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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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靜遠

孔子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以文化傳承、弘揚為己任，在當時就被譽為“天之木鐸”、“天縱之聖”。他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能彈奏多種樂器：彈琴、鼓瑟、吹笙、擊磬等，並作詞譜曲，一生重視禮樂教化並躬身力行，強調音樂從道德上感化人心，於亂世中依然自強不息的弘道，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孔子家語》中記載了他向魯國的樂官師襄子學習彈琴的故事。師襄子教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彈了十日還在練習。師襄子說：“可以學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雖然學會了曲子，但還沒有熟悉它的韻律。”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還不知它所表現的心志。”又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說：“可我還沒有體會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樣的人啊！”再過了些天，師襄子問：“知道作曲者是誰了嗎？”孔子說：“我感受到這個人形象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寬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嗎？”師襄子驚訝的說：“不錯！我的老師講過，這個樂曲名就叫作‘文王操’”。隨後孔子以“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的嫻熟技巧演奏了這首曲子，使師襄子佩服得“避席而拜”。可以看到，孔子學琴不但重視技法“得其曲”，還能通過樂曲的體驗過程悟出“得其數”、“得其意”、“得其人”、“得其類”。“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韓詩外傳》），孔子從琴聲中竟能辨出文王的志向和胸懷，可見其領悟樂境之深，也可見孔子作為與文王、周公一類的中國文化人文傳統的傳承和弘揚者，其志意、心性與古聖賢的心心相印、一脈相承。

孔子謙虛好學，經常向各國樂師請教和討論音樂的道理。他為了弄清樂的根柢，訪問了周王室主管樂的萇弘，萇弘稱贊他“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亦聖人之興者乎？”孔子還很喜歡唱歌，聽別人唱歌要是認為唱得好，就一定請他再唱一遍，然後和著他一起唱，即“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孔子在魯國與樂官談論樂曲時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他認為音樂的演奏要有層次感，在樂曲的開始時應是合奏，在隆重的氣氛中開始。音樂趨於和諧，然後進入高潮，節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揚頓挫，悅耳感人。最後戛然而止，余音裊裊，演奏便完成了。孔子對樂曲結構的規律，作出了簡明扼要概括性的說明，這就註意到了音樂的生動性、形象性及其所表現的意境。

傳說孔子所編選、整理的《詩經》三百零五篇，他皆能“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在禮崩樂壞之世，他復興禮樂，弘揚道義，雖屢遭困頓，也要難行能行。如在宋國匡地遭到圍困時，他對學生們說：“哪有修行仁義之人，改變不了世俗的兇暴呢？不講授詩書，不學習禮樂，那是我的過錯。如果以闡述先王之道，喜歡古代典章制度作為過失，那就不是我的過錯了。”他在樹下繼續演習詩書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被困於陳、蔡之時，在斷糧七日的情況下，仍“七日講誦弦歌不衰”，他作《倚蘭操》並演奏，鼓勵學生們說：“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窮困而改節！”

孔子認為音樂是“美”與“善”的完美結合，評價藝術作品的標準——“盡善盡美”，凡合乎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成為中國音樂美學史上影響深遠的美學原則。道德範疇所包括的“仁義禮智信”等倫理，音樂以藝術的形式幫助其實施教化作用，使道德同時滲透進音樂，“美”與“善”在這裏已經以一種更高的層次合一了。“善”的內核與“美”的形式已經無須區分了，聖賢之道及其聖人境界、倫理道德，蘊含在美的旋律中。例如：孔子評論《詩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就是純正，無過無不及，達到適度中和的審美境界。他在齊國聽到《韶樂》時，受到很大震撼，稱贊其“盡善盡美”，以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認為樂之所以能為教，是因為樂的形式最為人民喜聞樂見，有著強烈的感染力，能觸動人的心靈深處，聞聲而心從，潤物細無聲，具備修身養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義。孔子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禮樂，說：“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性。”樂教一貫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課程，提出君子“文之以禮樂”，把“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及“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作為教育完成的全過程，涵養人的內在品質，樂順天道，成就以“誠”為本、“溫柔敦厚”的君子人格，以達天人合一的境界。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因此君子禮樂一刻不離自身，即所謂“士無故不撤琴瑟”。除了音樂教學之外，孔子還從事正樂的工作，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評價“雅樂與鄭聲”。孔子推崇黃帝、堯舜以來聖賢相傳的雅樂，認為先王順天而治，將雅正的詩篇和頌揚之聲譜入管弦，這就是德音，德音才叫作樂。《詩經》中就有：“肅靜寧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眾能擇善而從”，認為雅樂可以導人正而不邪，有助於養成以仁義等品德，而不會去作悖禮違義的事情。鄭聲是當時在鄭國流行的一種靡靡之音，其特點是輕飄淫靡，無節制，表現出滿足種種物欲的狂熱，使人聽後意志頹廢或驕橫，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孔子稱之為溺音。針對春秋時多國皆好鄭聲，追求奢侈享樂，孔子極力反對鄭聲。他把雅樂比作正人君子，把鄭聲看作讒佞小人，在答顏回“為邦”之問時，說道：“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要“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提倡人要聽雅樂，禁止聽鄭聲，遠離奸詐的小人。如果不再去聽淫邪的鄭聲，那麼奸詐的小人就會消失殆盡。

孔子曾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針對當時的君主唯知崇尚玉帛、鐘鼓，而不看重禮樂內涵，故孔子加重其辭的感嘆說：禮啊禮啊，難道指的僅僅是玉帛等禮物嗎？樂啊樂啊，難道指的僅僅是鐘鼓等樂器嗎？意思是禮樂所雲不在表面形式，其本義在敬在和，在於教化人心啊。孔子的學生們受其教誨，到處傳播、普及禮樂，使很多人都能背誦古琴伴唱的“弦歌”，以達教化百姓的目的。如子遊出任武城縣令，以樂化民，孔子到武城時，到處聞彈琴唱歌之聲，非常高興。宓子賤出任單父縣令，普及禮樂到家家戶戶，使民風淳厚，單父得到大治，人們稱其“鳴琴而治”。後來，“武城弦歌”、“鳴琴而治”被稱為歷史上仁政教化的典範。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音樂思想，還相當完整的表現在《樂記》一書中，該書成書於漢代，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論述了音樂藝術相關的許多問題。《樂記》反映了古代樂教的主要特點：認為音樂是體現天理的，亦即天賦善性；“唯君子為能知樂”，只有合於道的音，才能稱為樂，而高層次的樂音是天道的體現。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能使民眾明辨善惡，歸於正道。

（據明慧網 有刪節）

發稿：2015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