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義時代及其恐怖

生活中的許多日常事例，你不去深究，不去細想它們，一般說來，它們是不會顯示其恐怖性的內涵的，因為它們天天存在如斯，早已讓人覺得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覺得它更恐怖。

也許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比事物的恐怖恐怖得來好像一點都不恐怖更為恐怖的了。即是說，當恐怖全面化、整體化、系統化後，當恐怖成為一種生活的“正常狀態”、“日常事實”，並讓人見慣不驚時，那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種恐怖的經常性、無處不在性和徹底隱蔽性更為恐怖的呢?沒有。

另外，還有一種恐怖比較恐怖，即事物方方面面的存在和表現無疑含有一種絕對恐怖的內在基核(比如先驗的唯物，前在的無神)，但卻包裹著一層絕對不恐怖，甚至有幾分詳和誘人的外圍虛光。此時的恐怖以一種潛隱的方式存在，或者說，恐怖始終披著一層不恐怖的外衣。這是一種看不見的恐怖。我們認為看不見的恐怖比可見的恐怖更恐怖。

在現代社會中，那些傳統上通常被人們視為恐怖的事物(比如黑夜、陰影、怪音、鬼神、異形、奇像等)實際上是不恐怖的。真正的恐怖反倒是那些表面上並不顯得有什麼恐怖的溫和事與吉祥物(比如那些歡歌、笑語，那些口號、標牌，那些禮儀和謙恭)。也許，我們遭遇的並不是一個可以去輕意定義的時代。它既不是傳統的、封建的，也不是現代的，更不是什麼後現代的。情況要比這復雜得多。因為傳統與封建，它的“反動性”單義，具有一種清晰可辨的性質，因為現代和後現代，其多元的含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惟有我們的現代才充滿了一種恐怖的性質，因為它既不單義清晰，也不多元含混，而是一種顛倒。而顛倒才是最恐怖的。也許，我們遭遇的是一種標準反義的時代。此處的反義具有兩層意思。一是反語義，二是反正義。前者屬語言學範疇，後者屬政治學範圍。

要想對現代社會的反義顛倒性作更好的理解，我們認為以下三本書是最好的參考材料：①奧威爾的《1984》，②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③斯蒂芬的《反義社會的奧秘》。因為這三本從不同的角度都對現代社會的反義性和顛倒性作了最精彩的描述與分析。尤其對現代社會其“理想罪”所包含的那種極端恐怖性進行了最深刻的揭示。在我們看來，這三本書，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政論，而是讓我們能夠準確地認識現代社會其反動性理應去精讀的教科書。

在一個反義的時代，顯然有一件事已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既生活的恐怖性已全然不由那些傳統的恐怖性詞匯來指稱了，如奴役、剝奪、控制、囚禁、殘酷、強暴、兇惡等。在生活真正充滿恐怖的地方，這些惡性的貶義詞像變戲法一樣不出現，不在場，好像消形匿跡了。相反，這種恐怖性是由那些最美好的形容詞和極華麗的辭藻來借代，來反喻的。在反義的時代，生活的恐怖性往往不顯示在兇惡的語詞上，而是由那些諸如“理想”、“道德”、“革命”、“進步”、“歷史使命”、“人民”、“黨”、愛國主義”等光鮮閃亮的言辭來表達的。所以，在一個反義的時代，人們需要去警惕的並不是那些所謂異端的思想、頹廢的情緒，而是那些自詡為“革命”與“進步”的盛大敘事和宏偉言說。因為正是在這樣的敘事與言說中，實際上才包含著一種最極端的恐怖性與反動。

