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宣传”文化（下）

【新生10月26日讯】五、中国媒体的宣传功能

在毛式宣传体制的控制下，在毛式宣传理论的禁锢下，中国媒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只要是为了“政治任务”，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党的利益”，什么谎言都敢说，什么消息都敢封锁。

（1）编造谎言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当时死也不承认，还拼命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固守“正面报道为主”，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 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骗鬼呀！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整个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不说谎办不成大事”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如果事事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共产党的报纸对自己才真正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当然也有说真话的，但这绝对不会让你播出，所以要么不接受采访，要么也跟着说谎。

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为什么不敢？也是因为恐惧，只得说假话。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地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毛泽东在批判胡风的时候曾说：“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这句话转赠给中国的卫生部长，非常适合。卫生部长如此坚定，确实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

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像中国卫生部长那样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坚定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

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背地里呢？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公开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这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无情的体现。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1、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萨斯在全国的肆虐，起先无一不是封锁消息，这好像已经成为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成了条件反射。

如果有些事故和灾难实在难以隐瞒，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比如2002年9月14日的南京汤山中毒事件，震惊全国，起初也是封锁消息，限制采访，严禁报道。后来实在难以只手遮天，便下达指令，统一报导，统一口径，尤其是死亡人数，一定要统一说法。最后官方报道的统一说法是：“因抢救无效死亡38人”。其实很多中毒者未及抢救便已死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抢救无效者，而官方却隐瞒过去，好像只是死了38人。官方用文字游戏来欺瞒天下人，实在恶劣透顶！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故和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广西在南丹特大矿难之后，也于2002年月12月30日召开了表彰大会，但是，在记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单中，恰恰没有揭开“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闻记者。可见在某些人的眼里，说真话的记者是无功可表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讨厌的。

在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中国萨斯疫情的紧急关头，北京301医院的老军医蒋彦永对外说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也让现在的党中央对疫情做出了正确判断和决策，因而才有今天与萨斯斗争的初步胜利。蒋医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纬，大义凛然，被民间赞为民族英雄。其实说真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有道德的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蒋医生的义举之所以被民间广为传诵，是因为他是在严令绝对保密的巨大压力下说出了真相，因而显得不同凡响。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其义无反顾的气概并不亚于舍生忘死、孤身挡车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蒋彦永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场合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蒋彦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 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对说真话的人评价如此之低，令人心寒。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不安：还有可能说谎，还有可能继续隐瞒真相。为此，网民纷纷抨击高强，其中一个帖子说：“建议高强担任宣传部长。”这是在“非典”时期的一个典型帖子，它说明人们对中国宣传的真实态度。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2、第二类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宣传部成了“不宣传部”。某大城市市委宣传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内有29天给该市各宣传部门以及媒体下达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载，那个不能报道，使得媒体的老总高度紧张，生怕触犯禁令。宣传部有时甚至还追加通知，如8月1号、8月16号、8月18号，一天之内竟连发两个通知，确实盯得很紧。

宣传禁令多达60多项，皆为社会敏感信息，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三元桥银行被抢到汤河口交通事故，从凯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禁令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刘晓庆的偷税一案，不要报道学者张五常的活动和观点等等，确实管得很宽。

宣传部的有些通知虽无具体禁令，但有宣传精神，如6月3日，宣传部下达紧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节目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广播专题节目、热线谈话节目等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传精神：“新闻宣传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各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杜绝一切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一定要为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定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这个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开前后，该市的这个政治方向也确实跟得很牢。

对国内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严禁外国报纸进口，干扰境外电台广播。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特务之嫌，有判刑之险，也确实有无数的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教条和宣传。但每当香港电视荧屏出现所谓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啧有烦言。后来为平息民怨，一旦出现删剪时，便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信息更加丰富和快捷了，这是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却拒绝这样的文化先进，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尽管这样有违中国自己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和书面承诺，但还是阳奉阴违，照旧封杀西方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并无政治倾向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据说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官员曾来华检查中国是否封堵外国网站。该官员在上网检查时，站在背后的中国陪同人员立即通知网管部门拆除防火墙，致使美国官员检查不出中国的封堵，并惊喜地表示中国的网络和国外一样的自由开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国的骗术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类骗术也并非不可能。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最具爆炸性的重大事件，只有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人，死了好多……”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笑话里成主角时，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应承认中国和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尤其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已有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至今仍有两样丝毫未变，一是宣传，一是军队。尽管经济体制已经日月换新天，但宣传和军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党一如既往，仍然控制笔，仍然指挥枪。因为宣传和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是最后还牢牢掌握着的两块地盘。十六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传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工作的改革，在毛泽东时期也不是没议论过，没打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提出过“宣传要转，必须要转”（吴冷西《忆毛主席》），但都无关宏旨，他们都是在原有框架内改革一点细微末节，比如提出要深入实际、要改变文风等等；所谓的“转”，也只是从1958年的浮夸转向冷静，从吹牛转向承认现实。而宣传是党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等等，始终没变。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工作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再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将阻碍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也将难以维持中国的稳定。

