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懺悔錄――我怎麼打人啦！？

【明心網】一九九八年年底，有一位朋友從北京返回美國，給我帶來了三本《讀書》雜志。好像又見到了久別的老朋友一樣，我很高興，急忙一本接一本地讀起來了。

兩個補白吸引了我。一個是邵燕詳先生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檢討、大批判和大字報匯集成了一本書，書名叫《人生敗筆》。他說那些東西“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世、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1998，8期）還有八十七歲的季羨林老先生出版了《牛棚雜憶》一書，他說他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即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槍分子的人，為什麼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過程也拿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1998，9期）兩位先生都是我非常敬重的長者，他們的話令我又想起了一件久久無法忘懷的往事：上中學時，我在學習班上打過一次我的老師，只一下子，他們當時被稱為“牛鬼蛇神”。雖然我自認為夠不上“造反派”，但這件事不僅折磨了別人，也折磨了我自己，值得記錄下來。

那件事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有一個長期的準備過程。

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我剛十一歲，上小學四年級。有一天突然發現平時沒什麼新鮮事的小縣城裏一下子熱鬧起來了。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只要“偉大領袖毛主席”剛剛發表了最新的“最高指示”，大人們就都上大街去遊行慶祝了，有時候我們小學生也去，還敲打著破鼓，喊口號。不知怎麼的，一見到那麼多人遊行，我就想起了廣播中老是播放的革命樣本戲－紅燈記，就是李奶奶對鐵梅訴說工人大罷工的那句臺詞，“都上大街遊行哪！”但又一想，這扯不到一起去，一個是舊社會，一個是新社會。

當時我最願意看的熱鬧就是遊街，平時想見都見不到的那些縣裏的大官們，這下子可都見到了。他（她）們一個個戴著大高帽子站在大卡車上，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有的還掛著一雙又一雙的破鞋，並且，他們還都低著頭，要是誰擡了一下頭，馬上就被後面押送他們的人摁下去，還要挨上幾腳。

“哇！”這些大官原來都是壞人哪！哇，原來壞人這麼多啊！

我是沒見過什麼世面的農家子弟，我們家附近住了縣裏的一個小科員，光是他上衣的口袋中插的那支鋼筆和他走道時仰起的大臉（他從來不和我們說話）就足以使我的想像力完全枯竭了。我怎麼也想象不出他是多麼了不起，都能進縣政府所在的那個大樓，還能見到縣長。

我就是做夢也夢想不到有一天我會親眼看到縣長、副縣長、縣委書記、副書記以及他們下面那麼多帶“長”字的和不帶“長”字的大官和大官們的愛人們（當時稱臭老婆）或情婦們（當時稱為破鞋），並且是這麼近距離地看，並且是想怎麼看就怎麼看，並且是不用買票、不用花錢，有意思，真過隱。

不過看多了也有些失望，原來他們也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的，一聽別人喊“你認罪嗎？”就趕忙說“是。是。”全不像電影中的共產黨員，大喊一聲“不！”然後猛地挺起了高傲的頭。當然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頭老是被人摁著。

不管怎麼說，我越看就越覺得他們的確像壞人。他們若不是壞人，我們的偉大領袖能號召人民群眾把他們打倒在地上，再踏上千萬只腳嗎？要是好人的話，人們怎麼能揭發出那麼多他們作的壞事，他們怎麼會一口接一口地說，“我是反黨分子！”“我反對毛主席罪該萬死！”

在遇到另一類“牛鬼蛇神”遊街時，我對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就有些糊塗了。這些人大都是我或我的父母平時認識的普通老百姓，什麼工人哪、農民哪、小學教師，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呀，等等，等等，他們大都住在我們家附近，有的是多年的老鄰居了，平時見面都叔叔長姑姑短的，突然一夜間他們都成了三類、四類分子，或七、八、九類分子。我偷偷觀察他們時是有些糊塗，有時看他們長得就像壞蛋，有時又覺得不太像。有時聽到人們揭發出來的他們的罪行，覺得他們真是壞死了，可有時看得他們那一副可憐的樣子，特別是他們那可憐的眼神，心中就不大好受。雖然媽媽不許我去看這些老鄰居被遊街，但我還是溜出去遠遠地站著看，既想看清他們，又怕被他們看見。

