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九)

【明心網】中共建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和其發展

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在1937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沖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余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余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陜邊界，開辟了川陜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陜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陜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余裏，南北四百余裏，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裏，人口五百余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余人……這是川陜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陜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陜（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制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制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麼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借機發動了若幹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鑒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鑒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了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采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遊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遊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面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支彈藥也很困難。

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稱：“1934年3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部分中共紅軍則繼續留守以牽制國軍，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滅。

“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10月21日至11月30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余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

對於這段歷史，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裏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導致長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可見，中共的長征是失敗逃亡造成的、而非什麼北上抗日(下文再詳細分析)。

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制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只不過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那只是其內部的是與非。但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卻是共同的。

（正見網）

發稿：200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