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樂之光——洪大的基奠,完美的結合
——中西音樂在神韻裏交會
神韻交響樂,奠基於五千年文明歷史,以中國音樂的旋律為主調,用西方交響樂的技法烘托展現。結合東方音樂的靈韻、深邃內涵與西方交響樂的宏偉壯麗,呈現給觀眾一場非凡的視聽盛宴。
在聆聽音樂時,也許您會覺得這一串音符宛如草原上萬馬奔騰,那一串音符又如彩雲間仙袂翩飛,這一段旋律余韻悠長,那一段旋律又觸動了您的心弦,仿如記憶深處的場景。您的這些感覺沒有錯,這些樂曲之所以如此生動,不僅是因為它們曾是舞蹈的伴奏,也是因為它們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幾千年人類歷史的文化底蘊。
幾千年的歷史,人類擁有過怎樣豐富的智慧,這些智慧又是怎樣體現在神韻音樂之中的呢?現在讓我們以時間為線,回溯歷史,一探古典音樂中的文化精粹與其誕生與延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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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
被稱作神州的華夏大地上,神傳文明磅礡而多彩:從三皇五帝時的古樂,到先秦的鐘磬樂;從西周、春秋時的《詩經》《楚辭》到漢時的樂府;從隋唐的歌舞大曲、宋代的詞調音樂、元朝的戲曲雜劇到明清進一步繁榮的民歌、小曲、說唱以及地方聲腔的發展,京劇的產生。各個朝代的音樂形式大不相同,曲調豐富而古樸,底蘊各異而雋永。
制樂以法天地
五千年前,黃帝命令樂官伶倫到崑崙山中取竹管吹音,制成十二律,再以鳳凰的鳴叫作為基準校音,雄鳳聲為陽律,雌凰聲為陰呂,合稱律呂,是世上(傳說中)最早的標準音高體系,也是中國人俗稱的黃鐘大呂。黃帝定音律之後,制作了大型樂舞《鹹池》、《雲門》,用以歌頌天地的德澤。
唐堯稱帝之後,對樂官夔說:“用音樂去教授我國的子弟,人的心志可以用詩表達,詩可以唱頌,用五聲、律呂、八音來與詩歌搭配,搭配有序,互相融合,人和神可以相通。”
“五聲”是指宮、商、角、征、羽。古人認為,五聲對應宇宙中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對應人體中肺、肝、腎、心、脾五臟。自盤古開天的神話開始,中國古代哲學一直認為,人體和天體是相對應的,人的生老病死,就似四季的輪轉、宇宙的成衰。堯帝認為,人體中的陰陽兩氣,可以用律呂來調節,五臟可以用五音來調和,音的規律不能紊亂,就像人的身體各處各司其職,人的心態達到圓轉平和,人的機體也可以周而復始的循環,以達到像半神一樣的長壽。這與黃帝內經中的“天有五音,人有五臟⋯⋯此人之與天地相應也”遙相呼應,是世上最早產生的音樂具備治療效用的理論。
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作雅樂,使“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那時的人們明白,天地運轉有其一定之規,這種玄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的智慧是能夠使自己了解並順應天意,在這樣的狀態下創作的音樂,可與天地萬物相溝通。因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這種神人相和的思想成為後來幾千年音樂創作的基石。
舜之後,禹至成湯,凡聖王均作樂以法天地、順天時、和萬民。至於周公旦,結合禮樂,進一步規範了人的行為準則。春秋時代,王權式微,強者爭霸,禮樂廢壞。孔子出世,再一次提倡禮樂的功用。
禮樂以興教化
盡善盡美,是孔子標志性的音樂理論。他在觀看舜帝流傳下的樂舞《韶樂》後,發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嘆,又在比較了周武王制作的樂舞《大武》和《韶樂》後,作出這樣的評價:“大武很美,卻不夠善啊,而韶樂,真是盡善盡美!”