那時縣城窮，沒有多少卡車。所以這些“牛鬼蛇神”是不配站在卡車上被遊鬥的。他們排成一隊，敲著鑼，打著鈸，走在小巷中，路也不太長。押解他們的人有時命令他們在地上爬，他們就爬了，爬多長時間，全取決於押解人的情緒。有時有的小孩子會偷偷往他們身上扔小石頭，揚幾把塵土，或者“啪”的一聲把一口痰吐在他們臉上，他們也就是把眼睛閉上而已。雖然我沒參入這些惡作劇，但卻認為這是正常的。那時腦子裏已經形成了一個觀念：人是分為兩類的：一類叫作“人民群眾”，一類叫作“階級敵人”。對於階級敵人，無論你怎麼罵，怎麼往他們臉上吐吐沫，怎麼往他們屁股上踢一腳，怎麼把他們家的東西抄走，怎麼讓他們在三伏天於驕陽下跪在撒滿了玻璃碴子的洗衣板上認罪，都是革命行動，並且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看著看著大人革人家的命，加上廣播裏天天號召全國人民都要起來鬧革命，不久後我也起來了，也革命了。用現在大陸通用但我用起來總是別扭的新詞來說，標識著我革命的“舉措”是我成立了一個“革命到底”戰鬥隊。那年頭成立組織容易得很，不用註冊，在一張白紙上寫上“革命到底”四個字，貼在教室的窗戶上，就造反了。我反了那年才十二歲，是少年，小學四年級。我那個戰鬥隊的規模不大，就像樣板戲《沙家濱》中的胡傳魁唱的那樣：“攏共才有十幾個人，”不過槍是一條也沒有的。我自然是隊長，任沒任命付隊長記不清了，大概不會。

我們革了一年多的命，最大的革命“舉措”是參加了一次靜坐示威，在縣裏唯一的燈光球場裏舉行的。不過沒坐到底，天太冷了。坐到晚上八點多鐘時，大人就來勸我們了，說為了保護革命身體回去吧。我們心裏不服氣，可真是冷，又困了，再加上保護我們剛剛發育成青少年的身體和革命都緊緊地連在一起了，我們也就勉乎其難地回家睡覺了。睡得還挺香。

兩年後上中學了，原來叫鳳城高中，那時改成了鳳城一中。我在鳳城一中中繼續革命，革命到底。這回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大批判。

入中學不久，我就被挑選出來了，作為紅衛兵小將的代表參加了鬥爭“牛鬼蛇神”的學習班。這些鬥爭的對象主要的大都是老師，還有前校長、書記、教導主任以及個別的工友。這些人我從前一個也不認識，所以批他們不會不好意思。

在參加學習班之前，當時負責學校事務的“工宣隊”（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曾把我們這些紅衛兵召集到一起開會，告訴我們說他們這些人都是罪惡滔天的壞人，要狠狠地批，把他們徹底批倒批臭。

例如，有一次“工宣隊”告訴我們說，某某是個女特務，她們幾人不僅殺害了一位共青團員後，還把他的肉包成包子吃。記得聽完介紹後，我恨那個女老師恨得直咬牙根，她太殘忍了，都該槍斃了。

我的階級感情就這麼地被培養起來了。這樣的階級敵人怎麼能不批呢？他們還要把我們拉回到舊社會去，讓我們窮人再吃二遍苦，我聽了可真是有氣。宣傳中所說的舊社會，那時還沒我，怎麼苦，無法親身體驗。但六零年前後餓得前腔貼後腔胃疼得睡不著覺的經驗我卻體驗得很充分，且前後有三年之久。我是那麼想象的，退回舊社會肯定比六零年更苦，那還了得。餓死事小，餓不死卻又餓得要死地活著事大。所以是得和他們鬥了，並且要按照最高指示把他們鬥倒，鬥臭。

