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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屠杀到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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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春秋

从中共“六四”屠城之后,中共就走了一条誓将罪恶推到极致的极恶道路。这条极恶之路是江泽民从学生的鲜血中走向中共最高权力开始的。(网络图片)


中共自25年前对和平静坐的学生开枪屠杀之后,就在一条罪恶、邪恶与自取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完全超出人类理性可以承受和预料的范围,被称为“这个星球从来没有的邪恶”。

将邪恶推到极端的罪恶之路:从开枪屠城到活摘人体器官

当一个政权敢于用防卫国土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时,它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国家的存在意义不是执政党、政府和政权,国家是一个由国土、国民和国民所共同尊奉的价值体系(宗教信仰、道德理念和文化传统等)这三位一体构成的。

国土是被动的物质,价值体系维系着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和行为标准,是一个民族能够共生共荣的保障,而国民则是这三位一体中最重要的能动力量和主体。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主宰。政府的角色只是一个“管家”,替国民打理“国事”,它的权力是国民所授,当一个管家偷窃主人的财产或者凌驾于主人之上,这个管家是必须被解雇的。

这是一般的理论逻辑,不适合中共。中共从一开始就不想做“管家”,中共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先使用欺骗和谎言,加上根本不想兑现的虚假“承诺”,赢得一部份国民的好感,藉助中华民族被日本侵略这个巨大劫难,悄悄养精蓄锐,扩大力量。当国家在8年抗战中被消耗的遍体鳞伤、筋疲力尽,希望休养生息之时,这伙强盗却赫然出手,悍然发动内战,居然成功地赶走了原先的“管家”,建立了一个为所欲为的邪恶政权。

中共不做“管家”,强盗的本性是掠夺,它与被劫掠的对象是敌对关系,不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只是中共成功地把这种敌对关系“国家化”了,于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了任中共宰割、屠戮、奴役和驱使的受害人。

那么,当“六四”的青年学生向中共要求“民主”和“自由”时,强盗的感受是什么呢?邓小平杀气腾腾地说,中共这个“江山”是几千万“烈士”的头颅换来的,谁要想改变它,就要用同等数目的脑袋来交换!

1989年六月四日中共对学生的屠杀。 (网络图片)


中国学生只不过要求正常社会人人都有的权利,如同人要呼吸和喝水这样普通,中共头目就要学生用脑袋交换!中共嗜血的本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它的“江山”叫做“红色江山”。这种“红色”是不断需要鲜血来维持和保鲜的。

为了这种“红色”,中国人已经不止付出几千万人的牺牲为代价了,仅仅在1958—1962的大饥荒年代,中国就饿死六千万人!

而自从中共“六四”屠城之后,中共就走了一条誓将罪恶推到极致的极恶道路。这条极恶之路是江泽民从学生的鲜血中走向中共最高权力开始的。

十年之后,“六四”学生鲜血的血腥气还没有褪尽,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进行了全面、血腥、残暴的镇压。在其授意下,中共成立了一个“法外执法”的机构:“610”办公室,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斩断、肉体上消灭”的宗旨下,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在此期间,法轮功学员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空前绝后的折磨,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2005年,相关证人揭露中国存在大量的集中营,用以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目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这一惊天黑幕的爆出,举世震惊。 (网络图片)


发动迫害15年以来,明慧网共收集到3643例可以查找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案例,更多的致死案例因中共的群体灭绝政策而无从知晓,特别是2005年,相关证人揭露,中国存在大量的集中营,用以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目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这一惊天黑幕的爆出,举世震惊,完全超越了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被认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人类在这样的罪恶面前,几乎无法思维:思想因罪恶的极致而感到窒息,语言也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它远远超出了人类思想、感情和语言的承载力。

觉醒之路:从制度的思考到人心的净化

中共的邪恶在推向极致的同时,中国人也真正觉醒着。89“六四”是国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考,要在制度的改变上落实。

制度设计是人类重要的选择,是针对人性人心中的恶进行约束和抑制的努力。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透露出一个信息,仅仅从制度去约束政府,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政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然存在,是由具体的人来组成的。

当代大思想家哈耶克表达的观点非常不看好政府:“在我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我对政府的看法越来越糟:政府越是想采取某些明智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遵从现成的规则),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行事(而不是仅仅维持一个自我调适的自发秩序),就难能免于为某些党派的利益服务了。”

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限制了人性中的恶,然而,人性一旦堕落,任何制度都无法抑制它作恶的趋向。

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人性,在于人心。中国自黄帝开始,推行人文教化,以礼乐规范、调节人的内外行为,从而培育人的完美品德。这种文化,经过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的丰富完善,奠定了中国的文化的基础;而暴君如桀纣之流也知道这点,所以他们竭力诋毁、破坏这些人文教化,制作靡靡之音,淫巧之物,放纵情绪和欲望,消灭人们的廉耻之心,向善之意。

制度的设计,背后站着的正是这个民族的信仰、价值体系和人文教化。美国宪政的背后,是对上帝、对神的信仰,是对上帝所造之万事万物的尊重。没有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这个制度无论多么完美精细,都会被怀疑,被人为破坏,从而无法立足。德国思想家韦伯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清教信仰联系起来,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也撰文论述儒教思想对明清时期中国商人的影响,就是要说明精神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其作用非常之大。

当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价值体系、人文教化、文化传统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之时,人性堕落,人心涣散,美丑善恶,是非对错完全颠倒的时候,单纯追求制度的改革,无法触动社会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单纯从制度层面的思考达不到认清中共本性的深度,中共不像表面看上去仅仅是一种专制和独裁,它不是任何政治理论所探讨的邪恶制度类型,那些制度无论多么不好,都是在人性范畴之内的败坏,而中共的恶,超出了人类理性可以把握和理解的范畴,因为这个政权完全是反人类的,是誓死与民为敌,誓死与人类普世价值顽抗到底的强盗、土匪、黑帮、信奉魔鬼的政权。

真正剥开中共鬼画皮的还是《九评共产党》。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核心,修心向善,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正在全面回归,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归正。人心的归正,人性的向善,不断提升着人的精神境界。古人说:道德出智慧。在“真善忍”的佛光普照中,中共的“假恶斗”无处遁形,正在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