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意识形态在中国可以被“虚置”吗？

【新生5月20日讯】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进入意识形态虚置时代”的文章，说在抗非典战役中出现了一个多年来少有的现象，即官方媒体很少有关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连三个代表也很少提及，尤其是北京市新任领导在公众场合只以亲民形像出现，绝口不提意识形态。文章认为这种作风将会被很多官员仿效，代表了中共政局变化的一个“热潮”：“这种热潮的基本表现是，在公众场合，除非万不得已，一般都不会采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是采用一种更家长里短的公务态度来进行与民众的沟通。意识形态话语会逐渐只限于党内会议。这对听惯了口号式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大陆民众来说，不光是耳朵有福，随之而来的政治文化的变革将有助于民主、自由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普及。”

无疑，文章作者的观察是有根据的，也很有可能代表了相当一部份人的看法。“非典”确实给中共传统的的统治方法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不改是不行了。但问题是，假定这种变化真的具有代表性，而且在“非典”过后也被官方接受，那么由这种意识形态的“虚置”所产生的“政治文化”对于“民主﹑自由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普及”究竟是福还是祸？再进一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话语只限于党内会议”究竟是正常现象还是变相的极权主义？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究竟什么是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吗？是共产主义吗？是毛泽东思想吗？只要对当今中国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天真到相信这些东西还是真正的官方意识形态。那么真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是别的，就是种种为一党专制甚至个人独裁辩护的理论，包括伪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而非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种种从自由民主人权的立场出发挑战一党专制的言论，其先锋和要害--如胡平所一再强调的――是争言论自由权。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被“虚置”的“政治文化”究竟是否值得人们欢迎呢？这个问题如果放在20年前，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还不是一个问题，成问题的是“姓社姓资”，所以意识形态被“虚置”有利于改革力量的立足和发展。但在今天，明眼人――尤其是中共自己――都不会傻到还在姓社姓资上纠缠不已，谁都看到成问题的是中共的统治地位和大限。因此在这个时候“虚置”意识形态就成了闭口不谈政治改革和不容许向一党专制挑战的另一种表达。甚至很有可能是以守为攻：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我已经不谈意识形态了嘛，你干吗还要在政治问题上纠缠不休呢？

再说，如果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虚置”是由少数政府官员说了算，那么官方意识形态的“实置”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那里。新左派喜欢用“霸权”这个词，这个词用在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上倒是恰如其分。今天中国需要的决不是“虚置”意识形态，而是要打破政府对意识形态的霸权。说到底，意识形态不是哪个政党的私有物，想灌输就灌输，想虚置就虚置。人民有自由谈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权利。政府心虚了，当然可以“虚置”官方意识形态，但不能因此而把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话语都“只限于党内会议”中去。如果是那样，那只说明政府以“虚置”的方式仍然在垄断意识形态，因此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极权主义。

其实，在非典中出现的这种所谓”亲民”和意识形态的“虚置”在胡锦涛接任中共总书记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相比，明显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问题是：如果说“三个代表”是“君权神授”的话，那么“新三民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载舟覆舟”。垄断意识形态的人如此翻云复雨并不奇怪，但升斗小民也跟在后面庆幸“耳朵有福”就让人看不懂了。

作者为任教于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的中国学者

（《观察》）

发稿：2003年5月20日    更新：200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