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死刑公司--劳改营

纽约“村庄之声”五月第一周Erik Baard and Rebecca Cooney 报导:

三年前，精神恶梦步入托马斯.戴富路医学博士的检查室：一位病人新近移植了购自中国死刑犯的肾脏。这些囚犯有时仅仅由于轻微的罪行而被处决，然后他们的器官被摘除。

自从那时起，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肾脏移植科主任戴富路医学博士，目睹了六位这类病人。她们大多是年青的华裔妇女。外科医生说，他的病人并不为从囚犯身上攫取人体器官而感到不安，但他却为此事而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

1月11日，由于无法再独自承受这心理负担，戴富路医学博士将这起“伦理泥坛中的极度可恶之事”送上了医学中心的(医学)道德委员会。

戴富路是第一位公开讲述这番经历的医学博士，他是在“村庄之声”提问时讲出来的。这些可怕的实践在亚洲国家的华裔社区里早有所闻，但此前还没有证据证实有人离开美国从中国大量待决死囚牢房购买器官。

“说真地，我向道德委员会报告的最初动机是，我在治疗这些病人的时候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对这些病人获得移植器官的途径感到愤怒。我感到很难将这个事实与治疗这些病人分开来。”托马斯.戴富路医学博士对“村庄之声”杂志说。

戴富路医学博士回忆说，“有几个病人很直言坦白地告诉他，他们花费大约10,000美元从死刑犯的身上购买了一个肾脏器官。大多数病人对由此而摆脱透析治疗而感到欣喜，但似乎没有人对被移植器官的来源而感到不安。

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购买肾脏的病人返回美国后前往较差一级的医院或通过器官掮客推荐的医疗途径作进一步的治疗。戴富路医学博士是从一些正规医院的推荐中获得这些病人。他说，“这些病人差不多自己亲自来求医，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不是每一个获得器官移植的人都得到移植专家的诊治。我往往诊治一些并发症病人。”

在所有的医学专业中，器官移植可能是最苦乐差半的。移植器官是从死亡哄得的生命的礼物，它预示着一个人生命的完结，但却为另一个人带来了生存的未来。但是，赤裸裸的器官买卖为本领域的外科医生们所厌恶。根据1984年由当时的参议员戈尔带头发起通过的联邦法律，赎卖人体器官是重罪，将被判处最高5年刑期，并被判罚最高50,000美元罚款。在美国，活的囚犯或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被禁止捐赠人体器官，免费捐赈也不被允许，除非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向其家人提供。

人权组织宣称，在中国，公民由于非暴力性的罪行，例如行贿、盗用信用卡、小规模的逃税，以及盗窃装满货车的蔬菜等等而被判处死刑，政治异见者也被判处死刑。中国大使馆官员未就此事做出评论，但过去中国政府一直否认鼓励营利性的器官贸易。

戴富路说他和他的同事在一场“非常生动而有启迪性的辩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然而底线是他们要对前来求医的病人进行诊治，无论这些病人的道德、伦理、经济、社会情况如何。尽管我可能发现这些病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谴责，我仍然有责任尽我所能对这些病人进行最好的诊治，这就是我所做的。”

但戴富路拒绝让此事就此了结。他说，“因为我不应该将我的愤怒发泄在来求医的病人身上，我开始考虑我应该揭露从中国囚犯身上盗窃器官的根子问题。这是促使我进一步追查此事的原因。”现在，戴富路医学博士正公开揭露此事。

以美国为基地的人权活动家们已经对此类事件进行了多年的调查。一位为劳改研究基金会工作的美国调查人员说，美国居民获得来源自中国死囚的人体器官，是“一件众所周知但至今仍未被证实的事情。”劳改研究基金会由著名的人权战士享利.吴创立，以中国的古拉格--“劳改”命名。

1998年，吴协同联邦调查局在一场行动中抓获了两名被怀疑是器官掮客的皇后区居民。吴假扮成阿鲁巴临床肾脏中心的一名成员，与王成勇、傅兴奇（音译）取得了联系。这两个人不但安排病人前往中国寻找移植所用的肾脏，而且还走私角膜，角膜被冰冻后可以保存数个星期以被运出国外。

由于一个关键的证人逃离了美国并拒绝返回美国出庭作证，这宗案件后来被撤消。劳改研究基金会还发现一名医生在一份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宣称自己是一名人体器官贿客，但并没有发现确凿证据。1998年，联邦调查局突袭了洛杉矶一名宣称自己是人体器官贿客的办公室，但不清楚有无发现有关器官移植的图谋。

