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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16):被迫流亡异域 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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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广东电力学校高级讲师张孟业修炼法轮功之后,严重的乙型肝炎导致的肝硬化,获得痊愈。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张孟业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遭受折磨迫害,2000年元月被劫持至广州市第一劳教所迫害两年多,曾被铐在树干上三天,既站不好又蹲不下,出劳教所时形如槁木;随后不久被610绑架到所谓“法制教育学校”强制洗脑,多次被所谓“帮教队”把手脚捆绑得紧紧的,倒提起来,把头按在厕所茅坑里强行灌水。

张孟业是清华大学1959级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力专业的学生,中共前党魁胡锦涛的同班同学,并未因此少受一点迫害。2005年11月11日,张孟业夫妇成功逃离中国大陆到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期间张孟业多次给胡锦涛发表公开信,劝他抛弃中共。在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去美国之际,张孟业2006年9月1日一大早遭遇车祸去世。

张孟业

张孟业



张孟业的兄长张孟丹,广州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亲眼目睹身患十几年肝病、已肝硬化的弟弟在修炼法轮功八个月后完全康复,也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但是在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见识过中共整人手段的张孟丹因害怕被整而不敢再炼,后因病去世。

张孟业的二哥张孟青,家住梅州城区江北,也修炼法轮功,2006年被绑架到梅江区月梅拘留所迫害半个月,接着在梅州江南原梅县交警大楼迫害一个月,于2010年离世。

张孟业的妻子罗慕栾女士说,张孟业的老母亲得不到儿子张孟业的音讯而终日思念,最后忧郁而逝,至死也不知儿子已先她而去。

一、乙型肝炎导致肝硬化痊愈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张孟业老师因严重的乙型肝炎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十几年四处求医,曾尝试十余种气功,都无法抑制肝硬化恶化的趋势。1994年修炼法轮功之后,短短8个月肝硬化、肝腹水奇迹般地消失,身体健康,红光满面。

张孟业老师生前介绍说:“我1979年4月得急性肝炎,后转成慢性肝炎,并于1983年4月导致肝硬化。十几年来,我频频住院治疗,天天吃药,成了单位出了名的“药罐子”。真是花钱无数,用尽好药(包括:西药中的血清白蛋白,肝安则以数十万CC计;中药西洋参、冬虫草则以斤计),加上好吃好睡,却都难奏效。而且想当时,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为祛病健身,从1984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认真习练一或两种气功,以求能与药物治疗相辅相成地抑制住自己肝硬化一步一步走向恶化的趋势。但是,希望就象肥皂泡似的,一会儿就破灭了好几个。因为乙肝是极容易复发的。我只要一不小心,稍微劳累一点,乙肝就复发,转氨酶就升得很高,即造成肝细胞的大量死亡而导致肝硬化的恶化。纵然如此,我都没有灰心,从1984年至1994年的十年,我不断更换气功功种,一共十余种。但是,始终没有解决问题,始终无法抑制我的肝硬化持续不断地恶化的趋势,以致肝包膜的表面都粗糙凹凸不平了……”

1994年过年前,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治肝病最权威的医院)的一位治肝病较有名的副主任医师对张孟业说“肝硬化是治不好的,注意营养、休息,加上用药得当,能使它不发展,或发展得很缓慢,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张孟业老师说:“正当我几乎是绝望了的时候,同年7月我有幸遇到法轮功,再没有用任何药物(包括补药冬虫草、西洋参、肝安、白蛋白等),经八个月的认真修炼就解决了问题,即完全彻底根治好了。从此再苦再累转氨酶都不会升高,肝病也没有复发。”

张孟业和胡锦涛、还有他的夫人刘永清在清华大学同窗了六、七年,1959年一起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与水电站建筑专业。张孟业说:“水利系在清华属于冷门小系,我们年级不足150人,分5个班,我们三人分在了同一班(水55班)。”

