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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明之源--印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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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

【明心網】在中國的古代,華夏先民們為了記事和交流思想,先後創造了各種記錄方法。最早產生的是“結繩記事”法。戰國時期的《周易•系辭下傳》中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漢朝鄭玄的《周易註》中說,“古者無文字,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因竹樹豐富,則發展出了“刻木記事”法。此法在樹枝上以刻劃深淺、長短、粗細不同的條痕以表示不同的意思。這種方法到金元時期仍有使用。《馬克•波羅行記》中寫道,“彼等無字母,亦無文字。土人締約,取一木枝,或方或圓,中分為二,各刻借二三符記於上,每方各執一片”。後來又發展出了以圖畫描繪事物,描摹實物形狀的造字法,逐步演變為象形文字。這是漢字產生的發端。

商周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是最古老的可辨識文字體系,稱為甲骨文。這些文字結構不僅已經由獨體趨向合體,而且有了大批的形聲字,不但表意而且表音,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文字。而當時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銘文稱為“金文”或“鐘鼎文”。商代金文的字體和甲骨文相近,銘辭字數較少;西周金文字體齊整,銘辭字數較多。戰國末年,字體逐漸和小篆接近。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推行統一文字的政策,以小篆為正字,淘汰通行於其他地區的異體字,對漢字的規範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在籀文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形體勻圓整齊。秦未,由篆書簡化演變而成隸書,把篆書圓轉的筆畫變成方折,在結構上改象形為筆畫化,以便書寫,奠定了楷書基礎。楷書長期穩定沿用到今日。所以,文字是由象形文字經簡化、統一、逐步創造、演變,才形成今日的漢字。

從戰國至魏晉時代,用於書寫文字的材料範圍空前擴大。竹木簡牘,縑帛,麻質纖維造紙先後各領風騷。此外,石刻工藝也日臻成熟,出現了大量的石刻銘文。有代表性的刻石是秦代石鼓,因刻石形狀像鼓,所以叫“石鼓”。每塊石上各刻四言詩一首,共十塊,後人把石鼓上的這種文字叫“石鼓文”,其字形結構大體保持西周的寫法。這些石鼓上的文字堪稱中國最古老的書籍。

據考證,印刷術起源於中國的印章。先秦及漢代的印章多用作封發物件,把印益於封泥之上,以防私拆,並作信驗。當時的印章都是陰文,兩漢後以後陽文漸漸風行。印章創造了從反刻的陽文文字取得正寫文字的方法,並且是最早的文字復制技術。東晉時代的道士擴大了印章的面積,使之能容納長的符咒。現在發現的最大印章有120個漢字,相當於一篇短文。制作拓片的技法也是在那時發明的。古人以濕紙緊覆在石碑上,待幹後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圖形,稱為“拓石”。後來,又將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進行傳拓。石刻文字是陰文正寫, 拓石則提供了從陰文正寫取得正字的復制技術。

拓石得到的是黑底白字的拓本,而陽文印章蓋印得到的是白底黑字。黑底白字不如白底黑字醒目。因此,如果將碑上的陰文正寫的字,仿照印章的辦法,換成陽文反寫的字,在版上刷墨再轉印到紙上,或者擴大印章的面積,成為一塊小木板,在版上刷墨鋪紙,仿照拓石方法來拓印,就能得到清楚的白底黑字了,這就是雕刻印刷。雕刻印刷是我國的印刷術的最早形式,是印章蓋印和捶拓碑石兩種方法的結合的結果。

從現存文獻和最早的印刷實物來看,我國雕版印刷術是在西元7世紀出現的,即唐朝初期。明邵經邦的《弘簡錄》記載,貞觀十年(西元636年),唐太宗曾印行長孫皇後的遺著《女則》。唐代馮贄的《雲仙散錄》中也提到,玄奘曾印刷普賢菩薩像廣贈四方。這些書卷的問世是世界雕版印刷之始。

唐朝後期,印刷實物有明確日期保存下來的,是一卷《金剛經》,其末尾明確刻著“鹹通九年(即西元868年)四月十五日王價為二親敬造普施”字樣。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印刷實物。該實物原藏於甘肅敦煌千佛洞,現存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該書為長卷,全卷長4877毫米,高244毫米,卷首的一幅扉畫是釋迦牟尼在祗樹給孤獨園的說法圖,其余是《金剛經》全文。該書雕刻非常精美,圖文渾樸穩重,刀法純熟,說明刊刻此書時技術已達到高度熟練的程度,書上墨色濃厚均勻,清晰明顯,也說明當時的印刷術已經非常發達。至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令國子監雕《九經》版,並付印,開古代中國大規模印刷之先河。

西元10世紀中葉,勘刻書籍的範圍繼續擴大。宋開寶四年(西元971年),宋太祖令在成都雕全部《大藏經》版,稱《開寶藏》,這是中國早期印刷史中印刷的最大部頭的書。後又由國子監雕印《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後又刊印醫書《聖惠方》等。刊印書籍的種類也大大增加。除儒家經典外,史書、地理、醫藥、農業、工業、天文算法、詩集、佛教和道教的經典、工具書,以及民間的日歷、字書均有版面世,民間文藝刻本也開始出現。