第一次坐在他們對面準備批判他們時，我有些緊張害怕，特別是想到“工宣隊”和“軍宣隊”說他們這些臭知識分子會耍詭計時，我怕我會上當。但領導用毛主席語錄鼓勵我們，說他們是紙老虎，一捅就捅個大窟窿，說毛主席在中南海看著我們呢，說工宣隊、軍宣隊和革委會都會為我們撐腰。聽這麼一鼓動，我心熱了，氣足了，膽子也強壯了，還有什麼好怕的拉?沒有啦，什麼也不怕了。鬥吧！

我的第一次批判發言是在紙上寫好了稿，有一頁半。但等我寫完，已快換為批判另一個老師了。我的批判只趕了個末班車，挺丟臉的。搶先發言的同學都得到了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的表揚，這使我很不服氣，我心裏和這些同學較上了勁：先別神氣，看看以後誰批得更好。

於是，第二天聽老師檢討後，我只簡單地寫個大綱就發言了。雖沒搶上第一，但名次明顯提前。很快地我就幹脆連大綱也不寫了，他們一檢討完我馬上搶著發言批判，反正那幾套詞也熟了，無非是命令他們老老實實向黨和毛主席低頭認罪，指責他們妄想蒙蔽過關，欺騙革命小將，大帽子底下開小差。指責他們檢討不深刻，要深挖其反革命的歷史根源和階級根源，等等。

“牛鬼蛇神”們是從來不敢回嘴的，總是說“是的，是的，我一定要好好低頭認罪、深刻檢查。”看到他們點著頭那麼說，我心裏挺得意的，看來我批的是不錯，不然領導也不會表揚我擊中了他們的要害，由此不僅自信心大增，嘴皮子也被練出來了。

六九年冬的一天，領導叫我負責監督學習班的牛鬼蛇神的學習。早上我按照規矩叫他們一個個到毛主席像前去低頭認罪。但他們似乎不大怕我，動作也慢了點，認罪的聲音也小了點，低頭的姿勢也顯得也高了點。我心裏有點氣，心想你們欺負我好說話，要是XXX、XXX（幾個愛動手打人的紅衛兵）在這裏，你們準保乖乖的。

那時我站在爐子邊，一邊烤著火一邊大聲喊：“低頭！低頭！你再低點！好好認罪！”不知什麼時候我順手把爐鉤子拿到了手裏，爐鉤子的一頭搭在了爐蓋上，爐火正紅。

突然發現一個老師低著的頭稍稍地擡了起來，我心裏的火一下子就躥上來了，大喊一聲“你給我好好低頭認罪！”喊叫間我手中的爐鉤子不知怎麼就已經點在了他的後脖梗上。他叫了聲“唉喲”慌忙低下了頭。

那爐鉤子把他燙了一下。

為了掩飾心裏的驚慌，我大喊：“你喊什麼？回去！坐好！坐好！”

他回去了，在椅子上坐好了，在坐好前他擡頭看了我一眼。那是什麼樣的目光，我形容不出來。只是從那以後我見到他時總感到不好意思，心虛。

我打了一下的這位老師名叫肖忠祥，文革前是鳳城高中教導主任。

鎮定下來後我突然想我怎麼也動手打牛鬼蛇神了？當時我甚至沒想到我是打人了，我只是把他們當作敵人。特別是想到我媽媽曾警告過我：在學習班動動嘴可以，但可不許動手打人，就更不安了。不過這不安很快過去了。心想我這哪算打人哪，是不小心失了手，也沒燙壞。再說，誰叫他不好好低頭來，活該。

後來落實政策，班上的牛鬼蛇神陸續都解放了，連那位承認吃人肉包子的女老師_史老師也釋放了，（史老師後來偷偷告訴我，說她是被打得實在熬不住了，叫承認什麼她就承認什麼了）被我燙了一下的肖老師也解放了。我很快向肖老師道了歉，說我不是特意的。肖老師說他知道，別放在心上，只疼了一會兒，沒燙壞。以後，肖老師對我很好，是我尊敬的一位教育家。

