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造反比法輪功抗議更可怕

"看不見"的反抗

2000年10月15日，臺灣最大的報紙《中國時報》發表一篇題為《法輪功韌性反抗中南海舉措難安》的評論文章。

文章提到，十一國慶，法輪功信徒又分批在天安門廣場露面，引起一場騷動，幾百人被逮捕。文章還提到，法輪功信徒九月初曾在紐約街頭展開靜默示威，由五十名穿白袍的洋女信徒走在示威隊伍前列，每人手裏捧著一張被中共公安迫害致死的大陸學員照片，上演了西洋版的"擡棺抗議"，給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千禧大會的江澤民觸了黴頭。文章說，最近以來，法輪功信徒的抗議活動，經常出現在國際媒體。

相對於天安門廣場上法輪功信徒對共產黨政府的鎮壓發起的波浪式的抗議，中國農民對共產黨政府的抗議似乎顯得"靜悄悄"。他們既沒有接二連三地到天安門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抗議沖擊波，也沒有農民到美國的世界都會之一－－－紐約的大街上去舉起那些被農民負擔壓迫致死的農民的照片"擡棺抗議"。（這個數字比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信徒要多得多）盡管如此，中國農民的抗議事件也頻頻出現在國際媒體。這是因為，盡管中國有聽話的"喉舌"和新聞的層層封鎖，但今天中國農民的抗議已經猶如洶湧的大潮，即使在天邊，仍然濤聲依舊。

今年8月，在中國中部貧窮的省份江西發生了四萬名農民集體進行連續五天的暴動。（1）在河南南陽市，今年8月19日發生大規模的警民沖突。阻塞交通、沖擊公安局等政府機關，焚毀10輛警車及1個警亭。沖突導致12名警察受傷。（2）今年10月出版的香港《開放》雜志刊登的許行撰寫的題為"豐城農民大暴動的啟示"的文章披露，今年八月中旬，江西豐城爆發兩萬農民抗稅抗捐大暴動，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壓。

據總部設在美國的華文網絡媒體多維新聞社報導援引美聯社的消息說，根據中國方面的統計資料，去年中國大陸全國各地共計發生十萬件民眾抗議事件，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但一般相信實際發生的案件遠高於統計數字，因為很多發生在邊遠地區的抗議事件根本沒有被報導出來。（3）

崛起的"農民領袖"群

在潮水般的農民抗議運動的背後，更加值得註意的是鄉村"農民領袖"的出現。據在美國出版的《新聞自由導報》今年5月5日報導，在北京出版的《半月談·內部版》披露，湖南近幾年影響較大的農村群體性事件中，臺前幕後都有人組織操縱。這些被稱作"農民頭領"、"減負英雄"甚至"農民領袖"的人，雖然為數極少，卻不無一呼百應，"翻江倒海"的能量。

1996年，衡陽縣洪市鎮黨委、鎮政府組織200多鄉、村幹部到形山村突擊收提留，農民拒交，這些幹部便趕豬、扒糧。周圍600多村民坐拖拉機和騎自行車趕赴現場，在馬尾村"農民英雄"易順芳等的組織下，將工作對層層圍住。工作組發現，被許多村幹部視作"打擊對象"的易順芳其實為人正直。隨後工作組三番五次登門訪易，動員他參加村委會選舉。在總共540人參加的選舉中，易順芳得到467票。據說，他及另外一個"上訪戶"當選後，村子裏再沒有上訪告狀的。

湖南，是近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的發源地之一，也是毛澤東這個農民領袖的家鄉。但在中國九十年代每無論是農民的群體性抗議事件還是"農民領袖"群體的出現，湖南農民運動都是特別值得關註的。中國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刊印的《中國農村觀察》今年第4期刊登的《利益、權威和秩序－對農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的分析》一文，就是根據九十年代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撰寫的專題研究報告。這篇報告，不僅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農民對抗政府的案件。而且對"農民領袖"現象－－－文章稱作"地方精英"進行了大膽探討。

