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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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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河北法轮功学员

风烛残年、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身上插满了大小针管和各种监护仪器,时而从昏睡中醒来,用可怜巴巴的眼睛望着病床周围的人……,时而又沉沉入睡。每当出现这样的情景,我总是不忍目睹,就觉得人的一生要遭多大罪呢?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他的一生,所以我几乎回忆不起他笑的表情。

划入“黑五类”

1921年,父亲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兄弟姐妹多而家境贫困。在他刚刚成年后,经人介绍就到山东济南的一家鞋帽店做学徒。这段时光可能是他这一生中感觉最好的日子,因为后来在他难得有好心情时,就会谈起那时的衣食住行,惬意之情就会溢于言表。也只有在此刻,才会看到他舒心的笑容。家中有两张发黄的旧照片,可以对他所讲的话做个印证:一张是他自己的半身照:四方大脸、鼻直口阔、卧蚕眉、丹凤眼,加上油亮的分头,用漂亮来形容好像还不够,这和我认识的父亲的形象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另一张是他与两位师兄的合影:三个年轻人都身着长袍,身姿挺拔,英俊潇洒……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强,总想光耀门楣,所以在他出徒后,自己即刻开始外出做小生意。由于他的努力,终于赶在土改前为家中挣到了一驾马车和几亩田地,再加上农忙时曾雇过短工,这样在土改中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被划定为 “富农”成份,从此全家成为了专政打击对象。在文革中被称为“黑五类”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父亲的伯父在没收田产批斗会上,被瓜分他田产的“群众”活活打死,这对他们整个家族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后这个家庭的成员就开始了各自屈辱晦暗的人生。

父亲带着母亲在远离家乡的一个城市谋生,和无数中国人一样,经历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有许多人被整肃,甚至被杀掉。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父亲总是小心翼翼的应对着周围的一切。

在我记事后,记得有一邻居夫妇,男的姓崔,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被打成右派,因找不到媳妇,最后娶了一个没文化并且是地主出身的寡妇为妻。夫妻二人备受歧视,成了街道干部的监视对象。有一天晚上街道干部的家门前被人放火(火烧得并不厉害),老崔首当其冲的就成了放火嫌疑犯,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经过一天的拷问后,凌晨被人用门板抬回家,放在门外,他妻子出来看时,发现老崔已经断气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记事后听人说的:我家居住的街道,有一天墙面上出现了一条用粉笔写的“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可能也是街道干部的作用,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二哥,与此事无半点关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進派出所,警察让他承认标语是他写的,二哥吓得喃喃地说:“不是我写的。”警察又说:“你承认了,就放你回家。”二哥说:“真不是我写的。”到了中午警察说:“你不承认,就别想回家吃饭。”二哥还是说:“真的不是我写的。”警察掏出手枪拍在桌上,冲二哥吼着“你不承认,就永远不让你回家。”二哥哭着重复着那句话:“真不是我写的。”直到天都黑了,父亲才硬撑着胆子到派出所去找二哥,警察从一个上了锁的小黑屋把二哥放出来。父亲小心的问警察“为什么事?”警察之漠然的回答说:“没什么事?”父亲再不敢多问什么,赶紧把二哥领回家,到家后才发现一天水米未進,在惊惧恐吓中度过的二哥一下子变得目光呆滞,哆哆嗦嗦。经过此事后,二哥性情大变,不再有那个年龄孩子应有的活泼与无忧。后来二哥在读小学时,常被老师和同学当做傻子,经常被同学追打。母亲说,就是那次惊吓落下的毛病。而父亲以后每当想起此事来都会后怕,说当时二哥要是稀里糊涂的承认了,咱们这个家就完了。也正是从那时起,父亲走路就不敢伸直腰板,总是低着头,双手在前面揣在一起,快速的迈着小碎步,一副卑微害怕的样子。几十年的低头弯腰,造成他脊柱严重变形,背后鼓起一个“大锅”来,以致他去世后,遗体安放在木棺中,棺盖都无法盖严,这是后话。

遭遇大饥荒

母亲生了我们姐弟八人,我是出生在公私合营那一年,父亲不喜欢我,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自己做小生意,养家糊口还不成问题。公私合营后,父亲被收编進合作商店,每月工资只有46元,要养活那么大一家人实在太难了,全家生活陡然间变得极其艰难。尤其到了大饥荒(就是我们熟悉的所谓 “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父亲下班后总要到处搜寻买谷糠或一切能充当食物的东西,我的几个哥哥需要到野外四处挖野菜,捡菜叶、剥树皮。记得有一次,大哥骑着家中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农村地里捡菜叶,当时他大概有十四、五岁,实在太饿了,他摘食了地里的甜菜,被当地的民兵抓住,关在村委会。父母见天黑了他还没回来,正在着急,一个做裁缝的邻居大叔来报信,说大哥被关起来了,因为大叔当时作为支农人员正在那里工作。父亲当时腿上正生毒疮,行走十分不方便,但还是拄着一根棍子,从傍晚一直走到大半夜,终于到了那个村子。找到地方,父亲从外面呼唤着大哥的乳名,大哥哭着自里边回应着。当时已是深秋,父亲只能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等着天亮,直到第二天早上村委会有人上班,父亲说尽了好话,加上邻居裁缝大叔的帮忙求情,大哥才被放出来,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极深的事:那天六哥進家告诉母亲,说四哥大便不出来。母亲急忙跟四哥出去,好长时间才回来。进屋后她一边洗手一边无奈的跟家里人说,四哥大便干结的象炭块,怎么用劲都排不出去,自己憋得直掉眼泪,母亲只得找根小木棍,一点点帮他往出抠,干结的便块里有大量人体消化不了的谷糠。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我家,而是经历过大饥荒年代许多人脑海中永久的记忆。

