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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宣传”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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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

【新生10月26日讯】四、毛式的宣传“理论”

翻遍毛泽东所有的著作,你会发现,按照理论的严格意义上来衡量,毛泽东在宣传方面是没什么深刻理论可言的,即便有,也很疏浅。他在宣传方面的所有文字,更多的是一些指令、一些原则、一些政策、一些方法。与其说他是一个宣传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宣传策略家。如果将毛泽东的某些宣传方面的文章和讲话勉强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党性”原则了。

(1)党性原则

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前夕,毛泽东指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同年他还说:“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957年反右时,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也再次强调宣传的党性。

党性原则其实就是党派意识。但在中国是绝不承认共产党也有党派意识的,因为中国把党神圣化了、圣洁化的了。党自己也一直在宣传自己是最大公无私的,是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没有本党私利的。这样的说法很有宣传效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且不说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就以近年以来在党内揭露出那么多级别之高、数额之大、令人咋舌的贪污腐化分子而言,就已表明共产党也并非神圣得玉洁冰清,一尘不染!目前已经揭露出的贪官污吏仅是冰山一角,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揭露、不能揭露的还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国已经被国际组织列为贪污大国,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内。

任何一个政党从来就是部分地“代表”着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最广大”。“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资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代表自己国家利益,这是国家意识。你说某个国家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不成了卖国贼?可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倒有可能使得国家本身代表着本国的人民利益,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代表了各个阶层利益的各个政党经过公平竞选而执政的民主国家,绝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放眼世界,有哪个独裁国家的政党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过去的前苏联?还是当今的北朝鲜?没一个!难道就中国大不同、独一处?而且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

党性原则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使宣传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的利益。

(2)党的喉舌

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要使党所控制的所有媒体都要作党的喉舌。

其实党报、党刊、党的媒体本应该作为党的喉舌,这是理所当然,并不奇怪。世界各国任何政党的媒体都如此。传播学家施拉姆说:“政党与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并不需要持有公正而严格独立立场的报纸,他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帮助他们赢取胜利,影响立法与欺蒙老百姓的报纸。”

但问题在于现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国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国家媒体,更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民众媒体,国、民、党三者一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

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长丁关根连忙修正朱鎔基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宣传部长还辩解,说:“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当今中国没有群众喉舌。1975年4月,辽宁一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以思想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怕她在刑场呼唤“反动”口号,竟残忍地割断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岚县裴家村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因不断上访揭露腐败,被干警严刑拷打,李绿松始终不服,骂声不绝,以致舌头被恶警所切。一个喉管被割,一个舌头被切,这两起令人发指的酷刑,极象征地表明广大被称之为“人民”的人,自己的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提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他至少还不敢提出一个声音。但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成动的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提出的“舆论一律”,就是要使全国一个声音:党的声音。

(3)舆论一律

毛泽东1955年5月24日写作《驳“舆论一律”》一文,他写道:“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可是实际上在人民内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言论自由,也是要舆论一律的。

文革中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这是“舆论一律”的发展,是从舆论一律发展为文化专制主义,是走向极端,是走向法西斯。至于为何要舆论一律,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因为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阶级斗争,所以要剥夺你的发言权,所以要舆论一律。这里是没什么理论的,甚至也没什么道理。剥夺要什么理论?专政要什么道理?要的就只是暴力。

所以毛泽东的《驳“舆论一律”》一文在理论上真的是不值一驳。文革之后,理论界拨乱反正,反思“舆论一律”,也没多在理论上批驳,只是分析它的危害,如钳制舆论,堵塞言路、妨碍创造、扼杀民主,等等。

如今再也无人公开主张这统治了几十年的“金科玉律”——“舆论一律”了。但“舆论一律”与时俱进,摇身一变,变成了“舆论导向”。

以前与“舆论导向”相似的还有一个说法,叫“大造舆论”。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安徽搞的不错,便问当时安徽的负责人李德生是怎么搞的,李德生说:“首先是造舆论。”毛泽东大为赞赏,说:“革命不造舆论怎么行?革命就是要造舆论。”

在毛泽东的眼里,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宣传人为地“造”出来的。这一个“造”字极为形象和传神。但“造”而且“大造”,总有点草莽气,令人联想起造反,所以才改叫“舆论导向”,听起来文明。其实舆论是“造”出来的,还是“导”出来的,也并无实质区别,都是人为的。旅行有导游,购物有导购,看病有导医,都得有人“导”。连拙劣的喜剧电视片都还有导笑,观众还没笑,画外就先爆发一阵人为的笑声,“导”你笑,其实一点也不好笑。所以舆论也要“导向”,不足为奇。

但凡独裁者都喜欢“舆论一律”,都喜欢“舆论导向”。不论“舆论一律”或“舆论导向”,都是要你听我的,都是要你“向”着我,这才便于统治。

(4)新闻无法

1956年,李慎之先生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通过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建议“开放新闻自由”。毛泽东说:“他们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所谓“上大街”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大民主”,他认为那是敌对的,是反党的。所以最早提出开放新闻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

中国共产党以前也主张过新闻自由,但那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1999年广东汕头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内中收集了上一世纪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的社论和评论。这两家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一些社论和评论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之手。很多社评大致是这样一个主题:“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揭露国民党专制独裁、呼吁新闻自由的书,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现在的台湾所禁,而是被现在的中国大陆所禁!这不是国民党写的书,这是共产党写的书;说的不是国民党的话,说的全部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也被“我党”所禁?难道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要听了?

钟沛璋先生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他最近撰文说到中国的“一个高级权威”曾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这段话也见诸于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也都知道这位“高级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如此坦诚,毫不遮掩出示了底牌。这张底牌表明当初共产党主张新闻自由是策略,是钻空子,是抓辫子,是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一旦自己取得政权,那就另当别论了。以前还有空子可钻,如今已是无“空”可入;以前还有个新闻法,如今新闻无法,“想怎样么控制就怎样控制”。中宣部主管新闻的某个副部长居然在上一世纪的90年代还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所以说,以前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现在新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被禁,怕的就是拿过去说过的话打现在的耳光,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兑现曾向国民党呼吁过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阶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专制。前不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这是耻辱还是光荣?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