這個報告說，湖南中部和西部成立的農民自發組織大體上有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有的稱減負代表、減負骨幹。這些組織一般較為神秘。就是同一組織也有不同說法。很少見到明確的組織文件，大家都以口頭的方式表述意見，不許作文字記錄，也不設具體的職務，特別是負責人。以為要作到"口說無憑"，"免得讓人說在搞非法組織。"但事實上，這些組織是內部是很嚴密的，從其活動來說，可以明顯地感到有組織領導者的存在。

這份報告說，在湖南，農民領袖的些身分特徵是：年齡一般在30－45之間，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多數當過兵或在外打工，不是黨員和村幹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是中上水平。他們大多數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政策比較了解，並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時的基本態度。

湖南某鎮村民彭某通過村民小組宣讀省政府和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並得到農民擁護。彭某就發起該鎮18個（基本一村一個）願意參加農民減負活動的村民召開會議。會議決定，不成立具體的"組織"，只稱"減負代表"，不設負責人，只設召集人。減負代表在當地很有影響。

年底，責任區主任和村幹部到農民家收提留款時發生爭吵，彭某和部份減負代表前去交涉，管區和村幹部認為受到了減負代表的圍攻和威脅。管區主任用手提電話將情況匯報到鎮政府，鎮政府即派幹部和派出所幹警前往解救。附近幾百名村民包圍的鎮幹部和幹警，並把鎮幹部乘坐的兩輛車掀翻。

歷史就是這樣，一個靠農民運動起家的政權，現在必須面臨著來自農民的挑戰。

"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

據《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回憶，1993年3月，萬裏的全國人大委員長任期將滿，他在自己任上所作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將全國所有農業大省主事官員集合在北京，指責他們漠視農民利益，致使鄉下民怨四起。幾天後，他便卸去一切職權，回到家中頤養天年。（4）

我們用不著去回溯數千年來中國農民是如何在中國社會處於最底層。只要看看中國農民在共產黨政權下近50年的生活史，任何一個有正義良知的人都不會不承認這個國家"漠視農民利益"。

中國著名的《南方周末》在今年6月份刊登了湖北省監利縣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一封來信，信中說"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說"要死也要死在城裏，不再做農民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慘場面"這個農民父母官在他的信中直感嘆"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5）

1998年，湖南邵陽的何清漣女士寫了一本被輿論譽作高呼"社會良知、社會正義感、社會責任感"書－－－《現代化的陷井－－－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她在書中呼喊："一個國家如不能為自己的國民尋找公平和正義，將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發展。因此，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我們評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也是評價我們現代化成就的全部出發點。"（6）

1998年，中國總人口一共123，626萬。其中鄉村人口占去86868萬，占總人口的70。08％。（7）如果我們以社會公平和正義作為評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那麼，我們可以說：盡管中國社會今天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正義和不公平，但是，當今中國最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對近9億農民的不公平和不正義。如果對農民存在不公平與不正義，這個社會是否還有公平和正義可言？

在經濟學家看來，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也許主要是經濟改革中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關心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經濟學家當然有理由驚嘆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和腐敗肆虐，但是，從政治學家和法律學家的觀點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則是人的自由與平等問題，是如何界定人與人的權利和國家權力範圍及其關系的問題。以這樣的分析框架來衡量中國的改革，人們當然有理由驚嘆所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農民實際享有的自由權利內容與他人的天壤之別以及中國農民仍然遭受的苦難。1949年之後，中國農民就是當代中國的奴隸，即使在中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20多年之後，中國農民也只是從奴隸變成了二等公民。正是因為存在著對中國農民的不平和不公，正是因為農民大眾的利益被漠視，所以才導致了今天中國農民的自我意思的覺醒的反抗運動和農民領袖群體的出現。

註：

1。http://www3.chinesenewsnet.com/cgi-bin/newsfetch.cgi?unidoc=big5&src=SinoNews/Mainland/Fri_Sep__1_09_35_11_2000.html。

2。http://www3.chinesenewsnet.com/cgi-bin/newsfetch.cgi?unidoc=big5&src=MainNews/Headline/Fri_Sep__1_14_46_18_2000.html。

http://www.ncn.org/0101/55-12.htm


發稿：2001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