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錢面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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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川玉

我是一九九五年在上大學期間開始走入法輪大法修煉的。當時就讀的大學是中國大陸的一所軍醫大校，入校的學員就算現役軍人，畢業分配工作則是由校方以命令的方式決定的，按理說學員本人是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的，但畢竟工作是人生大事，中國大陸這些年的社會風氣大家都知道，都想有所為。

畢業時，許多身邊的同學都忙著拉關系，走後門，活動校方，都想留在條件好的大城市，不願被分到條件差的邊疆或山區，甚至有的很要好的同學之間為了爭去某地的名額而反目成為路人。我自己當時就抱定順其自然的想法，最後被分配到荒涼的戈壁灘，雖然也有些失意，心裏還算平靜，而隨後發生的一件事，卻在我心裏掀起很大的波瀾。

我所在的學員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對於被分配到邊疆、艱苦地區的同學，其他的同學會每人拿出一些錢，由學員隊分給去邊疆的同學。我們幾個要去邊疆的同學每人分得八百元。當時我覺得這八百元作為一個法輪功修煉者不應該要，就極力推辭不要，招來的卻是隊領導和同學們的不理解。我沒有要破除那條不成文規定的心，也不願把平日都很好的人際關系在此時搞的很僵，更不願因為我的拒收影響其他幾個去邊疆的同學，讓他們原本就不平的心感到更難受。

在隊領導和同學們的勸說下，我權衡再三，暫時收下了那八百元錢。送我上飛機時，一個同學哭著告訴我：某某（另一個被分配到邊疆的同學）還嫌給的錢少呢？你怎麼這麼傻，給的錢都不要，今後可不要這樣，一定要多考慮自已。五年的同學情，心裏不被理解的屈，看到同學為自己著想的心，內心激動的我與同學相擁而泣。

後來在我所工作的醫院，看到一個維族的大男人，因老婆生孩子湊不夠住院費在樓道裏哭泣，就給了他六百元，剩下的二百元在一次給災區捐款時捐了出去。

一九九九年因為中共邪黨開始對法輪大法的無理的打壓，我那原本簡單而平靜的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故：先是被強制復員，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又先後兩次被非法判刑關在監獄八年。在第二次從監獄出來後，我在一家私人小醫院找了一份臨時的工作，不管吃飯，月薪僅八百元，負責一臺醫療設備的工作。一次機器發生故障請來上海的工程師維修，工程師和我費了好大勁也沒查出故障原因，最終到晚上快十點了才發現僅僅是一根視頻線沒插上。原來是因為前一天維護的工人把視頻線拔下後沒有插回，我因為對機器不熟悉檢查多次也沒發現。最後工程師和我商量說：你看，費了這麼大勁，花了這麼長時間，故障就是一根線沒插上，怎麼給醫院說呢。要不這樣，明天你向院方匯報時，就說換了個什麼零件，我們報價二萬元，事成後返給你七千。我沒有猶豫就回絕了他：不行。

吃完晚飯後，我給工程師發短信說：明天我會如實向院方匯報，絕不會遺漏您今天辛苦的工作付出，但我也不能為掩蓋自己的失職或得到不該得到的利益而讓院方蒙受更大的損失。

我在法輪大法中修煉了快十九年了，盡管有許多地方做得不好，但在任何環境下都能身體力行做一個好人。面對大陸醫療界的越治越亂的紛雜亂象：“回扣”、“紅包”、“醫患糾紛”等，經常在想，一劑藥方就治癒：如果人人都煉法輪功，按“真、善、忍”修心足矣！

發稿：2014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