中國古人認為:“德音為樂,無德為聲”。“樂由心生”,心懷善良,奏出的音樂能夠感動人心。而善不僅體現在精神之中,善是現實世界安定與否的保證。舜帝的另一曲“南風”之樂,其詞流傳至今,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吹來了,舜帝十分高興,他為百姓的苦而苦,為百姓的樂而樂。“南風”後來被稱為治世之音。“聲音與政通”,君王心懷百姓,制作德音,是天下大治的根基,而相反,君王荒淫無道,靡靡之音就會出現,這是天下大亂的肇始。因此孔子將德音雅樂的教化視為至關重要。
此外,孔子還主張樂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奏樂時情感有度不過分,達到心態平和的境界為最佳,這與傳統儒家文化的“中和”相呼應,成為中國雅樂的基本韻味意涵。
盛世樂章
至大漢立國,重道尊儒,開辟大一統的盛世。自漢武帝開設樂府署掌管民間音樂起,漢魏以來的皇帝,常派遣官員到中原各地采集民謠,再配上音樂,成為樂府“歌詩”流傳後世。來自民間的謳謠帶有各地不同的質樸民風,北方豪邁,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木蘭辭》“萬裏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南方纖柔,如著名的《西洲曲》“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樂府配樂的種類也有相和歌、鼓吹樂、郊廟曲、雜曲的區分,其中相和歌,是以絲竹相和的管弦樂,鼓吹曲,是吸收北方民樂而形成的軍樂,郊廟曲是祭祀大典中使用的宮廷禮樂,這些樂曲的演奏,都采用樂器與歌舞相配合的形式。漢魏的音樂,帶著聖君的遺德、孔子的寄望、中原各地百姓的心聲,在民間和宮廷蓬勃發展著,等待著下一個盛世的到來。
大唐開國,唐太宗克定隋末禍亂,制《秦王破陣樂》,又名七德舞,七德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宣揚撥亂反正的不世功業,奠定了大唐宮廷樂舞的雄偉基調。在制定新樂時,太宗不避前朝舊曲《玉樹後庭花》,認為樂聲哀樂皆由人心,在一個太平盛世,只要演奏者聆聽者心中歡悅,悲傷的曲調也會變得快樂。太宗延續隋制,定十部樂,其中多部采用西域音樂,反應了大唐“萬國來朝”的時代特點。從西域傳入的樂器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原的音樂,琵琶、箜篌成為唐代大曲不可或缺的樂器,而後來的唐玄宗,更是演奏胡人樂器——羯鼓的高手。
唐玄宗精通音樂,史載曾有三百人作絲竹之戲,“聲有誤者”,他必“覺而正之”。開元盛世時,音樂的地位被推上了巔峰。與儒家重雅樂不同,唐玄宗酷愛燕樂,他成立皇家音樂機構“教坊”和“梨園”,閒暇無事時,就親自教導梨園子弟。皇帝的嗜好影響了全國,使得當時“家家盡唱昇平曲”。絲竹管絃之聲,遍布街巷;詩人的名作,甫一出爐即被譜入歌章,仿如一副桃源盛世的景象。唐宮燕樂中的大曲,是一種融合器樂、聲樂、舞蹈於一體的大型樂舞,它充分體現了唐代音樂的藝術成就,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以後,宋詞、元曲及各類說唱藝術廣泛流傳、深入民間。“凡有井水處,必能歌柳詞”,是指婉約派詞人柳永的詞,在當時流傳至街頭巷尾,童叟皆能唱詠。受到詩歌內涵、音韻的影響,與文學相結合的民間曲調的韻味變得愈加細膩、千變萬化、曲折宛轉,直接傾訴著人的心聲。
十裏不同音