目前形势逼人，多年形成的宣传模式早已失去公信，名誉扫地，不得人心，难以存活了。虽然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到目前为止新华社也已经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共有驻外记者、编辑335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了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遗憾的是直到45年之后，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国外的一张大报（法国《费加罗报》）签订供稿协议，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讯社和资深的报刊仍旧对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感兴趣，认为中国通讯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的信息还是为了宣传目的，缺乏公信力，不予采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订户很少，多为赠阅。在香港发行的大陆背景的四家报纸也是同样命运，报摊在晚上收摊之前如果你买《成报》《明报》或《东方日报》，可以奉送一种或多种大陆背景的报纸，冷落凄惨，令人蹙眉。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其实不是“翻译机器”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宣传机器出了问题。

在境内，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2年首届上海传媒高峰论坛上的发表演讲说：“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报纸2100多种，总印数350亿份；期刊8800多种，总印张已超过100亿。”世界报业协会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报纸的日发行量高达8200万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本为7080万份，印度为5784万份，美国为5518万份。但中国报纸之所以日发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基数大；二是因为多为机关和单位的公费订阅；三是没有外国报纸在国内竞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如果有一两家外国报纸的中文版被允许在中国发行，那中国报纸的发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会使一大半报纸倒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竞争，胜负自然铁定。这也是目前中国始终不让外国报纸在中国发行的缘故。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网民数已经高达7000万，正好和中共党员的人数相同。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所以即便在国内中国报纸的发行也日趋艰难。去年，全国几十家党报，除了三家的发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红头文件”支撑，如不是党费、公费订阅，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维持发行量，一些报纸甚至让读者强行订阅。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刘飞跃因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而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绝交钱，但最后还是被扣工资。尤其令我气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儿子一岁半，家中同时被订了两份《随州日报》。

“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

“据我从媒体上了解，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

刘飞跃老师还在信中表示，为了维护本人合法权益，将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征

订的《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一事件非常典型。谁说中国没新闻？刘飞跃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一事就是极富新闻价值的新闻，但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不会刊登这一新闻，因为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正如刘飞跃所说，强迫征订党报现象是全国性的，所以也会激起其他各地读者的强烈不满。宁波市政府的纠风办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严格执行报刊出版发行纪律的紧急通知，称：“2003年报刊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市纠风办重申，公开发行报刊要做到‘七不准’：除党报党刊外的其他公开发行的报刊一律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不准以任何形式下达征订指标；不准将所办报刊订阅情况列为下级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不准以评先进评优等附加条件强迫基层订阅；不准利用职权摊派征订；不准到企业上门强行征订；不准搞不正当征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不准”中是“除党报党刊外”，就是说党报党刊是“准”的，是可以下达征订指标，是可以不自愿订阅的。

宁波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表面看起来是为了读者的利益，不准强行订阅，其实是为了党报党刊的利益，不准其他报刊与党报党刊争夺市场。因为每个单位的经费有限，强行征订了其他报刊，党报党刊就无钱问津了。

即便订阅了党报党刊，也不一定受欢迎，很多订户往往订而不阅，弃如废纸。某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单位102人，订有一份某省机关报《某某日报》，我曾经做了20天的观察和记录，该报有16天阅读率为零，也就是说，该报从收发室递过来，几乎没人看，不久就被收废报纸的老头装进了编织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众有时拿它铺在桌上练字，除非紧急情况，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纸的，新闻纸吸水性能固然不错，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这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机是没人看，没市场！尽管宣传部门可以一手遮天，但这只有形的手终究是敌不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才是最致命的。

