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業：專制者的親民秀與人道主義不相幹

【新生11月9日訊】胡溫聯手演的一出以親民為主旋律的二人傳，你唱罷來，我登場，穿梭在田間、礦山、災區、和薩斯前沿，頻頻在民間亮相，似有愈演愈紅火之趨勢。

胡溫的親民秀，自然比江澤民的才藝秀更能攏絡人心。江的才藝秀，做作、矯情、蹩腳、低俗，連普通老百姓都嫌肉麻，知識分子就更恥於評價。而胡溫的親民秀，溫和、貼近、微笑、恭謙，讓人們頗感親切。既縮短了權貴與庶民之間的距離，又討百姓喜歡，那是當然。漸漸地親民秀好像帶上了人道的意思，似乎親民的共產黨比不親民的共產黨要人道些。你別說，親民秀還真能混曉視聽。

胡溫的親民秀也罷，江澤民的才藝秀也罷，雖說都是個人行為。但作為當權者之秀，政治人物之秀，實質上是政治行為。親民秀與才藝秀其風格各異，但異曲同工，在提高個人形像的背後，都是為現政權貼金，為維護和鞏固現有政權而秀之。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不需要搞什麼親民秀，因為民主制度本身是人道的、親民的；只有專制制度的政治人物才愛搞親民秀。親民可以粉飾太平，親民可以掩飾其他。掩飾什麼？當然是掩飾專制的弊端。

如果胡溫的親民不是秀，那他們就應該去看看‘六四’難屬如今生活得何其艱難；如果胡溫的親民不是秀，那他們就應該釋放那些為民伸冤而被投入監獄的中國律師們；如果胡溫的親民不是秀，那他們就應該去關懷那些因為貧窮而失學的農民的孩子們；如果胡溫的親民不是秀，那他們就應該去體驗一下下崗工人居住的民居是何等潮濕陰暗。他們不會，因為那些恰恰是他們企圖掩蓋的。他們的親民秀充滿虛偽。

共產黨這些虛偽的親民秀是有傳統的，並非自胡溫始。毛澤東當年走遍大江南北，把個親民秀演遍了全國，親民的形像比胡溫高之甚多，然而為其蓋棺定論竟抹不去暴君的臭名。周恩來也善親民秀，他死的時候，萬人空巷，為他送葬的人絡繹不絕，幾十年過後，人們終於看出了他的虛偽和專制衛道士的嘴臉。就象川劇的變臉，不管親民之面具如何千變萬化，撕去面具之後露出來的依舊是獨裁者的猙獰。獨裁者可能很親民，親民者可以依舊是獨裁。二者可以兼得，不相妨礙。

康熙和乾隆微服私訪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皇上著百姓服，混跡民間，不聲張，不排場，既明察暗訪貪贓枉法之官吏，又體貼民情知百姓油鹽醬醋之艱難。而共產黨的親民秀呢，從來就是前呼後擁，圍個水泄不通。鎂光燈、攝像機費盡心機捕捉光輝形像；報紙、電臺惟恐遺漏警句驚言，非把個親民秀鬧得個沸沸揚揚，無人不曉。他們真的能親近民眾嗎？當然不能，他們‘親近’到的都是事先排練好的陣勢，經過裝璜和粉飾過的場景，事先調教好的腦子與嘴巴。與封建皇上的微服私訪相比，能說共產黨搞得這一套不是秀嗎？太是了！它是親民與親權互動的雙向秀。就其笨拙而言，康熙和乾隆在九泉之下當竊笑之。

親民秀與人道主義完全不相幹。親民的共產黨並不比不親民的共產黨更人道，因為他們代表和維護的無非都是那個非人道的專制體制，因此不管他們如何作秀都不可能是人道主義的。人道主義不是個人行為，人道主義是制度行為。當權者的個人行為體現的是他身後的制度，只要這個制度不是人道的，當權者的親民行為就不可能代表人道。只要這個制度是人道的，當權者也就沒有必要畫蛇添足去作什麼親民秀了。

要體現人道，首先要從制度作起。要使這個制度人道些，就得有一部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的憲法。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了“以民為本”的人道主義建國理想：“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成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孫中山進而將三民主義定為同盟會綱領，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人道主義作為制定政治綱領的出發點。這一人道主義精神繼而又體現在中國華民國的臨時約法中。

當今的中國憲法，缺的就是人道主義。所以才有胡溫使勁地作親民秀。胡溫與其絞盡腦汁地作親民秀，何不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下定決心制定一部人道主義的憲法呢？！

（議報）

發稿：2003年11月9日    更新：2003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