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懺悔錄――“玩筆桿子”

【明心網】小時候，街坊鄰居常誇獎我說：你看看你，又得了五分，像個小秀才似的，長大了準有出息。若是哪個大嬸大嫂動完了口後意猶未盡，我就不幸了，因為她還會動手，摸摸我的腦門，並加上評論：怪不得你老考第一，你看你這大腦門長的，這麼大。雖然被摸腦門帶給我的感覺不是那麼舒服，但也被很快就被那誇獎聲所帶來的快感彌補了。

我喜歡秀才，特別是窮書生的故事。他家裏怎麼怎麼窮啦，他怎麼怎麼刻苦讀書啦，又經歷了怎麼怎麼的曲折，然後，他考上了狀元什麼的。現在回想這些往事，這些故事之所以吸引了我，就是因為我家窮，並且，我學習得還不錯。當然，也有老母親的耳提面命：孩子，你們可得好好學習，媽是一個大子（指金錢）也沒有，你要是不好好學習，考上大學，就得一輩子爬地壟溝子了。

大了點我明白了，這書生的，不是光讀幾本書就算數的了，還得能寫，如果七步之內哼哼不出一首詩來，至少也得熬些時日寫它個幾首，寫完了還得推敲推敲。後來，不知是從何時、何處、何人口中，又聽到了一個現代的詞，就是“玩筆桿子”，說是那會寫文章的人，就是能搖筆桿子的人，又稱會玩筆桿子的人。

“筆桿子”大概也是從“最高指示”中來的，與“槍桿子”並列，大意是這樣：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這條語錄對我影響挺大的，因為我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但居然把它與“槍桿子”並列，我還是不大懂。現在懂了一點，“槍桿子”瞄準的是人的腦殼，“筆桿子”刺中的是人心。

但“筆桿子”前面加了一個“玩”字，似乎是老百姓的創造，與“耍心眼”的“耍”字似乎在一個層次上，都與人有關：“玩人”或者“耍人”。寫文章就是“玩筆桿子”。說一個人是一個“筆桿子”，那是誇這個人能寫；要是說一個人只會玩筆桿子，那是說這個人除了會寫寫文章外，別的什麼也不會幹。

我從小學就願意寫作文，寫的作文經常在班內被當作範文讀。讀起來，連我自己都挺感動的。上中學後，寫的作文還在全校得過獎。教我語文課的黃老師在我的作文上曾經寫了許多的評語，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說我的文章：細膩有余，粗曠不足。

但無論我怎麼寫，寫了多少，它都不是“玩筆桿子”而是完成作業，還沒有到“玩”的那個等級。

那時，也看到老師寫檢討，寫認罪書，對自己的“罪過”的細節的記敘到了不能再細的地步，對自己的“罪過”的性質的認識拔高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就以他們所用的“死”字而論，說的都不是我該死，而是“罪該萬死”，“死有余辜”，等等，以至於他們讀著自己的檢討或者認罪書時，雖然是上了年歲的人了，還是老淚橫流。雖然如此，這檢討就是寫得再好，它也不是“玩筆桿子”，一是因為沒有這個玩法的，二是因為他們是“敵人”。敵人是不配玩革命的筆桿子的，他們只配被筆桿子玩。

我那時知道的“玩筆桿子”，是指能給報社寫稿，或者是給“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寫講用稿，或者指給領導寫講話稿，報告稿。

前兩類的“筆桿子”，我都玩過。後一種玩法，沒玩過。

我從上中學的第二年開始，就在遼寧省的〈紅衛兵戰報〉上陸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名之為“小評論”，實際上就是“大批判”稿。玩這類筆桿子有個訣竅，就是四個字：“嫁禍於人”，這人，自然是被上面說成是敵人的人。還有個訣竅，就是你把敵人抹得越黑，你的水平就越高。

這個玩法可以說成是“降低法”,不論你批的是什麼人,都要達到“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讓他永生不得翻身”(當時流行的口號)的目的.說到野心,自己時常會加上“狼子”修飾前面,“何其毒也”修飾後面,就成了“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揭露敵人的陰謀,一定要把他們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以及各國反對派聯系起來,說他們內外勾結,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無論批判在上面的還是在下面的敵人,都要把他們聯系起來批,叫“上掛下聯”,吧下面發生的任何壞事都往上面掛,一直掛到劉少奇的頭上,而劉少奇的話造成的毒害,又要聯到下面的人的頭上,一直聯到我正在批判的這個人,等等.

