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沒有了，祗剩下共產黨

目的沒有了，只剩下手段；動力沒有了，只剩下慣性；經濟沒有了，只剩下政治；共產主義沒有了，只剩下共產黨。

朱學勤先生在《訪美五題》中講到，他在波士頓時，房東是中國移民，有一次他問房東：美國到底是甚麼？只許說一句話。房東出語不凡：“美國啊……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是社會主義的。”朱先生拿這話問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楊先生居然也說“他是說美國的福利政策超過國內，此言不虛。”這就是說，就社會福利而言，資本主義的美國巳經比社會主義的中國更社會主義了。

共產主義經濟理想早已不存在

事實上，美國還不是最社會主義的，從英倫到北歐，其福利政策更甚於美國：相反，中國的福利政策不僅是比不上美國，而是根本所剩無幾！公費醫療改革了，福利分房一九九九年截止了，鐵飯碗成了泥飯碗，連“下崗”制度前些時候也巳悄悄取消，國有企業祗保留五百家……所有過去聲稱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種種制度，如今已蕩然無存，那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在大陸幾乎是等同的）還剩下甚麼呢？

顯而易見，作為經濟理想的共產主義早已不存在，剩下的僅僅是作為政治手段的共產主義--即共產黨。

回溯共產主義思想和運動的早期歷史，可以作一個簡單概括：馬克思提出一個目的，設計了一個指向暴力的社會理想共產主義：而列寧則發明一種手段，締造了一種強制實現理想的制度性暴力。作為共產主義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組織。幾乎從一開始，暴力就已強暴了理想，手段就已經挾持了目的。

英藉匈牙利作家凱斯特勒的著名小說《中午的黑暗》（一九四一年）就是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目的與手段為主題的，作者借小說中人物之囗，一再指出共產主義實踐的根本原則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吉拉斯的《新階級》（一九五六年）則對此問題也有清晰的分析：

“當代共產主義有一項主要特徵，它使共產主義所用的方法和別的政治運動所用方法迥然不同；…它溯源於共產主義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進其理想主義的目。等到目的變為無法實現時，手段也就越來越粗暴…這個新的剝削階級爬上政權的寶座後，打算擡出它的理想主義目的來替非理想主義的手段辯護…黨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甚麼。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了社會主義。”對此現實，吉拉斯更作出了也許是至今為止最深刻的批判∶

“有史以來，還沒有過一個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性的，不人道的手段達成的，正如歷史上沒有一個自由社會是由奴隸造成的一樣。最能表現目的的實質及其偉大者莫過於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假如必須要用目的來替手段開脫罪惡，那麼一定是這目的在實質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擡高目的，並使一切為目的而作的努力與犧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斷改進以臻完美，合乎人道，與增進自由。”

根據凱斯特勒和吉拉斯的論述，可以作出一這樣的引伸：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共產主義是目的，共產黨是手段：到了凱斯特勒和吉拉斯的時代，目的和手段卻顛倒過來；共產主義成了手段（通過公有化掠奪財產，然後再私有化中飽私囊），共產黨倒成了目的。不是共產黨為了共產主義而存在，而是共產主義為了共產黨而存在！

紅旗還能打多久？

最後，到了我們的後鄧小平時代，連共產主義這個名義也束之高閣。在經濟上，當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根本是南轅北轍：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連續性純粹是政治上的。中共仍本能地、機械地勉強維系著一黨獨大的壟斷機制，但實質上僅剩一具極權政治的僵屍，也即哈維爾所稱的“後極權主義”。目的沒有了，祗剩下手段：動力沒有了，祗剩下慣性：經濟沒有了，祗剩下政治：共產主義沒有了，祗剩下共產黨！

當年胡適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讀些主義》（一九一九年）就結下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的仇怨，在五十年代中共座莊後更受持續的意識形態批判。不料到如今，世事翻覆，共產黨自己反倒是不談“主義”、祗研究“問題”了：鄧小平早已擱置“姓社”、“姓資”爭論，而現在甚至連鄧小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也巳撇在一旁，中共全力對付的是入世談判、高層腐敗、走私、爆炸案、下崗工人乃至地下教會種種“問題”……“問題”巳窮於應付，又遑論“主義”？

中國共產主義既已有名無實，空有軀殼而喪失靈魂，經濟公有制一去不復返，祗剩下權力私有制，則紅旗又能還打多久？

如果說西方式民主制度的特點是經濟幹預政治，那麼中國式共產制度的特點是政治牽制經濟。全能政治正是建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的，一旦經濟轉向市場化（尤其是加入世貿以後），原有的上層政治就越來越受到下層經濟的反制約，權力也不得不跟著市場走了。因此，中共龐大的政治機器憑籍其歷史慣性雖足以運行相當時日，但它已完全喪失了意識形態動力，一旦遇到重大的經濟阻礙，就很容易翻車出軌：也就是說，經濟危機和困境最終更有可能成為中共政治崩潰的導火線，殷鑒不遠，東歐和蘇聯（尤以波蘭為典型）不正是這樣嗎？

如此說來，馬克思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經濟決定論”，對於由他一手引出的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倒是相當有效的，祗不過，結局跟他的預言正相反：經濟基礎並沒有使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反倒使資本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摘自中國之春)

發稿：200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