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文/林辉

“话虽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这是早期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临死前写的遗作《多余的话》中的开篇语。也正是因为这“多余的话”，瞿秋白死后三十多年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被掘。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了哪些“多余的话”而让中共不满呢？

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瞿秋白，在被处死前的一个多月中，完成了《多余的话》，深刻剖析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被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所欺骗走入共产党，之后在真实的现实中，面对共产党残酷的对外对内斗争，在党的忠诚、服从原则下灵魂分裂，直至成为放弃独立思想的“演员”，一边宣传着共产党的主张，一边怀疑着用阶级消灭阶级，用不美好到达美好的逻辑。
在文章中，瞿秋白坦言自己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称自己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论》更没有读过，仅有的常识，机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但因为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认为当中共领袖是个历史误会的瞿秋白还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个“更重要的误会”，因为这是由他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开始的，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结果？

在最后的“告别”中，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因为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他最终的自我认定是一个“文人”。在人生的最后，他没有推荐任何马列斯毛的学说，而是推荐了包括《红楼梦》、《安娜‧卡里宁娜》的几本文学作品和中国白色的豆腐。

瞿秋白亦在“代序”中写道：“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瞿秋白并不“多余的话”不为辩白，也不为求生，而是表明他对马列、中共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这样的怀疑除了其自身的经历外，还与其身上浓浓的知识分子情怀有关。

也正是因为《多余的话》，本已被中共认定为“革命烈士”并安葬在八宝山的瞿秋白死后也不得安宁，其家人也是备受磨难。

据大陆《文史参考》2010第10期的《“瞿秋白冤案”不始于“四人帮”的迫害》一文透露，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学界和中宣部都对戚文提出了批评。

然而，当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看到《多余的话》与《评李秀成自述》后，下了如下断言：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认为瞿秋白“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并表示：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应该说，此时的毛将其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了起来。在那样的年代，既然毛下了这样的短语，其他人只能遵旨行事。本已进行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停办。

1966年文革爆发后，“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称为“瞿秋白叛党宣言书（自白书）”。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其尸骨被扒出抛扬，而且强迫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对着丈夫的森森白骨进行批判。

文革爆发后，随着瞿秋白被打成“叛徒”，杨之华也被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在监狱中，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含冤病逝。而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则被关在牛棚中。

地下有知的瞿秋白，估计最无法忍受的就是逝去的父母不得安息。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瞿秋白的母亲的坟墓。而其曾在济南教书的父亲瞿世玮1932年去世后，就被葬在济南南郊。文革中其墓碑被毁，坟被平掉，后来成为了一处果园。

生前对人生进行反思但至死并没有与中共决裂的瞿秋白，死后大概没想到中共会如此对待自己，如此对待自己的妻子、孩子，如此对待自己逝去的父母。瞿秋白“多余的话”并不多余，一定是希望曾经被自己毒害的年轻人远离中共。

（摘自大纪元，有删减）

发稿：2018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