自己和當時許多玩筆桿子的人所用的這一套“嫁禍法”，造成的效果只有一個：不斷地制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敵人。

與“嫁禍法”相對的，玩筆桿子還有“歸功法”，就是把自己（和社會中的其他人）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成績都歸功於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

這樣一個思維方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剛上小學的時候，那時，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向雷鋒同志學習”。學什麼呢？林彪把這個學習目標具體化為四句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對於我來說，這最後一句話就成了：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具體怎麼做呢？老師鼓勵我們，要向雷鋒一樣，為人民多作好事，簡言之，作好事。有些好事也不是那麼容易作的，比如在大街上撿到了一分錢、五分錢什麼的，交給老師，被誇獎為“拾金不昧”。我上學時也真的認真往馬路上看了，經常能看到馬糞，但就是看不到錢。我很羨慕那些能撿到錢的同學，長大後才聽他們說，是管老娘要的，當然了，也沒多要，就是一分、兩分的，五分錢到頭了。

撿不到錢，就只好出力了。大冷天的，我一大早就從炕上的熱被窩裏爬出來了，提著個小糞筐，沿著大路就去撿糞，主要是馬糞，牛糞太不好撿。撿了半筐後，就和同學一起，把它擡到了學校。當然，也能受到老師的表揚。而當老師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做的時候，我就說，是毛主席叫我這麼做的。

自然，毛主席是從來沒有叫我一大早就起來撿馬糞的。

上了中學後，這種歸功法也隨著自己文化水平的增高而更加深刻了。和同學們一起外出勞動時，行前動員，經常掛在我嘴巴上的話是：同學們，我們要按照最高指示教導我們的那樣，在勞動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勝春種（或者秋收）這一仗，用實際行動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保衛我們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粉碎階級敵人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切陰謀詭計。等等。

勞動回來後，班級中組織會議，談論“學農（“學習貧下中農”的簡稱）勞動”的體會，自己就會作這樣的發言：過去，在劉少奇一類騙子的毒害下，自己一時產生了怕苦怕累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這次勞動中，當我彎腰插秧插了一會兒後，這個思想又冒出頭了，就想偷懶少乾一點。就在這時，我想起了毛主席的偉大教導，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於是，渾身增添了革命力量，馬上就感到不累了，和同學們一起，完成了插秧這一場戰天鬥地的革命戰鬥。

從那以後，無論自己作了什麼好事，無論自己在作好事之前想了什麼，但一到大家面前講的時候，就形成了一個公式：在什麼困難的時候，突然想起了什麼教導，馬上就產生了什麼力量，然後就完成了什麼工作。

總之，一切都歸功於偉大領袖。

漸漸地，自己這一套就用的很熟了，以至於到了一個程度，自己還真的以為自己是想起了什麼教導。

大概是一九七一年，我們縣召開紅衛兵代表大會。主題之一就是講紅衛兵如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自己當時被上面選上了，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主要任務就是幫助同學寫發言稿，叫做“講用稿”。那時，我非常興奮，因為自己在小時候，看到從縣政府大樓裏出入的人，都羨慕得了不得。如今，自己也坐在了其中的一個辦公室內，並且，攤開在辦公桌上的打著紅格子的稿子，上面赫然印著一行大字：鳳城縣革命委員會稿紙。

自己對同學的“講用稿”的主要修改就是：“拔高”，即把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拔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高度”。比喻談到形勢，一定要寫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寫上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講到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殘兵敗將還在磨刀霍霍，準備反攻大陸，讓我們勞動人民吃二邊苦，遭二茬罪。為了增加力度，開頭還會加上毛的詞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等等。但最關鍵的“拔高”的地方就是：當他們面臨什麼情況時，一定要想起毛主席的什麼教導。

一開始，我還會問同學，你在這時想起了什麼？看他們沒有回答到點子上，就啟發他們，你想沒想起毛主席的教導？啟發到這個份上的時候，他一定會想起自己想起了語錄中哪一段教導。但他想的語錄若不大對題，就又問，你還想起了什麼？再想想，你是不是想起了毛主席的這段最高指示。回答一定是；對。對。對。我剛才怎麼忘了呢。

