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浩劫（三）：難得的清官慘遭迫害(1)

張方良	榮昌縣人民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

當地群眾議論紛紛，一位在行政單位開小轎車的司機說：媽喲！榮昌縣唯一的一個清官被害了，那些貪官反而沒事。

一九九二年，法輪大法洪傳於中國，“真、善、忍”的法理喚醒了有五千年文明根基的炎黃子孫，許多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看到了生命的意義，看到了醫治末世墮落的良藥，看到了世人得救的希望。張方良一九九七年底任榮昌縣副縣長，一九九八年初有緣開始修煉法輪大法，身體得到凈化，身患多年的乙肝病不治而愈，終於擺脫了折磨他長達二十三年的疾病痛苦，法輪大法的“真、善、忍”使他從本質上得到了改變和升華，身心健康了，道德高尚。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潔，以自己的所能為全縣人無私奉獻。

張方良身居要職，不收紅包、拒吃請，在外吃飯自己掏錢、不揩公家油的事跡在當地廣為流傳，有口皆碑。這在現在的中國大陸是非常罕見的。後來榮昌縣有關部門非法查抄張方良家時，發現張家只有幾千元的存款。

一、副縣長張方良被迫害致死經過

然而正當他準備為全縣人民做更多貢獻的時候，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輪功在中國遭到了鋪天蓋地的無端迫害。在高壓面前他只能在背地裏修煉，內心苦惱萬分。耳聞目睹了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對大法與法輪功學員一樁樁殘酷迫害的事實，特別是江澤民一夥自導自演“天安門 自焚事件”栽贓陷害法輪功，作為一名以“真、善、忍”為準則的修煉者，他感覺不能讓罪惡再延續了，張方良毅然走出來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向被謊言所毒害的世人講述法輪功遭受迫害的事實。

二零零一年十月六日在銅梁縣開會出差，張方良利用工作之余出去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而被綁架，開始被關押在重慶市公安局，後轉移到銅梁縣看守所。在非法關押期間，他直面高壓迫害，不向邪惡屈服。即使在他身心遭受嚴重迫害的情況下，他仍向能接觸到的一切人講真相、揭露江澤民一夥的邪惡，堅守“真、善、忍”的信仰。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這最後的一個多月裏，中共邪惡之徒對其迫害不斷升級，使他身體遭到嚴重摧殘，手已不能寫字。在他請人代筆轉交給家人的最後一封信中，親屬發現他將有被迫害致死的可能，於七月三日趕到銅梁縣看守所，在強烈要求下才得以看到被非法關押八個多月之久的張方良。

當時張方良是由看守所的四個犯人擡出來接見的，他四肢浮腫，不能站立，行動不便，手不能寫字，但思維清晰，能大聲說話。親屬提出取保候審的要求，通過據理力爭，銅梁縣政法委副書記劉安學說，我們已電話向市裏報告此情況，市裏等我們報書面材料。在家屬的催促下，劉安學說當晚將書面材料發傳真到市政法委，要求親人等候通知。

七月八日，張方良的親人再次到銅梁縣政法委等候答復時，早有預謀的中共人員已將張方良轉移到銅梁縣醫院，給身體已被嚴重摧殘的他戴上手銬，並強行註射不明藥物。當家屬趕到醫院時，張方良已神智不清、精神恍惚，對其在場的親人已不能辨認，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認識了。

酷刑演示：註射不明藥物

看到這種慘狀，其妻悲憤地對銅梁縣政法委“六一零”的人說：“我的人出了問題，你們要負責任”。在場的銅梁縣政法委副書記劉安學心虛地表白說：“你們可以去查處方，我們用的是‘最好’的藥”。在藥物還有部份未輸完的情況下，銅梁縣政法委“六一零”的人急忙拔掉藥瓶，慌忙催促其家屬把人接回家去，並前後警車監控跟隨。到榮昌縣城後，榮昌縣政法委書記王臣志出面交接後，雙方人員匆匆離去。

張方良被接回家後，思維有過短暫清醒，能分辨家人，但呼吸困難，只說耳鳴厲害，且說話困難。家人見其呼吸困難逐漸加劇，於當晚十一點鐘左右將其送往榮昌縣人民醫院搶救。次日早晨七點在輸液過程中張方良慢慢停止了呼吸。醫院出具的死亡診斷證明結論是：肺部感染、心力衰竭、呼吸衰竭。

張方良妻子在萬分悲痛中將情況告訴榮昌縣縣長李啟松，要求主持公道，調查解決此事。但得到的答復是：“煉法輪功的，我們不管”。隨後緊接著縣委派人出面要求盡快火化，並要求將靈堂設在縣殯儀館，不能設在縣計生委（其妻所在單位家屬院內）。而且還在當日電話發出通知副局級以上幹部不準去悼念張方良，並且在靈堂外有公安人員監視把守，使人們不敢前去悼念。榮昌縣有關部門還蓄意制造出張方良是“自殺而死”的謠言。

張方良被迫害致死後，靈車停在計劃生育辦公室門外不準進入。那正是賣菜的高峰期，一賣菜的農民問：“誰死了？”“副縣長死了”，一圍觀群眾答道。菜農哈哈大笑說：“吃老百姓吃多了，該死！”另一圍觀者說：“不是這樣的，他可是一個清官，下鄉不吃不拿農民的，挽起褲子下田同農民一起幹活，吃會議夥食都自己繳錢，不收紅包……”菜農難過地說：“你說的是張方良管農業的副縣長吧，他是好人，是清官。”

   更新：2016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