当被告知一位美国医生正在将其亲身经历公之于众时，劳改基金会的调查人员指出，这位医生的揭露来得关键及时。随着中国政府发起的对犯罪案件的另一个“严打”运动，单单在四月份便有超过400名囚犯被处绝。在1996年进行的运动中，有超过4,000名囚犯被处绝。这位调查员请求不要曝露她的身份，否则她便无法在中国继续工作。

国际大赦组织宣称，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被中国政府处绝的囚犯的总数也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根据该组织报导，1999年，中国总共有1,263名囚犯被处绝，该组织从政府控制的新闻报纸上的宣传性报导中计算数字。

“这是为了威吓罪犯和威吓--控制社会，”这位调查员说，“这种方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杀鸡给猴看。”

调查人员指出，死刑常常被大规模执行，而且常常在节假日期间。这个星期，伴随着五月一日开始的劳动节，也是中国医生收集人体器官的极好时间。她补充说，“但没有任何时候比得上农历新年期间。”她进一步解释说，大约70％的人体器官在军队系统的医院里被处理，这些军队的医院和刑事处罚系统有着最好的联系，能够在刑场出现。病人用于购买人体器官的金钱被那些提供方便接近死囚身体的人瓜分，医院甚至付钱向法官提示何时判处一个合适的捐赠者(囚犯)死刑。病人用于购买人体器官的金钱流向各级官员，它流向法庭，流向管理监狱的官员，流向医生，流向医院，流向任何地方。

劳改研究基金会报告说，有时在同一间医院，在同一天内可为未经预约的病人进行几十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中国政府宣称，在过去的20年内进行了大约25,000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但没有指出所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或是来自于死于异外事故的人和活体捐献者。

来自中国劳改营的强迫劳动力已经成为迅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的一个收入来源。对罪犯的惩罚不一定在死亡那一刻终止，即通常的作法是往脑后开一枪。被处决的囚犯的家人往往被迫支付处决死刑犯所用子弹的费用。但近20年前，自从环胞菌素，一种可以抑制被移植者对移植器官排斥反应的免疫抑制剂投入临床使用以来，劳改营逐渐演变成了死刑公司。

魏京生，一位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中心的活动家，1998年6月4日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以及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上作证说，当他被判处死缓时，一个守卫告诉他摘除人体器官往往是执行死刑的一种途径。魏现在华盛顿特区领导着自己的一个基金会，他说，守卫告诉他说，“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他们先是被麻醉，而后象一只猪一样被屠宰…，我们用布将他们包起来送到死刑执行地点。没有人会关心他们是活是死。

魏进一步指出，通过与一位20岁大的囚犯共同策划的计划，他已经证实，被处绝的囚犯是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摘除器官的。他俩预先定好，在这位姓张的年青囚犯被行刑时，如果他看到有医疗队正等着他被处绝后摘除他的器官时，他就大声叫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大夫。”如果没有这些迹象，张就象一般情况那样尖叫而已。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张送出了以上信息。魏告诉国会委员会说，“当我知道这些证据最终被证实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满意。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另外一种感觉所取代…”。

“当我知道一位年青人用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无法令人相信的罪行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沉重感。如果我没有机会把这种罪行告诉世人，如果我没有机会努力制止这种罪行，我将不得不向这位年青人道歉。我一直深深地感到这种责任。我们必须制止这种实践。”

哈瑞·吴花了19年时间研究劳改，并在国会作证。他的劳改研究基金会说，当用子弹时，子弹的射击位置反映出了市场的需求：当需要肝脏时则射击头部，当需要角膜时则射击胸部。大赦国际还报告说，中国认可的一种注射行刑方式可以不必损害至关重要的器官而杀死囚犯，并可使生存和死亡不再界限分明。

杨某，一名不吸烟的囚犯在被进行血液和身体检查，以评估与将到场的病人是否相容(指其器官与被移植者不产生排斥反应)，调查者指出，法院也相应地决定行刑日期。

在中美之间就间谍飞机事件发生冲突的很久前，西方就对这个日渐崛起的超级强权保持着警惕。魏和吴又将器官交易的丑恶一角曝光在中国人权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一领域已经充满了对中国监狱、童工、强迫堕胎、镇压非主流宗教等的批评谴责。现在，迪福洛医生(Diflo)惊爆出这种中国罪行已经触及到美国国土，因为纽约的医院里出现了从中国的死囚处获得器官，然后回到美国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