於是，我們在反義的時代裏，也只能在反義的時代裏才會看到一種反差如此強烈與極端的存在景觀：歡迎即拒絕，熱情即冷寞，開放即禁錮，自由即奴役，進步即保守，革命即反革命，以致讓生活異變為這樣的一種窘迫、無奈與尷尬，你要表述存在的真理，必得用“謬誤”的言辭；你要抒發革命的情懷，必得用“反動”的手段，你要進行正常的生活，同樣也必得用標準的反生活的策略。因為一切都是反義的，所以當你真正想要去理解、表達和闡述點什麼的時候，你也必得作一種反義的還原，把一切給反義過去。只有這樣，事物才能正名，言說才能符實。在言說的語言與存在的事物之間才能找到一種契合，一種匹配和一種對應。正如當代學者劉大可所說，如果針對一個反義的時代，我們不作再反義之處理的話，那存在的一切就是無法讓人接受的，生活之悲和人心之罪就是慘絕人寰的。因為反義時代的本質不是別的，就是用人間最好的言說來“完美”地掩蓋著世界最壞的存在。他認為，反義時代的唯一偉大“功績”，僅僅在於它完成了一項人類有史以來也許是最具悲劇色彩的浩瀚工程，即以一種最極端的方式實現了人類的語言與生活的世界之最徹底的脫節。只有在反義時代，語言就是語言，世界就是世界，這是兩個不相幹系的獨存閾域。只有在反義時代，語言才第一次完成了它無拘無束的“理直氣壯”、頤指氣使地拋棄、冷落與疏遠著那個真實的世界而自成為一個虛擬的世界。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一個巨大無形的假像終得以圓滿地完成。仿佛生活的至善和存在的至真只有在語言、文本、講話、社論、文件、口號與標語中才能得到表現和表達。即只有語言才能以一種世界之最的頂級方式揭示出現實世界的血肉真情。在反義時代，世間的光明、正義與人道僅僅存在於語言中，僅僅存在於由語言的玄光所幻化出的一種迷人的氛圍中，而現實卻像一個無人看管的“孩子”，人們聽任其貧乏、贏弱和墮落。於是，我們只有在反義時代才能目睹這一人間奇觀：語言始終在天國明快地飛，現實總是往地獄陰暗地沈。在反義時代，語言已不再可能成為一種表達生活的有效手段，而演變成一種侮辱生活的強暴工具。

在反義時代，生活的恐怖更多不是顯示在社會法則的整體政制中(因為作為整體政制的層面，已經完成了一種更為整體的鎖定。這情形就像當天空布滿了一朵整體的大雲時，人們往往不會認為天空中有雲，反倒會誤認為天空無雲，萬裏晴空)，而是顯示在日常事件的具體細節中。反義時代的恐怖借助於無數現代化的材料、手段、方式、途徑和技術(比如電視、廣播、書刊、會議和話語的絕對壟斷權)，已經賦予給恐怖一種溫和柔順的色彩。此時的恐怖已經不具昔日那種刀切斧砍的碩痕，也不帶有任何突兀、粗糙、刺眼的輪廓。它們具有一種絕對虛偽性的隱蔽形式。此時，恐怖成為一種殺戳與宰割生命的軟刀子，是一劑使大腦呆滯、讓精神臨時鎮痛的麻藥。現代的恐怖恰好不在恐怖之處，相反，它正好存在於那些不見恐怖，恐怖不顯的地方。惟由此，現代的恐怖比傳統的恐怖更顯得兇險、殘酷和罪性十足。 面對著反義時代的招數，我們需要的不是聽而順從，而是看而思索。這樣，我們就能在諸多日常的事物中，洞見其隱蔽性的恐怖內涵。比如關於“印刷品”的定義，關於大法輪對小法輪，關於“人民當家作主”，關於“沙文主義”的聒噪，還有關於“信仰自由”的詮釋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給我們的甜蜜實際上是苦澀；他們許諾給我們的幸福實際上是痛楚；他們所標榜的開放，實際上永遠禁錮的色彩更重。

面對著一個反義的時代，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應去再反義一次，弄清事物的真像，以免我們不知不覺都成為假像與欺瞞的犧牲品。


發稿：2000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