历劫“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大陆,对所有“地富反坏右”的打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那些“黑五类”稍有不慎就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决。我家的外墙上经常贴一些布告,上面被打上红叉的人名就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没被打上红叉的是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市里有一个广场,在那里经常开公判会,每次公判会后,布告就会贴满大街小巷,有时上面打上红叉的人名特别多,密密麻麻一长串。父亲的单位,每次都要求他去参加,以接受再教育,而每次参加公判会回到家,父亲总会双目发直,沉默不语,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一次次的惊吓,使他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中,他变得越加沉默寡语,再难以见到他脸上有舒展的笑纹。

姐姐读书的中学学校里,有一个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王老师,历次的打压,使他到文革时,人已经变得几近痴呆,每天穿着脏破的衣服,只能干打扫厕所、扫大街这些最脏臭的活,还经常被学生吐口水,扔石头。即使这样也未能保全性命。有一天他突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原因是他不认罪,顶撞了校领导。几天后被五花大绑的押上公判会的审判台,宣判后又插上招牌,游街示众后就被枪毙了﹗这件事对父亲刺激极大,因为父亲很同情这位善良而有文化的王老师。

生活在那样的岁月里,使我们家兄弟姐妹的性格都变得胆小、懦弱。因为父亲总是告诫我们:千万别给家里惹事。还有一件关于二哥的事:正上初中的二哥,有一天课间,和同学一起玩扔纸飞机,他的飞机扔出后,摇摇晃晃的冲向教室前面墙上贴的毛泽东像,纸飞机前头用于固定形状的大头针正好扎在了毛泽东像的下巴上,此情此景使喧闹的教室刹那间变得死寂一般,所有人都惊呆了,每个人都吓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还是当事人二哥首先恢复了意识,蹬上櫈子,站在讲桌上,急忙把纸飞机取下,又诚惶诚恐的找班主任老师说明情况。幸运的是,这位老师很通情达理,没有责难二哥,并告诉班里的学生,对此事不要出去声张,最后硬是把这件事给掩盖过去了。据母亲后来说,那段时间二哥行为反常,每天去学校都是早出晚归,正值冬季,他每晚都要准备好生火柴,第二天带上去学校,早早的给班里把炉火生好,以此来救赎他犯下的 “错”,这是他在那个年龄能想到、能做到的唯一办法。后来二哥说,那段时间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这件事给家里带来灭顶之灾。

漫漫十年的文革结束后,父亲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所以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思想高度紧张、惊恐焦虑中度过的。

最后的等待

我在1997年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地,知道了法轮大法对每个生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深深觉得我的父母双亲——两位老人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人生历程,如果不能像我一样得法修炼,那这些苦不白吃了吗?于是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母亲很接受,但是种种原因她没能坚持下来。而父亲却很排斥,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恐惧,只要和共产党灌输的无神论等一系列说教稍有不同,他就会本能的排斥,那些长久的恐惧岁月使他根本就不敢、也不会用自己的大脑真正去思考、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善恶对错。他的思想行为再不敢和共产党有丝毫的异议。他生怕因此再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

我因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邪党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群体的迫害,被诬判五年,在狱中的第三年,慈祥的母亲在愁苦期待中、没等我回来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知道母亲总是怀揣法轮大法“护身符”,常念“法轮大法好”,他老人家走的很安祥,对此我心稍有安慰。而父亲在我出狱几月后,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院方对垂危的父亲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而父亲却一直艰难的坚持着生命,冥冥中总像是在期待着什么。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父亲还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还没有认同法轮大法呢﹗面对吃力睁着眼睛看着我的父亲,我站在他的病床前,大声告诉父亲: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父亲的眼睛倏忽一亮,长吁一口气,他的嘴唇翕动着,我一遍接一遍的念,父亲的嘴也不停的动着,虽听不清声音,从口型上我知道父亲在努力的念。最后他伸手紧紧攥住我的手,眼窝里的泪水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此后不久,父亲又一次合上了眼睛,直到第二天中午停止呼吸,再没睁开过。他在平静中告别了这个给了他数不尽痛苦的世界。

就在那一瞬间,我才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临终前,真的是在等这句话——“法轮大法好”,这应该是他生命真正久远的祈盼,可是却由于我的不负责任,不理智,几乎让这个生命失去这无比珍贵的万古机缘——一个饱受蹂躏的生命,在人生走向尽头的最后时刻,终于登上了被救度的法船,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