除宮廷雅樂宴樂外,民族民間音樂也是中國音樂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原神州地域遼闊、地貌多變,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在古代,山川鐘秀、人傑地靈,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造就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風的差異。比如西北高原乾旱少雨、廣漠荒涼,那裏的人們性格質樸深沈,樂風悠遠中含有蒼涼;江南地區山明水秀,物產富足,那裏的人們聰慧靈秀,樂風細膩婉轉;青藏高原地勢峻拔,人煙稀少,那裏的人們堅韌頑強,虔誠而謙卑;樂風悠遠雄壯;苗山奇崛險峻、蜀水浩蕩湍急,那裏的人們純樸率真、有旺盛的生命力,樂風詼諧、活潑、樂觀而勇敢。
秦始皇統一中原,“書同文”、“車同軌”,卻並沒有統一得了中原各地區人民的口音。“十裏不同音,百裏不同俗。”同一首民歌,由於不同地區的語音不同而使音調也產生了變化。百裏之外如另外一國,有獨特的地貌、獨特的語音、獨特的風俗,這多樣性的民族特點,造就了中國音樂中豐富的各民族民間樂調。
古樂式微
三國時代的音樂家嵇康在被押往刑場處以極刑之前,三千太學生請求他傳授琴曲而朝廷不許。嵇康長歎道:“昔日曾有人請求我傳授廣陵散,我沒有答應,廣陵散從此將失傳了!”一曲廣陵散,寄讬了嵇康至高的人生情懷,他不肯輕易地讬付他人,而使這首古琴曲最終絕跡人間。這是中國民間音樂大師授徒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他們通常選擇領悟力高的學生,將畢生技藝傾囊相授,又或是只傳授給家族裏的人。“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他們看重學生的穎悟力,講究心領神會。這樣的傳授方式,雖然能夠保留音樂的神韻,卻無法流傳下普及大眾的教學體系;新朝代的誕生也使上一個時代的成就遭到很大的劫數而難以延續。因此,中國許多高超的音樂技藝和內涵,到了近現代已經失傳了。
此外,中國的樂器講究突出各自的韻味與技藝,疏於研究不同樂器特性之間多聲部的搭配、融合,中國古代的大型音樂演奏是各種樂器分別的合奏、獨奏、分段演奏,並沒有系統、完善的配器技法。這雖然能夠突出個別樂器的特色,樂器之間無法配合互補,就難以演繹出真正壯闊宏偉的氣勢。那麼究竟有沒有一種方法能夠彌補這樣的一些缺陷呢?這時,歷史的目光投向了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
西洋音樂
從信仰中誕生
在英語中,music一詞源自muse,即古希臘的樂舞女神繆思。古希臘人認為,音樂是由神發明並賜給人類,音樂也將用來敬奉神。
古希臘人的音樂是西方音樂的源頭,他們發明了最初的音程、音階、調式和簡單的記譜法。除了在祭神活動上表演音樂之外,行吟詩人在吟誦古代英雄的史詩時,也總有音樂相伴。希臘人認為,音樂俱有凈化心靈、導人向善的功用,而要達到這一點,音樂需符合一定的規範,過於標新立異的音樂會消磨意志,令人頹廢。
公元前30年,羅馬人征服希臘,繼承了希臘的文化藝術,他們對於音樂的喜愛並不亞於希臘人。他們的樂隊規模龐大可與軍團相媲美;貴族家庭擁有自己的樂手、歌舞手;被皇室供養的職業樂手成為“明星”,到處受人追捧;樂聲與歌聲日夜回響在城市的中心,然而他們逐漸失去了希臘人對待音樂的精神。在一片歌舞昇平之中,人們只用音樂來享樂,而不是謙遜、自省、敬神,以及追尋生命的昇華。
此時,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誕生了。這種力量來自於對救世主的虔誠信仰,對於永生與救贖的渴望,這種力量在暗夜中如星光閃耀,匯聚成一種莊嚴、簡樸的音樂——基督教徒對上帝的祈禱和詠唱。