囚犯器官移植对纽约人来说，原本是发生在遥远国家的遥远的故事，就象恐怖科幻故事一样，然而现在却变得非常，非常真切，因为它已经出现在纽约的大街上。活动家们说，如果这种事情正在这里发生，那么在北美的其他大城市也可能发生，从波士顿、旧金山到温哥华和洛杉玑。

中国政府在1990年公布的“关于使用死刑犯尸体或器官”条例，声称除非尸体无人认领，否则必须由囚犯或其家属事先同意，才可捐赠囚犯之器官。人权活动家对该条款嗤之以鼻，他们解释说既然囚犯经常被禁止与家人联系，没有人会认领尸体，这些尸体的器官几乎立刻就被收集，然后焚化尸体。政府还要求医疗小组偷偷地获取器官：“手术汽车不能有医院的标记；外科医生不得在死刑现场穿医院制服；卫兵必须在摘除器官现场进行保卫；尸体在摘除器官后应立即焚化”。

人权组织如试图确认器官来源，可以试着将手术日期与同一城市的行刑日期进行对照，但是这一方法并不可靠，尤其是自从政府采取有选择的公布死刑记录以来。劳改研究基金会说代表中国政府说话的医生称条例禁止与捐赠者家属接触，因此他们不能告诉器官从何而来。

这种收集器官的方式使得象迪福洛这样的医生非常愤怒。他说：“我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尤其与移植机构试图宣传的救死扶伤背道而驰。这无需辩解。我不认为(中国的)囚犯有捐赠或不捐赠器官的选择。这不是基于利他主义观点而做出的行为。”即使不考虑他对死刑本身的保留意见，迪福洛说，“核心问题是不根据对方意愿而摘取其器官，并将人体部件做为商品。”

劳改的调查者深有同感。“很显然这是由利益驱动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可以多付钱，他们可以使行刑日期提前或延后，”她说，“谁出的钱多，谁的待遇就更好。”她引述了一个案例，一名马来西亚的华侨病人在花光了钱后因没钱买抗排斥反应的药而死去。贩卖人体器官的利润十分可观，因为有了洗肾技术，病人不需要肾脏也可存活，但是却非常不便和不适。

贝莱坞医院是纽约大学(NYU)医疗中心的下属医院，迪福洛医生主要是在贝莱坞接收到了获得中国囚犯器官的转院病人。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仍然需要医生照料很长时间。因此从中国的死者处获得肾脏的病人最终在美国医院接受治疗，这里的花费可以由公共基金资助。

由于在美国，病人需要很长时间等待合适的器官。而现在有超过75000人在等待器官。据诺伊斯医生说，“我们有的病人不来洗肾了，不知所踪，重新出现时，带来一个肾。”他不知道谁特地到中国从死囚那得到肾。“想到我们有同行在那边(中国)纵容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很难过，”他说。同在贝莱坞的纳杉·汤普森医生表示同意。“我们有的病人不听我们的建议，去移植后再回来住院。他们从哪里搞来的肾，我一点也不知道，”汤普森说。另一位贝莱坞的内科大夫，格拉德·威拉诺瓦给迪福洛送来一位美国华侨，她在移植了一个死囚的肾脏后来此住院。病人感染了肝炎，并成为转院到NYU的并发症病例之一。在与迪福洛谈话以后，威拉诺瓦才知道她移植器官的来源。“我想，我们都听说过这类事情，但当你第一次亲眼见到时，真是让你不舒服，”威拉诺瓦医生说。

迪福洛说，由于医生太忙，根本没有时间与病人讨论伦理问题。而且他觉得讨论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是他说，“我觉得从道德和伦理上讲这种行为都应受到谴责。”虽然销售人体器官在其它国家，如印度也有出现，但是迪福洛说，就应受谴责程度来说，中国是最恶劣的，因为器官出于利润原因从死囚身上获得，而这些死囚被剥夺了拒绝的权利。而且这笔钱无论是死囚还是获救的人都看不见。

报导最后说，迪福洛医生希望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详细调查。他说：“我大声疾呼的全部原因在于我在照顾这些病人时感觉很难过，因为我自己对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发生的感到厌恶。这是发自我自己的内心，发自我个人对此事的愤怒。”

本文译自：villagevoice.com/issues/0118/baard.shtml

发稿：2001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