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司法方面的人權在進步

報導說，過去兩個星期來臺灣審理蘇建和等三人的法庭異常活躍。除了同案件有關人員外，感到自己被司法機構輕蔑的學生和個人也擠滿法庭，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名婦女抓住每個記者都要拿出一口袋文件，講述她的兄弟如何在法庭受到輕蔑。一名老人在散發傳單，上面寫著“無論如何不要為了法官的面子玩弄這些人的生命。”

蘇建和、劉秉郎和張林勛三人在1992年被判謀殺、搶劫和強奸罪。他們後來說，當時是被施加酷刑之後被迫認罪。

這一案件目前已經成為對臺灣司法制度改革以及政治、社會和文化改革的考驗。

自從陳水扁今年3月當選總統、結束國民黨的55年統治以來，他的政府成立了人權委員會，聲稱要廢除死刑，要促進“人權婚姻”誕生“人權之子”。

但在臺灣實行戡亂條例時期，法律和秩序都是靠命令維持，而不是靠實踐。有些人不明不白失蹤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有些當時任職的法官現在仍然還在工作，他們的影響已經延伸到民主時期。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的學者認為蘇建和案中，法官更多的是關心自己的榮譽和名聲，而不是被告是否有罪。

在中華民國1911年成立之前，中國的法庭文化就是法官經常以酷刑要被告招供。國民黨到臺灣之後繼承了那種傳統。因此，人們盡量避免上法庭，避免任何同司法有關的事情。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壞人”才上法庭。

有些批評者說，除了文化因素外，警察暴力同他們的有限調查權力和低工資（平均月工資1900美元）有關。在臺灣，檢察官對於調查工作權力更大，警察僅僅是在嫌疑被押期間可以確定嫌疑是否有罪。

臺灣修改了法律，將嫌疑被關押時間從48小時減少到24小時，雖然臺灣警方仍然時常出問題，尤其是涉及到大公司和權勢人物的案件，但人權方面畢竟在進步中。當地媒體對重大案件也有影響。例如，在蘇建和案再審期間，法庭允許電視臺通過閉路電視轉播審判過程。



發稿：200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