基督教在經受了羅馬帝國兩百年的迫害之後,在君士坦丁時代被合法化,此後,基督教迅速的發展為中世紀歐洲國家全民信奉的國教。在經歷了戰亂、天災、瘟疫後的人們終於明白,人生的歡樂無比短暫且無常,生命的永恒和救贖才是應該不斷追尋的真理。希臘羅馬時代一切娛樂性的活動徹底地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修道院和教堂中祈禱、誦經和唱詩的聲音。
8、9世紀時,格裏高利聖詠出現了,他是由教皇格裏高利一世命名的一種應用於禮拜儀式的統一化的聖歌,他嚴肅,和緩,用以歌唱聖經中的詩篇,據說聖詠形式的出現是來自於上帝聖靈的啟示。它是當時的平民、貴族和教會中最重要且幾乎唯一的音樂,也是西方古典音樂的濫觴。
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代
到了十六、十七世紀,西方迎來了文藝復興,人們重新發現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留下的文化寶藏。隨著達芬奇、米開朗基羅、但丁、莎士比亞等偉人的出現,繼承與創新的熱情在整個歐洲漫延開來。在基督教世界信仰的基礎上,人們剔除教會的弊端陋習,復興了形神兼備的古典藝術,開創了一個“重生”的時代。
羅馬留下的樂器帶有享樂主義頹靡的氣息,從東方傳入的樂器又帶有異教徒的色彩,因而中世紀時期器樂音樂的應用一直被侷限在民間歌唱和舞蹈的伴奏中。這種現象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改變,世俗音樂不斷發展,新的樂器出現,舞曲和伴奏器樂樂曲也變得非常豐富,歌劇的形式也在此時誕生,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克勞迪歐.蒙臺威爾第創作的奧菲歐。
公元1600年到1750年間,西方古典音樂進入第一個神奇的時代——巴洛克時代。在這個時代,古鋼琴出現,大提琴、小提琴也被進一步完善;音樂理論和技巧被系統歸納、整理;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資助使音樂在民間普及開來,歐洲君主和貴族的宮室成為音樂家展示才能的舞臺,音樂成為歐洲大陸的時尚而開始大放異彩。這個時代代表性的人物有蒙臺威爾第、韋瓦第、巴赫和韓德爾,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譽為“西方音樂之父”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巴赫一生創作了八百多首樂曲,其中平均律鋼琴曲集以其對於十二平均律的自如運用和無與倫比的音樂技巧被譽為鋼琴家的“舊約全書”;他的6首“勃蘭登堡”協奏曲以其高超的復調技巧和宏偉的旋律而聞名。他在世時寂寞無名,長與貧窮和死亡相伴,然而磨難沒有消磨他對上帝的信念,他的一些作品在平靜與簡樸中展現出奇異的深邃與協調,如同對生命本身最虔誠的領悟。他相信他的才華是上帝的恩典。他總是在他手稿的末尾寫上一句話:“一切榮耀歸於神。”
維也納三傑
巴洛克時代過去後,西方音樂史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篇章。人們稱呼十八世紀後半葉至十九世紀的音樂為古典時代,意指以希臘人對美的理想為基礎,所創造出的典雅、純真而氣勢磅礴的音樂。在這個時代,奏鳴曲、協奏曲和交響曲的形式得以蓬勃發展,復雜的對位法演變為融會貫通的和聲技巧。三位樂聖海頓、莫紮特和貝多芬將這個時代推向前所未有的巔峰,這就是維也納古典樂派的時代。
