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世界經濟導報事件”(連載之一)

按：《天安門文件》的出版，重新提出了江澤民遵循“寧左勿右”的哲學，在上海鐵腕整肅《世界經濟導報》的舊事，當時雖客觀上激化了矛盾，刺激北京上海等地的大批記者走上街頭並使學運得以延續，但他個人卻受到保守派元老們的青睞和信任。以此被特別提拔的江澤民，雖當政已經十多年了，大權也鞏固了，兒子也當上副部級官僚兼大資本家，大家漸漸地忘記了他在1986年鎮壓上海學潮中的表演了，但人們對他的發跡一直心存疑慮：到底被江澤民查封的這家報紙是一張什麼樣的報紙，總編輯欽本立又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欽本立和《導報》與江澤民的之間是一種什麼關系。現特別連載沈堯的文章，以幫助今天的讀者了解這一歷史真相。)

一、欽本立的新聞生涯

一九一八年農歷七月初七，欽本立出生於江南太湖之濱的長興縣，祖先在元朝時，從蒙古遷居此地的紳士。在家中，欽本立是長子，他有一個弟弟欽本廉和兩個妹妹。欽本立在湖州念完了小學，入讀當時的名牌學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戰爭中，欽本立考入了朝陽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由於他參加並組織領導了當時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大學三年級，被學校當局開除了學籍。

作為失學青年，欽本立在社會上闖蕩了一個時期。經當時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幫助和提攜，欽本立開始了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時事新報》，又在重慶的《商報》和《商務日報》等報社服務……。欽本立在晚年常常回憶自己重慶作報人的那段經歷。他說“《商報》只辦了一年，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現在《商報》留下的人不多了，但還有幾個，都是種子。”欽本立的這席話，與其說是在評論他的舊同事，還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概述。

重慶的《商務日報》，是被中共地下黨控制的國民黨報紙，當時吸引了不少進步新聞工作者為其效勞。現在的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楊培新，當時任《商務日報》的探訪部主任，欽本立與劉火子、梁柯平、邵瓊、周潔等均為該報的記者。據當時的同事回憶，欽本立盡管言辭謹慎，談吐木訥，顯得城府頗深；但他生就的濃眉大眼風度灑脫，平日裏喜歡戴一條紫紅色的領帶，頗具魅力。

“校場口事件”爆發以後，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記者發起簽名抗議國民黨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運動，欽本立當時亦投身其中，在抗議書上毅然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戰之後，欽本立開始活躍於上海新聞界。期間他曾就職於上海《經濟周報》，主要通過與該報作者與讀者的社會關系，為中共作上海“解放”的準備工作。當時，欽本立作為一個為真理而獻身的進步青年，已經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並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關閉，該報創辦人徐鑄成只得將報社遷至香港。但《文匯報》仍要堅持報道國內問題為主，便在上海設立了一個記者站，欽本立當時就是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浦熙修等著名記者在國內寫的一些重頭稿件，都是通過欽本立傳到香港去的。

在《文匯報》與徐鑄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合並，成立了《新聞日報》，欽本立作為共產黨的代表人在該報主事。後欽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任財經組組長。一九五零年，中共為了完善和鞏固自己的中央政權，從各地抽調幹部進北京，充實中央各部門的工作。欽本立亦偕夫人進北京，擔任了《人民日報》國際經濟部的一位負責人，當時他主要研究和報道美國經濟。一度他也是《人民日報》首任特派美國記者的人選，後因中美交惡而告吹。

欽本立在《人民日報》期間，曾介紹當時在北京辦《教師報》的徐鑄成，結識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當時欽本立與徐鑄成是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鄰居。鄧拓與徐鑄成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在交談中，鄧拓鼓勵徐鑄成恢復上海的《文匯報》，他認為這張報紙有別的報紙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鑄成回上海促成了《文匯報》的復刊，徐鑄成與鄧拓商量請欽本立反滬，任黨組書記兼第一副總編，負責日常編務工作，即常務總編。《文匯報》當時還是一張公私合營性質的報紙，按規定應該有中共黨員作“公方”代表參與或主持報社的領導工作。由於徐鑄成以前與當局所派的共產黨幹部合作得不盡如意，故在復刊時決意要尋找一位能夠合作共事的中共幹部，曾與他共過患難的欽本立，就成了他合適的理想人選。

但欽本立起初並不願意回上海，但當時許多朋友都去勸說欽本立夫婦，連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也鼓勵欽本立不要有顧慮，到上海後協助徐鑄成大膽工作，把《文匯報》辦好！

