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草根”

爆炸、沉船、翻车、塌楼、崩坝、火灾、抢劫、绑架，接二连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过：高度腐败导致高发事故，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的负效率并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屡见不鲜，恐怖活动开始冒头。如果中国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国的事故及犯罪率会降低97%。

经济学家说寻租说了若干年，啥是“寻租”，草民搞不清楚。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经济学》认为：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定为──寻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干粹就把垄断与偷窃类比，形成垄断的活动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对垄断的指控，面临庞大的律师和法律程序。而持续谈判花费也非常大，因为稀缺资源的独特性质，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建立和挤入垄断活动中。成功的垄断者明白：赢家有所得，输家有所失。收入转移不是直接带来的福利损失，而是收入转移引发人们竭力获取或阻止这种转移。

我们预见：为争夺这种转移的“浪费”性投入也必定非常大，以至无法测算垄断的社会成本。偷窃本身是一种转移，没有福利成本。偷窃的社会成本是防偷窃私人保护和警察保护的公共投资之合。只要存在偷窃活动，就会有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实际相互抵消不增加任何产出的活动。每一次成功的银行劫案将激发窃贼更加倍努力，银行增大保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会成本非常之大。

格雷欣法则反向流动是劣币趋逐良币，政治层面上是劣绅趋逐良绅，社会层面上刁民趋逐良民。民谣说，“官员不坏，提拔不快，官员不贪，就地罢官，官员不黑，立即升天。”腐败与暴力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总是时机已逝、完全失控的时候，人们才匆匆忙忙地想起“改革”了。政治体制改革愈迟，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将愈大。

反腐败最终要靠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加大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政法委、特别稽查），反腐败已变成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大干会使体制面临综合政治风险。近10年来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地，决策者总是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完全可以搞特区试点，一减少政治风险，二减少社会成本和财政压力，三为全国制度改革创造适度空间。特区的成功也将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费正清50年前说过，共产党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如何保持他庞大的文官糸统的廉洁。中国遇到腐败最疯狂的内部进攻和外部挑战。

中央党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对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腐败”为第一严重问题的人占比例为24.2%。选择“社会治安”17.2%，“失业下岗”“收入差距加大”8.6%，人数与1999年相比呈上升趋势。

胡鞍钢在高级党校27期全国市长班调查，对来自全国的56名地县级市长，就社会稳定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与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的1999年《城市居民社会稳定状况跟踪调查》，（样本1500）。比较分析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市长与公众是处于两个不同角度看问题，市长的认为排序，第1是失业，第2是腐败。公众认为的排序是，第1是腐败，第2是失业。

不论从那个角度看，腐败和失业都成为影响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90%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不稳定、很不稳定时期。其中认为社会不稳定时期的人占78.2%；认为很不稳定时期的占10.9%；有10.9%的人认为我国仍然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已然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社会稳定的标志是民心稳定，民心稳定在于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满意程度的高低，即改革发展应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由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调查对象接近50%的人不满意。

在计委社发所调查报告中，约有43%的人对自己生活水平不满意。有75%的市长反映所在地区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或越来越差。认为所在地区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的占65.4%，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占9.6%，约有25%的人认为所在地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地方市长多数认为在惩治腐败方面上没有显著成绩。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6%；认为不显著的为21.4%；只有12.5%的人认为是显著的。

在计委社发所的调查中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进展显著的占5.8%；较显著的占26.2%；没变化的占22.6；较不显著25.2%；不显著的为20.2%，后三项合计为68.0%。3月22日检察日报公布了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样本600）──答卷中有40.75％的人认为，“腐败问题”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第二位的是“职工下岗”占23.58％；第三位是“收入分配不公”，占21.67％；第四位是“社会治安”，占9.92％。

老百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充分说明了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3月中旬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

3月18日，由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领衔举办，“十五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政策高级研讨会”，集合了200多名主流专家就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矛盾和问题，主流专家意见为：1.产业结构不合理、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3.科技比较落后、4.企业整体素质差，5.竞争力不高、6.就业压力加大、7.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8.收入差距拉大、9.体制性障碍突出、10.贪污腐化比较严重等等。显然，我们体制内专家对重大问题识别与平民、市长在认识是有差别的。如果对目标识别上有分歧，在决策判断上必然不一致。

非主流专家选择十大问题的排序，1.官员，2.学人（学人作伪不亚于官员腐败），3.“草根族”，4.三农问题，5.黑社会与黑经济，6.女性犯罪，7.市场化及公共产品，8.坏账，9.市民化和民主，10.全球化。现代经济问题则排到次要地位，传统问题在现代化的呼唤下复苏抬头，是建国50年来从没有遇见的新怪物。

中国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是现化化唤醒的传统力量全面复苏。

对大爆炸，大灾害，任网民吵翻了天。草民有什么知情权！你知道有何用？媒体和专家都显出了惊人的沉默和麻木。尚若专家、学人、决策者仍无视“草根”，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脆化状态，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不稳定因素最后聚焦在──腐败与暴力上。10多年无视牺牲弱势群体“草根”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学人放弃社会的责任后，最终恶果就会降临。

据布尔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本身就倾向于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走同一条道，方向略有不同。双方在符号糸统上很相似，信息传播学上叫“准文官糸统”。中国教育功能为学人当官做了长期的准备，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之说。

清华教授孙立平说：“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

留美学者程晓农（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一文中剖析了中国知识精英”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

韩晓萱说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常做的三件事情：一。坐而论道。二。争论伪问题，三。为当权者献策。北大陈平说：经济和学术多元化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多元社会的特点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需要制衡和妥协。学者可以公开地为利益集团发言而无须掩饰。

信仰是一种终极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需求。50－60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20年来被颠覆的最彻底最体无完肤的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20多年没有信仰，构成价值观的幸福观、英雄观和生活观全面向传统复归，幸福观变成了福禄寿，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着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

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不一而足。人类历史上对精神追求──古希□求真、求美，古希伯莱坚持信仰，中国自古而然的仁爱精神，都变得越发遥远。没有信仰，社会就失去规范，不规范导致不均衡，不均衡导致冲突不断。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广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

公安大学靳高风认为：失去信仰，建设法制社会可谓“蜀道之难”。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的混淆，价值观预期的紊乱，使社会无序和文明衰退。当官场腐败发展到狰狞的地步，学人作伪泛滥（评职称、出书），高考做弊（买文凭）肆无忌惮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教育和社会双重失控。教育的目的是防止预期紊乱，防止穷人不满意和富人的不知足。教育从广意上讲，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贫穷，二是防止犯罪。

学人大分化早已发生，80年代的精英以虚幻的理想主义、忧患意识，从人文观怀、启蒙进入主流社会，当代学人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观点也在大分化。经过1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迅速分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在圈子里，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在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寻找最佳路径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这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无耐。学人追求名利，为官、经商、再不济也得跟着媒体瞎起哄，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智囊要么接近权力，要么接近资本，接近“草根”能捞到个屁！知识分子分化组合越来越剧烈，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昔日的同道很可能会成为政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后，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顾炎武当年说过：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

学术、思想和政治分明是不同的游戏规则，小人和天才都想把它绑在一起。凡是重大问题的发见，一开始都不太受人重视的，凡是自栩划时代的发现，想引起新闻炒作的人，不是卖假货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歪理邪说。唯有敢于孤独者，最强大，也最具有挑战性。这种挑战，汤恩比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媒体的特点就是声音永远是高调的、煽情的、表演的。温和理性的思想永远不是极端的、偏激的弱智媒体的对手。

韦伯说过：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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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2001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