在1998、1999年清华大学老同学聚会时,张孟业两度到北京,当面向胡锦涛介绍他的亲身经历,并给胡锦涛的夫人寄过法轮功的书籍,希望他们也能炼功改善身体,胡锦涛夫人曾回寄明信卡以表谢意。1999年4月的那次聚会上,张孟业向全班同学介绍了他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获新生的真实经历,赢得了全体同学的掌声。据悉,胡锦涛夫妇在参加清华同学聚会后,通过在北京的同班同学转告张孟业,提醒他注意。

二、在劳教所被折磨的形如槁木

1999年7月法轮功遭受迫害后,张孟业夫妻俩希望政府了解法轮功真相,停止迫害,他们数次进京上访,却屡遭拘禁。

1999年7月22日,张孟业老师与许多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广东省府、广州市府,时至下午三点半许,张孟业在中央公园被非法拘送到越秀区公安分局,傍晚转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非法审讯从越秀分局开始,在石牌街派出所更是几个恶警轮番不停,直至第二天凌晨两点,采用车轮战式的审讯来折磨,并声言只要做检讨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就立即释放回家。张孟业老师拒绝后,被送天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4天。

1999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张孟业老师被非法软禁在广东省电力职工休养院(在肇庆市郊),强迫学习诋毁大法的材料洗脑,损害人格尊严。

1999年11月11日下午2时许,张孟业老师与妻子罗慕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大马路上,请执勤的三位路警帮他们向中央政府呈递一封信。其中一位路警问知是法轮功学员时,立即用手机通知一辆警车,把他们俩非法拘送至府右街派出所审问。当晚7时许把他们当作犯人转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强制剥光衣服搜身,非法拘留5天后交给广东省驻京办。第二天(即16日)由北京非法押往广州,17日早晨抵达并劫持往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当晚深夜,即第二天凌晨约两、三点左右,张孟业老师与妻子被劫持至天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从1999年11月18日起,张孟业老师被非法拘禁在广州天河区看守所。开始15天是所谓的“治安拘留”,后来仅仅因为他继续坚持法轮功信仰,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就转为刑事拘留。在刑事拘留期间,为了阻止张孟业老师继续炼法轮功,于1999年12月31日(除夕),用很重的大脚镣套住他的双脚腕,直至2000年元月14日非法劳教时才解镣。

2000年元月14日,张孟业老师被劫持至广州市第一劳动教养所(在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非法劳教至2002年2月10日,长达2年零37天,身心因此受到很大摧残。

劳教所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强迫看“天安门自焚”等对法轮功进行栽赃的录像电视以及其它诬蔑、攻击法轮功的文字材料;有一段时间还多次威胁“不转化就永远出不了劳教所”,逼迫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同时,限制活动区域,指派专人对张孟业老师进行24小时的夹控监视。

2000年的10月下旬,张孟业老师被转关押到二大队,该队的第一把手李国民(男、教导员),多次谈话要求他“转化”(即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不阴不阳的威胁说“那你就准备接受麻烦的挑战吧”。接着,李国民亲自出马,在不同的场合或暗示、或公开挑唆普通的劳教人员为难他,甚至当众动手动脚侮辱。

张孟业老师生前揭露其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说:

“2000年12月29日凌晨2点,我在床上打坐炼静功,不影响任何人。被值班的‘三大员’发现后,立即遭到痛打,接着就给扣在铁门上蹲至天亮。当天上午9时许,我正在工场干活,李国民冷不防从背后紧紧揪住我的衣领,揪得我呼吸困难,衣领扣给揪脱了。一瞬间我被他弄得仰面朝天,从座凳上给狠狠的摔在地上。当时,我连气还没有缓过来,更由不得分辨是怎么回事,就屁股贴地面朝天被他拖出工场。在粗糙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拖了至少三、四十米远。李国民边拖边吼,还有人(是谁不很清楚)打我的头。

