喝醉了，車行至西環公路、青州路交界處，第一輛車就撞到了路旁的石柱上翻覆燃燒，後面緊跟的第二輛車又撞到了第一輛車，出現了連環車禍。傷亡的五十三名軍官中，有七人當場喪命，重傷者包括第十六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第四十八師師長和吉林省軍區副政委。共產土匪是靠槍桿子起家的，也是靠槍桿子維持政權的；長期以來他們叫囂“解放臺灣”，張牙舞爪要同“世界警察美帝國主義抗衡”，依靠的也是他們的三百萬共產軍。然而，就是這支共產軍，而且還是被授予了“創新現代化高科技戰術”和“優異軍事訓練、考核成績”的精銳的二十六集團軍，一頓酗酒狂歡就報銷了五十余名團以上軍官，使整個集團軍頓時因失去指揮而喪失戰鬥力。由此，人們不難想見黨匪軍“現代化高科技”的真實戰力，除非不打仗，除非人民不揭桿起義，否則共產軍肯定是一堆豆腐軍，肯定保不住紅朝江黑心的命。

* 控制共產軍江黑心弄巧成拙、將軍宴外加百億元賠禮又道歉

紅朝局勢動蕩、危機四伏、隨時都會覆亡的情勢，促使江澤民還是得求助於加強控制槍桿子。去年十月五中全會後，江黑心的政治局向共產軍四總部提出了一份“進一步加強黨對軍隊領導和軍隊黨組建設的若幹建議草案”，其中心內容就是企圖建立文人黨員領軍制度，規定軍級以上乃至各軍兵種、各總部的軍隊黨委正、副書記，全得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派的非現職軍人擔任，以便江家幫能進一步控制軍隊。

該“建議”一出籠，立即引起了各兵種、各大軍區、各集團軍的反彈，北京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三十八軍、二十七軍、六十三軍、四十七軍、五十四軍、二十軍的軍頭們馬上宣布集體“休假”以示抗議，結果導致共產軍的軍事訓練陷於停頓，原定於十一月中舉行的全軍野外拉練也被迫推遲到一月中旬。其後，國防大學高級教官在給江澤民的信中質問道：“難道軍隊中的黨員幹部不
是黨員？只有非軍人黨員幹部擔任軍隊領導才是黨領導軍隊嗎？”北京軍區司令李新良、政委杜鐵環抵制的招數更高，他倆打報告“退休”，楞是把京津衛戍給撂了挑子。已經被欽定為總參謀長接班人的郭伯雄則拍桌子破口大罵：“那就請非軍人到總參來當參謀長吧！那就幹脆回到孫玉國的年代，學習他們的用紅寶書擊退蘇聯坦克對珍寶島的進攻吧！”

全軍抵制“建議”嚇壞了江癩蛤蟆，他趕緊派出胡錦濤安撫軍心，又在二○○一年元月擺下“世紀將軍宴”，向各路老軍頭賠禮道歉。江在宴會上陪著小心宣布，“建議”已經撤銷，而且政治局決定由國務院掏出一百億元作為“特別時期經費”，改善團以上軍官的待遇。然而，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江澤民這種花大價錢籠絡軍心的手段，面對處處不買黑心帳的軍頭們未見得能有什麼效果，如果真的出現共產樹倒猢猻散的“特別時期”，跑得最快的肯定是那些平日養尊處優、腦滿腸肥、已經不能打仗的軍爺，而倒戈最快的則肯定是那些有志於報效中華民族的少壯派青年軍人。

* 楊白冰指控江犯十大過失、老匪頭座談會場面火暴

年前，共產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中央一級老同志座談會”，楊家將的老二楊白冰在會上公開挑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並斥江犯了十大過失，曾慶紅當場以主持身份強行壓制，老軍頭洪學智等則為楊鳴不平，場面火暴，最後眾匪頭不歡而散。