後來，寫熟了，也怕麻煩，我就自作主張，替他想起了什麼教導。由於從文化大革命開始，自己就幾乎把一本〈毛主席語錄〉背下來了，毛的另外三本小冊子也能從頭背到尾了，於是，主要的技巧就在於怎麼分類了，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想起了哪一類的語錄，比如，他若幫助別人，那一定是先想起來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毛語錄；他在困難的時候，一定有“愚公移山”在鼓舞著他。

現在想起來，最有意思的是，自己這麼作時，沒有任何內疚心理，也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在造假，反而心安理得。我以為他在那種情況下就該那麼想，即使他當時沒有那麼明確地想，也是他一直那麼想，或者曾經那麼想過了，我只是把他怎麼想起了語錄的這一點引發出來。

一九七四年，還鄉勞動一年多的我，被上級評為民兵中“批林批孔”的先進分子，參加了丹東軍分區召開的丹東地區“批林批孔”積極分子大會，並在會上作了講用。當然，“講用稿”的初稿是我自己起草的，又被上面的秀才作了修改，但修改的地方不多。因為在關鍵的地方，我雖然沒有寫上我想起了什麼，但卻處處寫明白了我是如何響應毛的偉大教導，投入到“批林批孔”的偉大鬥爭中去。

而那，的確是實情。

當筆桿子玩“歸功法”時，目的是制造偶像。

上大學時，我讀了一些西方的文學作品，看到了一些故事，講一個人如何把靈魂賣給了魔鬼。讀後，很不以為然，以為那是神話。但我的確也為自己青年時代那麼愚忠而懊悔，但原因是什麼，不清楚。

信主後，知道了人有一個上帝所厭惡的大罪，就是拜偶像。〈以賽亞書〉如此描畫一個制造偶像者：

他把木頭的一半放在火裏燃燒；在上面烤肉；吃了烤肉，並且吃飽了，就自己烤火取暖，說：“哈哈，我暖和了，我看見火了。”他用剩下來的一半做了一個神像，就是他雕刻的偶像，他向它俯伏，向它敬拜；又向它禱告，說：“求你救我，因為你是我的神。”（新譯本）

初看這些人，我笑他們，怎麼如此無知、愚昧。

但從有一天開始，我笑不出來了，我發現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偶像制造者，只是造法和他們不同而已：他們用的是刨子，我用的是筆。我是用自己的筆，把一切都歸功於偉大領袖，連自己能活著，連自己的家人還有一口氣，也都仰仗著紅太陽的光芒萬丈。我越是這麼歸功，領袖在我的心中就越偉大；他越顯得偉大，我就顯得越渺小，以至於有一天我完全失去了自己。

在我親手參入制造的偶像面前，我失去了自己。

我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變成了毛主席怎麼想我就怎麼想，他認為什麼是真理，什麼就是我的真理；他認為什麼是謬誤，什麼就是我批判鬥爭的對象。

我失去了自己的感情，變成了毛主席喜歡什麼我就喜歡什麼，不管我以前對這個什麼毫無感情。就以詩歌而論，聽說毛喜歡“三李”（李白、李商隱和李賀）的詩，我也就跟著喜歡了，全不在乎自己到底懂不懂，對他們是不是真的喜歡。

我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的語言。我不但是把毛的語錄、詩詞掛在嘴上，一講到人民，那就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一講到群眾，就說是“真正的英雄”，一說到祖國的形勢，就是“風景這邊獨好”，等等，我甚至模仿毛寫文章的特點，並且，學得越像，我就越覺得自己忠於毛主席，對自己就越滿意，越放心。

當我失去了這一切，從思想和信念到情感和語言，我就成了一個空心的人，一個工具，任毛塑造、任毛使用的“革命工具”。一個人成了被另一個人使用的工具，對此，我不僅一點也不覺得悲哀，反而無比自豪，高興自己終於成了毛主席的紅衛兵。

人哪，當他拜倒在偶像面前時，他就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從此，他活著而不想走火入魔，就難了。

（《信仰》網刊）

發稿：2003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