“在办公室里问话不到10分钟,又被拉出去铐在大树上。双手刚好被铐在树干上,既站不好又蹲不下,浑身吃紧,累得难受,双手很快就肿了起来。负责监管我的‘三大员’都看不下去,生起同情之心,叫人来放松一点。可是,来的恶警(据说姓张,男,40岁左右)却把手铐铐得更紧,紧得不能更紧了,锯齿深扎,犹如利刀割体,揪心揪肺的痛!我咬牙忍痛,虽时值寒冬,仍然浑身冒汗,几乎昏了过去。“三大员”(非法轮功学员)赶忙往我口里放水果糖,并用温开水喂我,以缓减我的痛苦。足足被铐了三天三夜(晚上铐在铁门上),我没有屈服,并指出这是肆意违反宪法,粗暴践踏人权。他们无话可说,却用加期三个月劳教来摧残我的身心。痛打我、阻止我炼功的‘三大员’却得到了减期两个星期劳教的奖励(时间记得不一定准确)。”

此后,劳教所不法人员进一步限制张孟业老师的人身自由,除去劳动、吃饭、洗澡(只能最后一个洗)和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被夹控在宿舍里不准外出活动。2001年3月21日又突然把张孟业老师转去七大队,进行“冷冻隔离”的迫害,宣布任何劳教人员不得与他说话,否则按法轮功学员论处。两次宣布隔离无效果,最后不了了之,这说明好人是孤立不了的。隔离开始后第二天,即2001年3月23日我罢工抗议江泽民及其“610”迫害法轮功,因此被强迫罚站露天,时遇春寒,饱受风寒冷冻之苦。尤其一天下午至黄昏,一场春雨淋得浑身湿透,冰冷刺骨,直打哆嗦。

2001年7月25日,劳教所管理科陈副科长(男,30岁许)找张孟业老师谈话,告知可如期释放,过去的加期、延期处罚不再考虑,等等。可是数月过去早已超期,仍无动静,到12月7日,七大队的管教刘副大队长(男,约40岁)突然通知张孟业老师说,加期处罚仍然要算,而且不“转化”坚持信仰法轮功,每月延期10天。如此一来,副所长(男,约50岁)竟说一共要再给张孟业加期六个半月。

对于这种无法无理的延期迫害,张孟业老师忍无可忍,从2001年12月14日开始绝食抗议(共47天),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到2002年2月10日,张孟业老师才获释,当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形如槁木,只剩下一张皮包骨,两颧骨高凸,眼窝深陷,脸色灰暗,1.65米的身高,体重还不到35公斤(包括穿在身上的寒衣)。

三、在所谓“法制教育学校”遭残酷迫害

回家后,通过修炼法轮功,张孟业老师的身体又很快恢复了健康。张孟业老师生前说:“更为神奇的是近两年多以来,在我被非法拘留及强制劳教期间,既无营养,也休息不好,还受尽折磨(简要情况见我老伴给你们写的信),特别是后来为抗议无理加期、延期而进行绝食(前后共47天)的第三阶段,连续28天不吃不喝,饿得骨瘦如柴、一张皮包一把骨了,人也几乎连路都走不了啦。纵然如此,……连肝病也没有因此而复发。”“众所周知,肝病是富贵病,吃不得半点苦,既要营养好,也要休息好,还要用药得当,何况乙型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又最容易复发,而我这两年多来恰恰又是在如此艰难、恶劣至极的环境中煎熬!”

2002年5月17日,张孟业与老伴到海珠区光大花园访友,上午十时半许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广州公安强行绑架。这些警察没有法院、检察院的传票或逮捕令,公安身份证也没有出示,穿便装,开普通小面包车而不是警车,野蛮粗暴的把张孟业老伴摔倒在地,再强行推上小车,把张孟业按倒在另一辆车门边,强拖上车,绑架到石牌街派出所。拘留到第二天上午,即5月18日,由石牌街“610”的苑晓泳(男,约30岁)与2名辅警(彪形大汉)铐上手铐,强行押送到广州市黄埔的所谓“法制教育学校”继续迫害。

这间所谓的“法制教育学校”,隐藏在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路戒毒所的五、六层楼上。由于其罪恶的行径见不得天日,所以它混在戒毒所里不亮相,公开只挂戒毒所的牌子,里面五层楼上方挂“学校”的牌子;其次,法轮功学员受酷刑折磨期间都是独身被关闭在单间房里,窗户不开,用报纸糊住,封得严严实实,报纸写上诬蔑、谩骂大法、大法创始人的标语;迫害都是鬼鬼祟祟在深夜至天亮前进行,白天用恶语恫吓,夜里才滥施刑罚。