但這件事多年來卻一直我放在我心上。我不明白我這個很少打人且怕被人打的人怎麼也會打人呢？我的答案是：我受騙了，是我最崇拜的偉大領袖欺騙了我，是軍宣隊、工宣隊欺騙了我，他們捏造了莫須有的罪名，使我真的相信那些老師是罪該萬死的。我恨學校領導把我選進學習班，不然我也不會出這回事，我認為我那一次是偶爾失手，等等。

我把責任都推到了別人身上。

在那件事過去了快二十五年後，我信主了。只是在這時，當我獨自一人站在上帝面前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真正地承擔了自己的罪責。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靈魂：它是一個賊窩。有自私賊，有驕傲賊，有貪財賊，有戀色賊，有好名賊，有媚世媚俗賊，有叛逆真理賊，我心中有許多的大賊、小賊、小小的毛賊，老賊、新賊、不老不新的賊，數都數不清，防都不勝防。真是山中賊易擒，心中賊難防啊，這賊偷的是我的良心，他什麼時候把我的良心一點一點地偷走了，我不知道。

但賊證俱在，我還敢用什麼借口為自己辯護呢？我知道我的一切辯護不僅是無力的，而且又增添了自欺與無恥這兩個新的罪孽。我犯下了罪，得罪了人，得罪了天，這事實已經寫在歷史上了，寫在了我的心靈中，它是我塗抹不掉的。我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懺悔；不是遺忘它，而是被饒恕。

我的罪過不止在我作了什麼惡事，更在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叛逆之子，迷路的羔羊。由於我是一個罪人，因此我才會作惡。我那一天會出手，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心中本有的邪情惡念的自然流露。邪惡潛伏在我心中，所以它才會在當時的特殊社會條件的誘發下毫無顧忌地表現出來。

說心裏話，我是看不慣學習班上的那幾個愛打人的紅衛兵的，覺得他們笨，大批判時不會批，就會打人。但他們那個狠勁，說下手時就下手，還專門往死裏打，令我又有點佩服，特別是當工宣隊、軍宣隊要我們對階級敵人絕不要心慈手軟時。我就覺得我是軟了點。所以我從來沒覺得他們打人有什麼不對，只是認為他們下手重了點，只是不喜歡他們有時打人只是因為他們閑著沒事幹，覺得聽著被打的那些大人一個勁地喊“哎呀！媽呀”好玩。我不但從來沒有制止過他們的任何一個暴行，就連私下勸勸他們也從來沒有過，我甚至從來就沒想到打“階級敵人”有什麼錯。我默認並縱容了他們的暴行，直到那天我也參入其中。

我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參加那個學習班？沒有人強迫我參加啊，是我自願參加的，並且深深地以此為榮。我雖下不了手打人，但口誅時卻比那幾個打手出色多了。以口殺人，是謂誅心，它對人的傷害，有時比暴力更深。

再說，我當年真的懺悔了嗎？沒有。我雖然向肖老師誠懇地道歉了，但並沒有真的承擔起我的罪責，反而把它推給了社會。我若不面對著光，永遠不可能看到自己內心的黑暗。所以，我道歉了，但沒懺悔；我後悔了，但沒有回心轉意。

若不是來到上帝面前，我不可能真正懺悔，因為人與人相比都是半斤對八兩。尤其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幾個人從沒傷害過人？又有幾個人從來沒有被人傷害過？誰是純潔無暇的人呢？沒有善人，沒有行善的人，一個也沒有，人都偏離了正路，一同墮入泥潭。正如保羅所說：我想行的善，我往往不去行，我不想作的惡，我卻常常去作。“我真是苦啊！”

喊出那一聲苦後，我解脫了。我擔起了我的罪責，不再推委，那是我的罪過，是我在人、在上帝面前犯下的。這擔子我得擔在肩頭。只是這擔子太重了，我實在擔不動，它會使我良心永遠不安。於是我祈求：主耶穌啊，求你幫我卸下這重擔。

耶穌說：你信我吧。你就把它放在我肩上吧。

於是我就放下了。

（《信仰》網刊）

發稿：2003年7月11日    更新：2003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