由於印刷業的發展,不僅各級政府機構刻書,就連私家刻書、坊間刻書也有很大發展。官刻本是政府各機關刻印的書,中央政府所刻的書,以元朝的國子監刻本為最著名。地方機關刻印的書:也稱官刻書,依其官署名稱(如明朝各王府刻的書)。私刻本是地主階級的士大夫們的私家刻本,利人出資刊印的書,當時私家刻書不以牟利為目的,而是為了揚名,但售賣書籍畢竟是一種商業,便出現了書坊。書坊自己擁有寫工、刻工和印工,刻印的圖書作為商品流通,但因書商從牟利出發,大多校勘不精,所以一般不受重視,這類書商刻印的書稱為坊刻本。

印刷術的流行,漸漸產生了印刷通用字體。現今宋體字就為印刷字體,為宋代雕版印書通用。在書籍形式上,開始為卷軸式,長幅版不如短幅版好印刷,後來以每版為一張對折起來,疊許多對折頁,加以裝訂,而成為一冊。這種書籍形式沿用至今,並傳遍世界。

雕版印刷的工藝,一般用棗木或梨木作板材,將木料刨成適當的厚度,鋸成需要的大小幅面,在板面上刷一層漿糊,使板面光滑柔軟,再將寫在薄而透明的紙上的原稿,反向貼在板上,用刻刀按原稿把不是圖文的部分刻去,即成印版。在印版上刷墨,把紙鋪在版上,用刷子輕勻刷過,揭下紙張,圖文就轉到紙上了,成為印刷品。

利用雕版印刷書籍,要將全書每個字都刻在版上,其中有許多字都是重復出現的,也都要一一刻出,使雕刻工作量很大。為減小重復使用字的雕刻,並能使已刻出的字重復使用,活字術便應運而生。

宋仁宗慶歷年間,畢升發明了膠泥活字版。《夢溪筆談》記述,“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其工藝過程包括:制活字、排版和印刷,與現今鉛活字排版印刷的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畢升的發明比德國谷登堡創用鉛活字早400年。《夢溪筆談》中的介紹是現存有關發明活字印刷術最早、最詳盡的史料。畢升發明活字印刷之後,曾印過書,但這些書沒有一本被流傳下來,印過哪些書也無法考證。

膠泥活字容易殘損,不能耐久。元成宗大德年間,王禎創制了一套木活字,請工匠刻制木活字共3萬多個,兩年完成,用其試印大德《旌德縣志》,全書6萬余字,不到一個月時間,印成100部,證明效率很高,這是現在所知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禎不僅創造了本活字,而且還設計了轉輪排字架。活字依韻排列在字架上,排版時轉動輪盤,以字就人,提高排字效率,減輕勞動強度。王禎還把木活字制造方法,以及印刷經驗,有系統地記錄下來,即所著《造活字印書法》,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地敘述活字版印刷術的珍貴文獻。

王禎創造木活字以後,木活字得到了廣泛的使用。西元14世紀到19世紀,用木活字印刷的書籍很多,特別是乾隆年間,在武英殿刻成大小棗木字253500個,先後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8種2300多卷,此為研究我國古代印刷技術發展歷史的重要見證。直至西元1910年,蘇州校經山房還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印刷術自唐代成型以來,一直使用單色印刷,一般常用黑色,有時用紅色或藍色。為了適應文化的發展,古人們又發展出了彩色印刷技術。如要在一張紙上印紅黑兩色文字,就刻兩塊相同大小的版,在一塊板上只刻要印黑色的文字,另一塊板上只刻要印紅色的文字。先用刻有黑色文字的版,用黑墨印成黑字,再在另一塊版上用紅墨印在已有黑字的紙上,便得到兩色文字印刷品。由於在印刷時,必須使這兩塊版的版框嚴密地互相吻合,以保證印張上各種顏色能夠恰好在其相應的位置,而不致參差不齊,所以叫作套印。最早的彩色套印作品是一部元順帝至正元年(西元1341年)時兩色套印刊行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註解》。

彩色套印術除印刷文字外,另一個應用領域是印刷圖畫。最初是用幾種顏色塗在一塊雕版上,如用赭色塗在樹枝上,綠色塗在葉上,紅色塗在花上,印出一張三色的彩畫,但這樣印出來的顏色,容易混淆不清。所以又進一步根據畫稿設色深淺濃淡和陰陽背向的不同,進行分色,刻成多塊印版,然後依色調套印或疊印,以得到需要的顏色。明天啟年間《羅軒變左箋譜》和《十竹齋畫譜》兩種畫譜分別刊行。它們不僅色彩鮮明,而且雲紋水波都一一凸現。古代中國的印刷技術在這時達到了頂峰。

中國的印刷術,源遠流長,傳播廣遠。它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隨中華文化的誕生萌芽,隨中華文化的發展演進。如果從其源頭算起,迄今已經歷了長達五千余年的發展歷程。因此,有史家把印刷術稱為“文明之母”,是再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