被譽為“交響樂之父”的海頓,是一位自學成才的作曲家,他曾受聘於艾斯德哈基親王,為他私人的樂隊作曲長達三十年,良好的創作環境和穩定的生活令海頓得以潛心鉆研交響樂的創作技法,他一生絕大部分的管弦樂、室內樂、宗教作品和歌劇都是在這一階段完成的。他晚年時曾兩次前往英國,為觀眾演出他的最後十二闋交響曲。這十二闋交響曲以及另外兩闋神劇《四季》、《創世紀》,是他一生成就的集大成者,也是交響樂的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傑作。海頓晚年時,結識了二十五歲的莫紮特,他們對彼此的才華大為贊賞,互結為忘年之交。莫紮特向海頓學習四重奏和交響曲的作曲,並親切地稱他為“海頓老爹”。
海頓不僅奠定了古典派的交響樂和四重奏體裁,而且開創了鋼琴協奏曲和鋼琴三重奏的形式,並將賦格和對位法引進古典音樂。海頓為人拙於言辭,卻敦厚寬容,平和而謙遜。他曾想離開安定的生活去世界上旅行,並對莫紮特訴說這一想法,莫紮特回應他:“噢,老爹,您不了解外面那廣闊的世界,而且您太過沈默寡言了。”海頓笑了,他說:“我的語言全世界都懂。”
有“音樂神童”之稱的莫紮特出生於奧地利的薩爾茲堡,他從小師從父親學習音樂,八歲時創作了第一首交響曲,其結構完美,旋律動聽。十歲以前他開始了居無定所的巡回演奏。莫紮特一生窮困,卻在艱苦的環境中創作了大量明快、流暢而生氣勃勃的樂曲。他所付出的努力和他被賦予的天份一樣,是普通人無法想像的。他自己曾說:“沒有人像我那樣在作曲上花費了如此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沒有一位著名大師的作品我沒有再三地研究過。”
在莫紮特短暫的一生中,他為後人留下了無數傑出的作品,包括歌劇、交響曲、協奏曲、奏鳴曲、四重奏和重奏、重唱曲、器樂小曲、獨唱曲等等。他的作品充分的發揮各種樂器不同的性能和技巧,在樂器之間的對比、轉換與合奏中,無一不體現了其構思與技巧的完美和精妙。他的作品也寄讬了古典時代最純真的音樂理想,無怪得舒曼曾說:“莫紮特即音樂。”
貝多芬是古典時代家喻戶曉的音樂家,他的交響樂作品只有九首,卻成為了音樂史上永垂不朽,無法被超越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是他用生命譜寫的頌歌。
貝多芬出生於1770年的德國波昂,父親是一名樂師。他的音樂天賦很早就顯露出來,七歲那年創作了九首鋼琴變奏曲,十三歲成為波昂劇院的大鍵琴伴奏和宮廷教堂的管風琴手,十七歲時,他拜訪了莫紮特,在聽過他的鋼琴即興演奏後,莫紮特對朋友說:“這個少年不久後將震撼全世界!”後來貝多芬來到音樂之都維也納發展,創作了第一、第二首交響曲,在維也納的音樂界初露鋒芒,人們翹首期盼著又一名偉大的音樂家的降臨。
然而,命運之神在此時以雷霆之勢叩響了他的大門,正如《第五號交響曲》一開始那四個著名的動機音。自1795年開始,貝多芬的聽力開始衰退,這對音樂家來說是致命的,貝多芬陷入痛苦沮喪之中,甚至一度想結束生命。但是最終他通過了命運之神的考驗,在那之後,他創作了第五號《命運交響曲》,第六號《田園交響曲》以及加入“歡樂頌”聲樂演唱的《第九號交響樂》。每創作一首樂曲,都是貝多芬超越自我的生命昇華。在第六號交響曲中,看不到疾病與痛苦的痕跡,貝多芬比一個健康的人感受到了更多大自然的美好,他說:“就在這兒我寫下了溪邊的景色,而在那邊,黃鸝、鵪鶉、夜鶯、杜鵑則在樹梢上和我一起寫作。”第九號交響樂被認為是最傑出的一首,在維也納的首演結束後,全場沸騰,觀眾起立五次,歡呼雷動,然而此時全聾且眼疾纏身的貝多芬背對著觀眾席,毫無所覺,還是一旁的女低音將他轉過身來,他才看到了這一盛況。1979年這首交響曲被作為地球文化的代表發射到了太空。在去世前貝多芬得以了無遺憾地對自己說:“讓死亡降臨吧,我的使命已經完成。”
貝多芬的胸懷博大,“四海之內為兄弟”一直是他對於當時社會的願望。自由、平等、博愛是他一些經典曲目的主題,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第三號《英雄交響曲》。他留下了無數耳熟能詳的作品,為旋律、和聲、管弦樂法組織開拓出新的創作思路,為古典時代後期和浪漫主義時代留下豐富的音樂寶藏。在他去世後,兩萬名哀悼者——維也納人口的十分之一前往悼念這一音樂界的聖人。