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各个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边球，甚至甘冒风险，违反宣传纪律，违规操作。一些有良知的记者和编辑，也尽量抵抗宣传部门的干预，在可能的范围内为人民说真话，做人民的喉舌，如南方的一两家报纸便如此。上级宣传部门对违规的媒体往往一眼睁，一眼闭，如无下面的检举，无上面的责问，也不愿多管闲事；即便批评，通常也是通过电话打招呼，并不准记录，更不发文件，让你查无实据，便于今后赖帐。实在要进行处理，也是秘密整肃，也从不对外发布。

现在已经很少公开批判作家和作者，只在内部惩罚编辑和主编。公开地批判作家和作者，影响太大，还会落个扼杀言论自由的坏名声，所以通常的做法是暗地里将他们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下达报刊和出版社，不发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将他们封杀。而惩罚编辑和主编，可以说你把关不严，工作有误，不听招呼，违反纪律，罚你的奖金或免去你的职务，并说成这是正常的变动和奖惩。端掉编辑和主编们的饭碗，比打击作者和作家更为凶狠和有效。但这一切也都是悄悄进行，不敢声张，不敢登报，比如这次南方一家报纸的改组就是如此。这也说明上级宣传部门已经毫无自信，只好采取这种“暗杀”的方式来解决。

之所以失去自信，是因为处罚他人者已经怀疑自己是否正义。道义的缺失，只能使他们犹豫、遮掩、胆怯、心虚。还因为每一级宣传部门干部，都是受了上一级宣传部门一再宣传的影响，于是宣传的惯性就起了作用。这种惯性使得每一个在这宣传机器上运转的人，只会按指令紧跟，无需独立思考。强行的灌输，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早已使得宣传工作成为一道既定程序，一个固定模式，一种政治习惯；早已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贞，没有情感和理性的执着。

到了上一世纪末，由于经济的推动和网络的兴起，信息再也难以封锁，欺骗再也难以奏效。因而宣传部门再也不想向人们灌输什么，再也不想让人们相信什么。一些清醒的宣传家，早就知道很多中国人如今是什么都不相信了，至少是不再相信他们的宣传，而且宣传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了。

当今的宣传已经越来越失去意识形态的宣教功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标识，变成了一个在自己山头鼓吹的政治广告。比如对“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张旗鼓，铺天盖地，旷日持久，不厌其烦。宣传者真的相信其中有什么值得宣传的金玉良言、崇论闳议吗？不，如此宣传只有一个权力的目的：举手表态，站到我这边来！

凡此种种，不但使得广大受众对中国的宣传厌烦和不满，也使得宣传界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彻底改造目前的宣传制度，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顺便提个醒：“四人帮”当中有三人在进入政治局之前都有过宣传方面的经历。张春桥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文教书记，姚文元当过《解放日报》编委和《朝花》主编。江青也在中宣部当过副处长，还自称是宣传战线的流动哨兵。以后张、姚都在政治局分管过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他们三人都是搞宣传出身，都是宣传干部。这大概决不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爬得这么高，做了这么多的恶，不能不说和中国的宣传制度有关。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江、张、姚也如此，他们为中国的宣传制度效忠，中国的宣传制度也造就了他们。如果中国这种整人乱国的宣传制度不彻底改变，还有可能继续造就一批如江、张、姚这样搞阴谋、施诡计、一有时机便兴风作浪的奸佞。真的要警惕！

十六大之后，在宣传改革方面已经迈出小小的一步，比如减少中央政要出席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报导，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甚至还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数十年来从不承认。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是党和政府的侵权。这次提出知情权，意义不小，是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认了这种侵权的不当。这一步确实可喜，但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信息共享、舆论开放，还很遥远。而且这一步究竟能维持多久也很难说，就在我修改我这篇文章的时候，又传来封杀《北京新报》、禁售《财经》、不许报道一些敏感事件的消息，令人不安和失望。

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不再是宣传时代。只要信息通畅，不再垄断，何需宣传？市场上有个规律，叫卖得越响，就越有可能是假货。只有假的，才要宣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便有宣传的必要，也要在一个信息共享、媒体真正成为社会公器的条件下宣传。允许你宣传，也要允许我宣传，允许他宣传，允许大家都能宣传。要众声喧哗，不能一家独唱。那样的宣传才是公平的，公正的，才有可能鉴别，才有可能判断，才有可能接近真实，才有可能避免欺骗，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启迪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杰斐逊曾说，“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

我们观察着还是那个星星的星空，那个还在闪烁不定的星空，期待着黑夜之后的太阳升起。

2003、6、16夜初稿 。6、19晨二稿。6、28三稿。
上海善作剧楼

（《开放》）

发稿：200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