在黄埔洗脑班,张孟业被强灌厕所的脏水。充当打手的帮教把他的手脚捆的紧紧的(手绑在背后),然后倒提起来,再把头按在厕所茅坑里强行灌水,一次一次地反复,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酷刑示意图:灌水(马桶灌水)

酷刑示意图:灌水(马桶灌水)



帮教还经常用铁管或拳指狠杵法轮功学员胸部,有的甚至用铁管横扫学员的头部,或用烟斗猛敲头部。张孟业的头部被打得到处是肿包,睡觉时用枕头都有困难。有两次甚至头部被打出血。他的双腿也被毒打至无法下蹲,大腿上的淤痕两个月后还清晰可见。另外,张孟业还被迫长时间蹲站,长时间不让睡觉等。更令人发指的是,有学员的指甲被硬生生的给从肉上掰裂开来,直到流血痛彻心肺为止。

张孟业生前揭露他在所谓“法制教育学校”里所受的残酷迫害说:

“在广州市黄埔区的所谓‘法制教育学校’里,我绝食抗议对我们夫妻的绑架,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被所谓的‘帮教队’(实质是打手队)的暴徒们紧紧的捆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再强行灌盐辣椒水,还要受耍猴似的百般羞辱。施暴者有:打手队长邱朝华(男,重庆市郊人,63年生)、副队长詹永龙(男,潮汕口音,近30岁)、一个广西人(男,约40余岁)、副校长余若兰(女)也在场。其余就记不清了。”

“此后在黄埔法制学校里便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恐怖生活。从五月底起把拘禁我的单间房封闭起来,几乎不让睡觉,每天晚上十点半后仅给躺2、3小时,并故意把灯开得通亮(灯开关在房外,由打手们控制着),强光耀眼,刺得人头晕目眩,无法入睡休息。在这里我被拘禁了七个半月,一直在独身房里度过。不仅度日如年,而且只要我讲真话,坚持法轮功“真善忍”信仰,便会受到反复的迫害和折磨。”

“每天下半夜,暴徒们便凶神恶煞似的来折磨我。轻则侮辱人格,邱朝华几次用他的口水抹在我的脸上,黏糊从我头上拔下来的头发,做胡须以羞辱我,妄图摧残我的意志;同时罚长时间的蹲站(包括各种姿式),还把肮脏的垃圾斗倒盖在我的头上;重则拳打脚踢,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有几回,打手王建宾(男,约30岁,河南人)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离地),狠狠的往下摔,一次一次的把我摔得几乎站不起来;尤其当蹲站的时间长了,腿上的肌肉绷得紧紧而近乎僵硬的时候,邱朝华或其他暴徒重重的踢过来,我的腿痛得就象断了似的,伤得更厉害。两条腿也因此好长时间蹲不下来洗澡,臀部和腿部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两个月还消失不了。暴徒们用拳指或4分粗的自来水铁管狠刺我的胸部,受伤两个月后还隐隐作痛,深呼吸时尤觉得痛。还有暴徒用4分粗的自来水铁管横扫我的头部,邱朝华用硬木制的烟斗重敲我的头部,我的头被打得到处是肿包,睡觉时用枕头都有困难。有两次打破了我的头,不断流血,他们担心伤口打大了,白天易被人发现,才停手没有继续打下去,而且当时就强迫我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

“2002年5月下旬连续4天,在零点后天亮前,暴徒们轮番使用上述种种手段对我进行野蛮、残酷的迫害,但都没有使我屈服。邱朝华、王建宾和另外两个暴徒把我的手绑在背后和脚捆绑得紧紧的,倒提起来,整个身体倒挂着,把头按在厕所茅坑里强行灌水(用拖地板的拖布堵住茅坑下水口,再放满水),直到我拼命挣扎,才把我的头拉起来吸几口气,再按下去强行灌水,这样残忍的一次一次反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当我窒息得拼命挣扎时,肢体欲裂,五脏俱崩,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痛苦和恐怖足可想见矣!