楊的發言總共持續了四十分鐘，他說：“把三個代表提升為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在新世紀的發展是違背科學的，宣傳三個代表是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理論是輕率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提出要把三個代表作為江核心領導集體理論塞進十六大決議並修改黨章，在政治上是極不嚴肅的，也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楊更表示，江澤民和他的中央政治局犯了十大過失：1.十五大召開以來黨在各方面的成績都歸功於江澤民是錯誤的；2.從政治局、書記處到中央各部委、省委，江大搞任人為親，大搞裙帶風；3.江個人駕臨於政治局集體和法律之上，大搞一言堂；4.九三年十二月和九六年三月兩次通過的公開領導幹部家庭財產的決定，都因江而流產；5.三講在上層、在省部級黨委，走過場，大搞形式主義；6.民主法制建設，以法治國的執行工作，因江而遲遲不能兌現；7.近年來，每年都有兩千億資金外流，江卻始終不能遏止；8.黨組織、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地區和地區的關系，上下級的關系，都處於嚴重的緊張、對立、對抗狀態；9.黨員幹部的素質，他們的政治思想、生活作風問題，非常嚴峻；10. 高幹子女，尤其是他們的配偶，享有政治、經濟特權，造成黨群關系惡化。

楊講話過程中，曾慶紅多次插話打斷，要楊“以同志式立場提出批評”，“不要借題發揮，發泄個人成見”，並稱楊的發言是“對領導同志的人身攻擊”。張震也跟著加油，質問楊“目中還有沒有黨中央，還有沒有江總書記？”更聲言要動用組織手段，幫助楊“端正作風”。洪學智、王丙乾等則站在楊一邊添火，聲稱“白冰同志有權發表意見，包括對黨中央領導同志”。老匪頭們雙方互不相讓，橫眉冷對、劍拔弩張，最後甩袖而去，回家各自糾集自己的勢力暗中決鬥去了。

* 無可奈何花落去、朱熔基哀嘆共產必須給歷史讓路

在共產國務院，朱熔基於黨組新年生活會上哀嘆中共國面臨嚴重“危機”。他說：“當前，黨政機關、黨政幹部腐敗、消極、信念失落的情況被認為是黨和國家危機的表現；其實，最大的危機乃是現行政治體制的問題。政治體制不適應、落伍....是不能回避的尖銳矛盾，是不能不正視和極待解決的緊迫問題....其阻力主要來自黨內，來自黨的上層建築及其陳舊的習慣意識。”很明顯，朱的這番話，如果用老百姓的語言說白了，那就是共產極權體制必須推翻了重新來過。在黨組生活會上，朱熔基還舉出了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說明變革共產政治體制的必要性。他說：“中央不準用公款吃喝揮霍，對年終、春節挪用公款分錢、分東西等每年都下達文件三令五申，可下面就是不落實、不執行。”另外，“近十多年來，解決多占，解決超標住房，解決超標進口轎車，解決公費手提電話，解決公費安裝私人電腦，問題一個接一個，前面的問題沒解決，後面的問題又突出了，甚至還得放到政治局會議上來討論。”任何人聽到朱熔基的這番話都明白，他是指共產政權已經爛透了，只是作為大管家，他不好明說而已。在這裏，有心人替黨匪算了一筆帳，僅九九年公費給共幹安裝私人電腦就用去民脂民膏七十二億五千五百萬元，而為黨幹配備手提電話，耗資竟超過三百七十億。如此巨款，如果用於月入三百元的下崗工人家庭，如果用於被迫盲流城市的上億農民，如果用來替那些還在茅棚裏上學的農村孩兒建學校，將能解決多少人的疾苦！兩相對比，老百姓能不成天想著推翻共產黨？這就無怪乎朱大管家發出政治體制必須徹底改革的哀鳴了。

無庸置疑，作為天天接觸共產醜惡的大管家，朱熔基好象已經看到了紅朝末日。二○○○年十二月，他在江蘇、上海、安徽、浙江三省一市黨、政、人大、政協四套班子共頭座談會上說：如果你們還認識不到當前黨內、經濟上、社會上的緊迫問題、尖銳矛盾，那就打報告“退”吧！朱熔基自己在國務院黨組新年生活會上也明白表示：“我的任期還有兩年....九七年政治局常委會已有決議，黨政領導換屆時年齡超過七十歲要退下，我不屬於需要和例外。”面對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朱熔基顯然已經覺察到：無可奈何花落去，共產黨及其匪頭們早晚要被打倒，已經是歷史的定論了。

二月十日北京發稿

發稿：2001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