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评中国宗教政策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张格物(MURRAYRUBINSTEIN)说：“共产党人在1949年就象国民党在1927年一样，就是试图控制西方式的宗教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进了一步，把西方传教士赶走了，把教会组织起来，使宗教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份，从上到下严密控制。文革期间要消灭一切迷信。所以突然间那些被保护的相当好的宗教成了反面的东西了，受到广泛破坏，证明像宗教这样的传统就不需要了。到了1976年，‘四人邦’垮了，邓小平上台了，认识到要对外开放，宗教政策就要自由一点。因此宪法中就写上了宗教自由这一条。”

魏乐博教授说：“中国的宗教政策曾经有两次重大改变。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点多多少少来自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对宗教关注很少，认为科学最终会取代宗教。所以那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认为，随着人们对科学更加了解，人变得更加聪明，生活更加幸福，他们就不会需要宗教了。”

魏乐博指出，马克思说过的一句名言是，宗教是精神鸦片。他还说宗教是社会无情的产物。他认为人们在绝望的时候才转向宗教。魏乐博说，中国当时认为，他们不会让人们绝望，他们会给人民科学，宗教就自然会消失。因此尽管他们对宗教并不友好，但是当时并没有镇压宗教。魏乐博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宗教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大变化。人们那时把宗教视为封建文化的一部份，需要打碎。那是一个严厉压制宗教的时代。到了改革的时代，一切都放松了，其中也包括宗教。因此出现了宗教的复兴。

*政策的灵活性不等于改变政策的本质*

对于目前的状况，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大年(DANIELOVERMYER)评论说：“政府的基本政策和法律并没有变化。但是在地方上，执行政策的时间和地点上有很大的差别。来自中国许多地区的证据显示，经济振兴也导致地方上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宗教，还包括其它传统的文化礼仪。从80年代后期直到最近，政策的执行已经相当灵活，和过去有所不同。”

但是政策灵活掌握并没有改变中国控制宗教发展的政策本质，仍然是一个对宗教充满戒备心理的政策，而不是一个开放的政策。张格物教授说：“1982年修改的宪法中正式规定宗教自由。但是没有写明的是，他们规定的宗教是正式的宗教，也就是老的宗教传统，基督教、佛教、道教。其它的都算是迷信。这就给他们执行宗教政策、采取具体措施提供了很大的余地。”正如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教授所说：“在实际上，政府过去几年里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干涉民间宗教崇拜活动。但是民间崇拜活动的存在只有非常脆弱的法律依据，问题相当大。”

魏乐博说：“一方面，我认为自从中国改革以来，宗教政策放松了很多。中国人现在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自由都比1975年时要大得多，自由得多。记住这点非常重要。在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强迫人们信仰政府感到安全的宗教，也就是这种集体组织。当然，政府希望没有宗教最好。强迫人们信仰政府控制的宗教就引起了问题。比如说他们处理得非常糟糕的法轮功问题。”

*近年的宗教复兴与政府愿望背道而驰*

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方针，也就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包括无神论。按照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的话说就是，“努力的方向是要通过经济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创造宗教自然消亡的物质文化基础。宗教最终是要自然消亡的”。

然而近年来出现的宗教复兴似乎与中国政府控制宗教发展、创造宗教消亡条件的政策背道而驰。学者们说，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开放的结果。欧大年教授说：“这与经济控制放松，促进多元化有直接关系。”魏乐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会减少宗教对共产党的威胁。他说：“我认为政府现在的观点是，如果他们能够向人们提供经济发展，就不会有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只要他们不介入政治，就可以给他们自由。坦白地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宗教可能不会成为威胁。”

但是欧大年教授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两者之间从本质上讲互不相容。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在争取经济上相对自由，政治上保持控制。实际上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做到了。但是这很困难。我想很难永远维持下去，因为这两种趋势本质上非常不相容。”


发稿：200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