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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農村政策難抗入世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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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陸德泉

當中國政府在入世的談判中,正在和美國僵持在農業補貼水平的爭議上,新華社在二月十二日發布了中共中央在一月十一日有關農村工作會議的議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對農業,農村,農民,統稱為「三農問題」,提出了官方的看法。奇怪的是,文件上還沒有正式提出,中國政府如何應付入世對三農的沖擊;雖然如此,結合近年來三農問題的變化,我們還是可以審視文件對三農問題的看法,和正在推行的農業和農村工作方法能否協助三農應付入世的危機。

農業結構組織調整

首先,文件強調進行農業結構和組織的調整。中央政府要求各級政府把農業結構向市場化調整,以規模經營把農業企業和農民組織起來,來面對大量農產品進口和大型外國農業企業的威脅。因此,中央政府已初步減少對糧食收購的補貼;去年早稻退出保護價收購的政策,已經對不少農民的生計產生極大的影響。農業產業早行一步的海南省,其優勢更進一步拉開了和內地農業的距離;早前引進的國外種子和生產技術生產的蔬果已令內地無招架之力。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表態,響應結構調整建立政績,以行政命令和搞運動的手法來強迫農民轉產,迫民致富,推行特色經濟,一縣一鄉一品。這些作法既破壞了農民生產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一哄而上的盲目政府幹預,又造成各類農產品的劇烈競爭,價格滑落;甚麼蘋果大戰,柑橘大戰,致令不少農民增產而不增收,金錢投資和心血化為烏有。農業結構應該如何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扮演甚麼角色,對調整不過來的農民提供什麼保障,依然是嚴重而迫切的問題。

文件認為,中國農業吸收不了數量龐大的農民,必須把大部分農民轉移到其他的經濟活動,包括勞工輸出、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建設小城鎮。

農民負擔不斷增加

近年來中央政府的就業改革,已令大量城鎮職工下崗和失業,農民進城打工只會難上加難。政府大力提倡把集體的鄉鎮企業私有化,已減少了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同時,各地方政府不考慮當地的經濟基礎,又一哄而上的建設小城鎮,浪費大量資金和土地,利用強迫的手段要求農民高價買戶口,遷移到小城鎮。最後,那些小城鎮由於缺乏經濟基礎,沒法發展起來;遷移來的農民沒有活路,只有外出打工。新建的小城鎮變成了空殼化的城鎮。

事實上,把農民趕出農村的,不只是惡劣的農業經營環境,還有不斷增加的農民負擔,農村行政體制和城鄉二元結構。雖然文件和過去一樣,還是三申五令的要求減輕農民負擔,進行稅費改革;可是,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改變,中央政府沒有財政轉移,農村還是承擔所有公共和社會服務的開支,以至承擔行政體制強制收取這些開支的費用。大量負擔不來的農民外逃,只會加重沒有外逃的農民負擔,加劇農民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入世只會加深這些「三農」的矛盾,中國會否在農業補貼問題上再讓一大步,而我們對中國農民的處境更憂慮。


(摘自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