“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我表示继续坚持法轮功信仰,甚至稍不顺他们的意,就用上述种种手段折磨我。其它方式姑且不论,直到11月份还强行灌水迫害我5次,其中第一次倒提着灌(如前述),后来3次把我按倒在地,再把头按在厕所茅坑里强行灌水,并用脚重重的踩在我的胸背上,我的肩膀也因此磨出两个大大的伤疤,一年后尚未完全消失。最后一次是把头按在桶里强行灌水,灌得肚子胀胀的,尿憋得厉害,要求方便,邱朝华和另一个打手(平远人,男,20岁许),就凶狠狠的威胁不准拉,否则强迫喝回去,真是毫无人性。”

“广州市610派往黄埔‘法制教育学校’的头目王友成(男,50余岁,他自称原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保卫干部),是上述一切迫害的主谋,该校的总顾问林和平(代校长)、正副教导主任谭志坚、陈卫民则是策划和指挥,有两次我拒绝了陈卫民的要求,结果深夜就遭到强行灌水。打手队长邱朝华,副队长詹永龙、打手王建宾……则是实施上述摧残、迫害的凶手暴徒。

四、辗转流亡到泰国、遭遇车祸离世

1999年11月12日,广东省电力工业学校非法开除张孟业老师的公职(但至2000年11月30日才通知)。从此,张孟业老师便失去工资、奖金等一切福利待遇,从1999年11月至2002年底共26个月工资、奖金或养老金,估计10万元以上,尚未包括办退休时应付给他的2万余元。

鉴于自己的人权、最基本的生存权遭到了严重的侵犯和粗暴的践踏,张孟业老师将迫害他的具体事实于2004年10月12日向广州市检察院进行举报,被有关人员以“法轮功的事情是政府行为”,“做‘转化’工作时采取措施有时就难免有意外伤害到人”,等等为词拒绝受理。

由于张孟业老师网上发表了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致清华学友的公开信和向广州市检察院举报我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情况等三份材料。2004年12月13日(星期一)广州市天河区“610”“洗脑班”,石牌派出所,及街道居委会同单位保卫科共十几人,前来威胁,要求他上网发表声明否定上述在网上发表的三份材料,遭到张孟业夫妻严词拒绝后,便恼羞成怒,要求张孟业夫妻带好衣服及日常生活用品跟他们走。张孟业和妻子罗慕栾坚决不从,“不配合”,并严厉斥责他们这种非法行为。

12月14日,张孟业要到公司上班(当时在一家私人公司兼职),没想到大院门口来了两辆车,610的刘主任,洗脑班的曾头目及陈长毅,对面楼也冲下来5~6个说是派出所的,可是都没穿警服,只穿便服的,要将张孟业带走。张孟业即刻大声疾呼“610又来迫害法轮功了”、“610又来绑架法轮功学员了。”他太太罗慕栾立即跳上窗户,大呼“大家快出来看‘610’又来迫害好人了”,并勒令他们“快把我丈夫放回来!”当时,宿舍的教职工及其家属,或酒家、宾馆、马路上的人都来围观, “610”及其操控的那帮人员没敢动。

2005年11月,张孟业老师与妻子罗慕栾辗转流亡到泰国,向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中共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并没有停止。

200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那天,法轮功学员在泰国曼谷中使馆对面的马路边抗议中共恶警何雪健强奸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并向过往行人发真相资料,遭到受中共使馆指使的警察、便衣骚扰;12月14日在离曼谷150公里的芭提雅,警察抓走了在那里发真相材料的张孟业、罗慕栾等三名法轮功学员。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到当地的泰国使领馆抗议,要求泰国警方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后法轮功学员获得释放。

在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去美国之际,2006年9月1日早晨5点多,张孟业跟往常一样去公园炼功,但是过马路时遭遇车祸,三天后在一私人医院去世。而在此车祸前一周,张孟业还接受大纪元专访《张孟业谈胡锦涛和刘永清的大学往事》,在专访中张孟业谴责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张孟业的妻子罗慕栾女士说:“老张一直给胡锦涛写信劝善,还说到美国将向全世界公开中共迫害的黑幕。事发前几天,老张就发现出去炼功有特务在跟踪了。”