繼古典時代之後來臨的是音樂的浪漫主義時代,這個時代的著名音樂家不勝枚舉,有小提琴天才帕格尼尼,歌曲之王舒伯特、歌劇作曲家普契尼、鋼琴詩人蕭邦、開創交響詩的李斯特,歌劇之王、還有比才、門德爾松、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等。他們將豐富的情感、民族的榮譽感和生命的一切感受融入音樂之中,改變了一些舊有的音樂形式,擴展了管弦樂的編制,遺留下無數動人的作品,開創了又一個輝煌璀璨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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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樂偏重技巧和規律,中國音樂偏重意境與神韻。如果說中國音樂的旋律是流線型的波紋,那麼西方音樂就如縱橫交錯的網狀織體。東西音樂雖然表現不同,但是在文化的傳承的本質上卻有著共同之處,它們都是以對神明的信仰為基礎而發展的,也都提倡音樂對人類精神的積極作用。
神韻的交響樂成功地結合了中西音樂兩者不同的優秀特質,以西方交響樂的技法將中國音樂的靈韻鋪展開來,使中國五千年音樂不再用於一脈單傳,自我陶情,不再局限於中華民族之內,而是使全世界的人們得以通過這宏大的交響樂形式去體會並瞻仰這五千年神傳文化的風采。神韻交響樂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結合中西音樂,也並非偶然,她抓住了中西音樂共同的本質,選擇了歷史所鋪墊的道路。在歷史上,西方古典音樂所奠定的磅礴氣勢,十分適合用以展現中國五千年歷史和廣袤的土地上深邃博大的內容。而中國樂器以其特殊的音色,在眾多的西方樂器之中,非但不會被淹沒,反而時常起到引領的作用。西方樂器為形,東方樂調為神,她們在神韻交響樂中的結合顯得水到渠成、天衣無縫。
在歐洲古典音樂的全盛時代,上流社會的人們每周最多會參加16場演奏會、善感的貴婦人會在一場激動人心的表演之後因心潮澎湃而暈厥。在中國古代,樂是君子必修的六藝之一,人們通過音樂結識一生的知己,通過音樂預言國家的興亡。音樂是東西方人們共同熱愛的語言,她是文雅和高貴的象征。人們可以用音樂對話,用音樂沈思。
然而在現代社會,古典音樂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樂、電影、電視、電子遊戲。在一片機械化數字化的冰冷世界裏,在一片嘈雜、頹靡、無規律的樂聲中。人們不再熟悉如何用感性去體會生命、用理性去表達情感、並將一切訴諸音符與旋律——這種神明留傳給人類的偉大藝術。
在輝煌的古典文化傳承歷史中,幾乎每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都懷有對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或是具備非凡的個人品格的力量。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放縱、無原則的自由發展,是東西古典音樂失去光彩的根源。近代以來,許多音樂家們嘗試將中西音樂相結合卻往往使兩者都不能完美發揮,或淪為不倫不類。這是因為他們不能真正理解古典音樂的根——文化的傳統和精神的信仰。今天,神韻將東西合璧、純善純美的音樂展現給全世界的人們,其宗旨不只是為了給予您一場視聽盛宴,也是為了從新延續東西音樂文化之根,啟迪人心的善念,復興古典文明中信仰與道德之光。
發稿:2019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