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

【明心網】（大紀元記者李孜、章樂柏林報導）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柏林首場演出圓滿落幕後，特意驅車五、六百公裏前來欣賞晚會的旅德作家仲維光先生高興地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專訪，下面是對仲先生的采訪報導。

晚會是在歷史上為人們追求信仰自由寫下了輝煌的一章

我自己對晚會感受很多，首先呢，大家不要忘記了，它是受到一群受到專制社會殘酷迫害的一個群體，他們在這種殘酷的迫害中，組成了這樣一臺晚會。我自己是搞思想史的。我反觀最近一百年以來在各個專制社會底下，都有很多的族群，很多的群體，很多的知識分子因專制迫害流亡到國外去，流亡到世界各個地方。但是，我們現在來看，只有我們中國的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在被殘酷的迫害幾年以後，形成了這樣一臺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這一點，我覺得給當代的，一百多年以來的反抗專制史，和人們追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生活自由，這個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章。

我們的許多人，我覺得，應該看到這一點，首先應該看到，這是被殘酷迫害的群體，他們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形成了這樣一臺演出。我覺得從1989年以後，很多的中國的異議知識分子，民運人士，經歷這十幾年，特別是1989年後最初的五年中，情況要比這好的多。但是我們沒有形成這樣一個演出。

那麼，近年來說，經過如此艱苦環境的法輪功學員，他們能夠在幾年中形成這麼精彩的一個演出，而且在歐洲的中心――柏林。我這裏特別要強調，在德國人來說，德國人是非常保守的，他們對外面的事務，接受的非常的慢，大部分人是非常排斥的。在這樣的一個首都――柏林，能夠在這樣一個大型的演出場所，能夠近乎座無虛席的舉辦這樣的演出，我覺得是非常成功的。

接續我們的傳統，重新起步

第二個感觸很深的是，1999年一月的時候，我自己去了印度的達萊薩拉拜訪了達賴喇嘛。那個時候，我突然感到，西藏從1959年到1999年經過了被鎮壓的40年以後，還有一個群體，他們聚集在印度這個地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他們都有很強的凝聚力。那個時候我就問自己，為什麼在中國的所謂漢人，或者我們中國人，在被專制迫害以後，1989年以後，十年以後，這個情況越來越壞，越來越窄，而且大家都知道1999年民運走向了一個最低潮。那個時候中國人都在說，中國人沒有向心力，沒有凝聚力，沒有宗教感情，沒有信仰，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等等，當時我心裏頭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是就是在1999年後的四、五個月時間內，在中國發生了鎮壓法輪功。鎮壓法輪功的現象，鎮壓幾年下來，我們看到，形成了一個凝聚力很強的群體。那麼從這幾年現象裏頭，我們就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凝聚力，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追求，這個呢，我覺得大家看這臺演出的時候，大家首先都應該想到，這就是我們中國人追求新的生活，我們中國人接續我們的傳統，重新起步的一個結果。

“我是誰”

第三個感觸，就是這個演出其中有一個獨唱《我是誰》，我來自什麼地方。這個問題呢，我在想，不只是我們法輪功學員提出的，而是我們每個中國人提出的。中國人是誰，我覺得一百年以來，我們中國人走過了一個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在五四以後，西方左派分子、集權主義思想註入到我們中國以後，已經徹底摧毀了我們中國人的自信心，徹底摧毀了我們中國人的脊梁，我們中國人已經不知道我們中國人是誰了。這一臺演出呢，我覺得給我們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重新問我們，我們中國人是誰，而且這臺演出也對這些問題做出了一些探索，這些探索，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大家思索。

與中共“春節晚會”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

這臺演出和（中共）中央電視臺晚會的區別，或許有大陸知識分子會說，這臺演出也有宣傳的東西啊，也有宣傳法輪功的東西啊，我說不是這麼回事。這臺演出，是受迫害的人發自內心的對自己信仰的一種呼喚和追求，它不是宣傳；它不是要壓迫對方，要迫害對方，它沒有權力，不掌握權力。而（中共）中央電視臺的宣傳是中共的一個機器，是黨迫使每個人說什麼。在其演出中他們不能夠說自己的話。所以這樣兩臺演出，是絕對不可以同日而語的，也是絕對不可以對比的。

所以今晚這樣一臺演出把它說成是宣傳我是絕對不同意的。只有共産黨那種利用權力，利用自己手中的媒體來強迫人做什麼，這才是宣傳。我們只能說，它是一部分有信仰的民眾，對另外一部分民眾闡述自己的信仰，希望他們也追求這種真善美的生活，它不是宣傳。

對於整個的節目我覺得都帶來了一種新的節奏，是完全返歸傳統的東西，整個演出我都喜歡。但是，比較喜歡的我覺得，就是說下半場的關貴敏的演唱、最後的《鼓韻》。其他的比如嶽母刺字的一段都是返歸傳統，提倡傳統的。

發稿：2007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