2008年9月28日, 美国大纽约地区的各界人士在纽约布碌仑区中国城游行集会,声援四千三百万勇士退出中共,告别毒源,希望布碌仑的父老乡亲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互相转告,早日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走向光明。张孟业妻子罗慕栾讲述了他们夫妇、尤其是张孟业在中国大陆遭受的残忍迫害。罗慕栾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毫无人性,张孟业有此特殊身份的都遭到残酷折磨,其他普通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就可想而知。



五、妻子罗慕栾遭受的迫害

罗慕栾女士2000年初被非法劳教,在槎头劳教所被迫害了十四个月(至2001年4月19日),其中的九个月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日子,同时还曾经干活干到天亮,连续不让睡觉,第二天继续开工。罗慕栾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折磨。由于坚持自己的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她也曾经被戴手铐铐在铁窗上两天两夜,脚都站肿了,每天只吃一顿饭。

罗慕栾说:“我在1999年11月因为上访,我们夫妻俩人被中共警察从北京押回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在2000年二月份和梁文坚(法轮功学员)一起放回家的。当时我们都以为从此就自由了,但从送我们回家的警察口里,我就感觉有点不妙。他们说:你们回家后不要到处走。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往深想下去,到底他们还有什么阴谋呢?

“回家大概过了20天左右的一个晚上的8点多钟,我住所的片警吴××突然打电话来,说明天叫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叫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到石牌派出所。当时我说,我明天要上班,还没来的及请假,你叫我开什么座谈会。他说是公安分局找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座谈一下,叫我打电话给单位领导,请一下假,还叫我请到假就通知他。由于当时丈夫已被他们关住不放,所以就抱着一颗讲真相的心,答应去。

“结果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当我去到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的时候,看到梁文坚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也在那里,我们见面后,都互相问,到底叫我们来开什么座谈会。当时派出所叫我们三人在楼下一个小房间里等,无人搭理我们,过了不到—小时,就来警察叫我们走。梁文坚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先走,而我最后走出去,当走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叫我上一部警车,我就警觉起来,表示不上,质问他们带我去哪里?这时候,他们还在撒谎,支支吾吾说去开座谈会。当我质问他们在哪里开,他们还骗我说:天河公安分局的领导架子大,不来我们这里派出所,要我们把你们送去那里开。那时,我看见文坚两人都已经坐上车了,而我还在犹豫的时候就被2个警察连推带哄推上车。没想到,开车后一直把我们送去天河看守所。路上当我们发现后,质问车上的警察是怎么回事,车上三个警察都不说话。

“到了看守所,下车后还继续骗我说在那里开会。然后就把文坚两个带到一个房间,我在后面看见好象拿什么东西给她们。后来我看见文坚转过头来,大声跟我说:罗姨,他们要送我们去劳教。当时我听了脑袋一下炸起来,知道我们受骗了。当他们把我叫到屋里,把劳教单拿出来叫我签名的时候,我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送我去劳教,依照哪条法律。我说我不会签名,而且我一手把劳教单拿过来准备把它撕烂。警察赶快收回去,跟我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是执行上头的命令。

“那时,面对一种无耻的欺骗,我忍无可忍,我不能让他们把我送去劳教,我奋力反抗,我说我不会去劳教,你们的做法拿不出法律根据来。他们拿不出什么话来说我,又怕影响到周围的人,最后看守所的所长朱文勇想出一个坏主意,又来骗我,叫我可以上诉,那在劳教单上写明要上诉,然后你去到劳教所,那里有检察官,他们会受理。由于自己对法律和法律程序不熟悉因此而上当,从此我和文坚就被他们押到广州市槎头女子劳教所。到了那里不要说见检察官,就连管教都不让我见,整天围着我的都是最恶的劳教犯人(起码有半年)。”

罗慕栾女士2007年上书明慧网揭露中共对她的迫害,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从开始到现在八年来,用的都是无法无天的流氓手段。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见不得光的,是不敢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的。今天他们还继续用无耻手段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真是天理不容,等着他们的只能是无尽的偿还。我呼吁国际社会尽快认清中共邪恶流氓的嘴脸,尽快结束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这场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