《文匯報》作為一張以知識分子為讀者對象的報紙，在徐、欽等老報人的領導下，當時的確辦得有聲有色，連毛澤東都感到《文匯報》比《人民日報》更有看頭。毛的這一評價使欽萌發了一個思想念頭：在中國大陸的具體國情裏，可以通過報紙輿論，對高層決策的形成產生影響，從而起到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作用。

“反右”被連降三級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和廣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樣，懷著滿腔熱情給黨提意見，提建議。是年三月下旬，徐鑄成率領上海新聞代表團訪蘇四十多天，報社事務完全由欽本立“一把抓”。徐鑄成回國後還是整天埋頭在寫《訪蘇見聞》並逐日在《文匯報》上連載。多少年後，徐鑄成向筆者回憶道：當時看到《文匯報》卷入大鳴大放時，吃了一驚，即刻打電話對欽本立講：近期的版面處理得太過火了，過猶不及啊！雖然欽本立聽取了徐鑄成的意見，對版面作了調整；但為時以晚，毛澤東在六月五日發表了《這是為什麼？》，接著先後發表了《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被理所當然的定性為右派報紙，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副總編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被劃為全國性的大右派。

欽本立作為《文匯報》的主要負責人，按理也難逃右派分子這頂帽子，但由於他是共產黨“派”他到《文匯報》去的，而反右的矛頭主要是對著民主黨派的非中共黨員（毛斷言民主黨派在向執政的共產黨進攻，欲取而代之），故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宣傳部長石西民認為，欽本立如劃成右派，可能不利於中共自己的形象。結果，欽本立被處分為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三級。

隨著欽本立在反右運動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調離《文匯報》，去中共上海市委調研室工作，負責主編一本內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中，他也參加“四清”工作隊下放到農村去。文革開始以後，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區的奉賢縣的一個“五七”農場勞動改造。此前，他還曾被紅衛兵、造反派，單獨一人關押在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牛棚”裏，長達七個月之久，走出“牛棚”時，他不但胡須長得很長，而且已不會講話了。

二、創辦《世界經濟導報》探索新聞改革

七十年代末，隨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欽本立獲得平反，被上海市委安排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擔任世界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上來。對當時及以後發展的政治判斷，欽本立感到需要辦一份為改革開放方針服務的報紙，尤其是對外經濟，當時在中國報刊中還是一個空缺。故《世界經濟導報》（下簡稱《導報》）創辦之初的辦報方針是：為開放服務，突出自己是對外經濟的一個窗口。目前在中國大陸已被人們普遍接受的那句口號：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當時是《導報》最早提出來的。

欽本立創辦《導報》，曾得益於當時的副總編李鴻禮的支持幫助。李鴻禮原先在《文匯報》當過記者，後來在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後被關入監獄，出獄後又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文革後獲平反，經過宦鄉、欽本立等人的努力，他的戶口終於回到上海，並到欽本立主持領導工作的世界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工作。創辦《導報》時，宦鄉通過李鴻禮轉給欽本立一封信，在此信的影響下，欽本立給《導報》起的報名最初是《世界經濟資料報》，試刊號是《世界經濟報》。試刊號出版後，恰逢著名經濟學家錢俊瑞主持領導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在滬開會，欽本立把試刊號在會上散發以後，引起了錢俊瑞的極大興趣，他向欽本立提出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兩家合作來辦這份報紙，他同時還提出，試刊的報名太大了，“盛名之下，難副其實”，改名為《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欣然同意。

《導報》在當時的確是白手起家。要人員，沒編制。真正的編制只有一個半人，一個是李鴻禮，半個是欽本立，他當時是世界經濟所的黨委書記，工資是在那裏拿的，其他的工作人員胡塞、朱嘉樹、邵瓊、任嘉堯、鄭永欣、陸平、姜湘君等均是老報人，平均年齡是六十二點五歲，和欽本立都有很深厚的交情，受到以往各次政治運動的迫害，長期被剝奪了從事新聞工作的權利，那時又聚集到欽本立的麾下，重操舊業；沒有經費，欽本立出面向《文匯報》借貸了兩萬元，沒有紙張，印刷設備，也請《文匯報》幫助借用，當時講明等《導報》盈利以後再償還；那時寫稿約信的郵票，甚至寫稿用的稿紙，也都是《導報》同仁自己化錢買的；報紙印出來以後，欽本立又率領《導報》同仁，親自上街賣報……

《導報》創辦之初，欽本立確立的辦報方針是，報道世界經濟的趨勢及其研究成果，比較偏重於學術方面，這主要是受到《導報》社長、著名經濟學家錢俊瑞、著名外交家和世界經濟學家宦鄉的影響，但實踐的結果是報道面過於狹窄，難於滿足讀者的要求，也影響了報紙的銷路，《導報》的同仁雖然看到了問題所在，欲突破自己原先設定的框框，但又顧慮中國國內經濟的馬蜂窩是很難捅的，《導報》的同仁又都是在政治運動的風口浪尖上滾爬過來的，對此尤為心存余悸，可是不碰國內問題而只對國際問題遠距離的發表意見，這張以國內讀者為主的報紙顯然是前途不容樂觀的。那時，欽本立鼓勵《導報》同仁解放思想、扔掉顧慮、他甚至對同仁們講：“你們就範一點錯誤給我看看。”

其實欽本立作為一個經歷過兩種社會制度的老報人，在辦《導報》之初，他就確立了一個思想：“我們辦這張報紙，主要是為了探索在中國進行新聞改革。我們絕不辦一般性質的報紙，而必須與其它的報紙不一樣，一定要突破千人一面的現實環境。”他當時對《導報》的同仁講，“我們這張報紙不管怎麼辦，你們去發揮，但一定要有聲有色，如果是無聲無色的話，那就自己關門。”正在此時，中國資深經濟學家陳翰笙，以讀者的身份從北京給《導報》寫了一封信：在鼓勵《導報》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報道世界經濟不能不報道中國經濟，而且你們介紹世界經濟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這也道出了欽本立和《導報》同仁的心聲，那時《導報》社長錢俊瑞亦同意：可適當的試探性的搞點中國經濟。欽本立下達指令給《導報》同仁：創造新的風格，即使不能驚心動魄，也要讓人家眼睛亮一亮。

欽本立與副總編李鴻禮、陸平、胡塞等《導報》同仁團結一心，幾乎是全身心的投入，當時立下的一個目標是每年要進一大步：八零年是雙周刊；八一年變成了周刊；以後又逐漸從十二版變成了十六版；報道範圍也從原來單純報道世界經濟，逐漸擴大到也報道中國經濟；從以世界經濟報道為主，中國經濟報道為輔，發展到以報道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熱點敏感問題為主，配之於世界經濟。當然，欽本立和他的同仁，在改革之初，以《導報》為武器，為開放鳴鑼開道，被國內外有識之士評價為：《導報》的確起到了其他報紙所起不到的作用。

創辦初的一批“老少夥計”

俗話講，“事在人為”。《導報》的事，當然也是由《導報》的人來幹的，在老報人欽本立的主持下，《導報》的風格除了體現在它的版面上以外，也具體反映在整個報社的組成人員結構上。

創辦之初，均是以欽本立為首的老報人，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飽受了政治運動的迫害，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了監獄，有的成為“右派”被發配到邊疆去勞動改造。但種種磨難，仍然沒能淡化由於早年的職業而對中國社會的基本了解，也沒改變講真話的良知。而後，隨著《世界經濟導報》發展的需要，又在社會上招聘了朱杏清、範均、何淩、韓耀根、陳樂波等一些自學成才的有志青年，後接受了阮江寧、陳鴻斌、許小微、陳丹紅、陸明麗、秦建勛、沈飛昊等一批比較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這批在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批新人，在欽本立精心培育下，其追求自由民主的天性，不是的在《世界經濟導報》這個舞臺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可見，《世界經濟導報》的組成人員一小部分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就開始新聞生涯的老報人，而絕大部分則是剛剛踏上社會的“初生牛犢”。同中國的前十年改革一樣，欽本立帶領著一批“老少夥計”，憑著自己的良知、感覺和判斷，努力探索著一條新路。

在一九八二年，《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在內部有一場關於自己報紙性質的討論，按照新聞規律，和老報人們所熟悉的一九四九年前的辦報實踐，《世界經濟導報》就完全是一張民辦的“同人報紙”。但在中國大陸的具體條件下，執政黨的高度集權控制，絕不會容忍在這方面開口子。欽本立根據同仁的意見，結合他對中國國情的判斷，提出《世界經濟導報》是一張社會主義的有民間色彩的報紙；而後再根據實踐的發展與形勢的變化，朝著真正的民辦報紙的方向不斷“突破”。(待續)


發稿：200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