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葉新：“宣傳”文化（下）

【新生10月26日訊】五、中國媒體的宣傳功能

在毛式宣傳體制的控制下，在毛式宣傳理論的禁錮下，中國媒體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編造謊言和封鎖消息。只要是為了“政治任務”，為了“革命需要”，為了“黨的利益”，什麼謊言都敢說，什麼消息都敢封鎖。

（1）編造謊言

歷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說，太多，諸如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是不是真的為了北上抗日？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底是誰“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國後也是謊言多多。最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人民日報》刊載的湖北麻城早稻畝產3萬6千9百多斤的神話，為了證明這種“真實”，《人民日報》在同年8月15日還刊出一幅新聞照片，畫面是4個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歡呼。圖片說明是：“一塊高產田裏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發上似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結果成了“黨有多大膽，報有多大謊。”此事已經成為報業史上經常被列舉的新聞謊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當時死也不承認，還拼命說瞎話；都已經民不聊生，面臨崩潰，還說鶯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還編了一首曲子，歌詞僅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調像爭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來覆去，不厭其煩。整個文革十年，全都是這種謊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歲月，媒體為了宣傳，也固守“正面報道為主”，像是竈王爺，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報道中：“多報好事，不報壞事，無所事事，保證沒事。”通訊裏：“成績講夠，經驗講透，好事盡湊，高帽盡扣。” 以致新聞八股，充斥媒體：“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抗洪沒有不英勇的，搶救沒有不及時的。美國人民沒有不友好的，前總統沒有不是老朋友的……”這些八股有多少真實性？騙鬼呀！

2002年12月20日，新華社報道說：“2002年全國電視觀眾的抽查結果，天氣預報為收視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說，因為中國媒體只有天氣預報是真的，所以收視率最高。其實天氣預報也有假。重慶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爐，氣溫經常高達42度以上，但長期以來，電臺、電視臺、報紙發布的當日氣溫總不會超過37度。因為政府曾有規定，超過37度工廠就必須停工，學校必須停課。為了不停工、不停課，重慶媒體在盛夏發布的最高氣溫永遠也不超過37度。前有謊報高產，後有謊報低溫，這樣的報紙還有什麼誠信可言？後來重慶不得不如實預報氣溫，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報》還特地發了一篇短評《欣聞報出42度》：“今夏許多重慶人欣慰：‘現在天氣預報上講了真話，天氣熱得明白，我們心裏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聞”這樣的“新聞”，真的能“欣”得起來嗎？連天氣預報都敢說謊，還有什麼不敢說謊的！

中國媒體的謊言成災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深為內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風波期間，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遊行隊伍中，終於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們說謊”的大橫幅，令全國為之震驚！這條橫幅，一是表明中國最最重要的媒體在說謊，而說謊者今天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了一句最最誠實的話：“我們說謊！”二是表明說謊者是逼不得已，逼他們說謊的不是個別領導，而是整個集權體制。

1971年9•13林彪墜機身亡之後，在他居處查出林彪手寫的一句話：“不說謊辦不成大事。”當時像發現什麼重大機密一樣地揭出示眾，當作林彪個人的處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實這是林彪對整個執政黨從政經驗的總結，和取得政權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一樣，“不說謊辦不成大事”是第四大法寶！

任何一個政黨和政府，如果事事說謊，反倒沒什麼欺騙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說謊，小事、次要的事則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適當披露。以前批評《大公報》，說它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其實共產黨的報紙對自己才真正是小罵大幫忙。從整體上來說，中國的媒體是“部分的真實”，但這比全部謊言更具欺騙性。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說：“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中國的新聞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整個媒體在說謊，人們在面對媒體時也以謊言相對。媒體制造謊言，也同時制造說謊者。在電視臺的街頭采訪中，只要記者問的是比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傳的問題，幾乎所有的被訪者在回答時都是標準答案，都好像是剛從黨校畢業出來的，不但觀點一致，就連所用詞語也都相同。當然也有說真話的，但這絕對不會讓你播出，所以要麼不接受采訪，要麼也跟著說謊。

能把這麼一個大國裏的這麼多人的頭腦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規規矩矩、整齊劃一，除了強制性的輿論導向、老百姓的從眾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還是因為恐懼，只有無所不在的恐懼才有這樣的威懾力。中新網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說武漢市召開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市委書記陳某某事先對江夏區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開會時都說真話。為保證大家能說真話，他甚至建議電視臺記者不要錄像，他說：“一錄像大家就不敢說真話了。”為什麼不敢？也是因為恐懼，只得說假話。連人大代表都如此，何況平頭百姓？所以“天下相率為偽”。

正因為“天下相率為偽”，每一個說謊者都會毫不臉紅，毫不愧疚，所以當中國衛生部長在為薩斯疫情說謊時，能如此地理直氣壯，面不改色，也就不足為奇。尤其他在說謊之前還特別鄭重地重復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毛澤東在批判胡風的時候曾說：“他們不但要欺騙別人，他們也還需要欺騙他們自己。”這句話轉贈給中國的衛生部長，非常適合。衛生部長如此堅定，確實也被自己的謊言欺騙。

希特勒說，謊言重復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實何用千次，謊言僅需一次的堅定，像中國衛生部長那樣的堅定，也會成為“真理”。堅定的說謊者不但會被自己的謊言欺騙，還會使謊言變為更堅定的謊言，變為更堅定的欺騙。

還因為謊言說的都是“官話”，這種“權力話語”體現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語言上的政治時髦，久而久之，說謊也就會從一種大眾的社會風尚逐漸變成一種集體的行為準則。一旦“謊言成為準則”，就如索爾仁尼琴所說：“謊言自身也被欺騙了。”當所有的人都不以說謊為恥，不為之臉紅，以至於說謊成為本性，欺騙成為準則，那麼一個毫無誠信的謊言社會也就此形成。這就太可怕了，到了這種地步，不論再怎麼悠久、再怎麼輝煌的民族也要毀滅。這是真正的民族悲劇，它比薩斯可怕多了；薩斯傷害的是肺葉，謊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鎖消息

毛澤東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話，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編為《毛主席語錄》，使得當時的幾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倒背如流，如：“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指出。”“我們是實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還有一段話：“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以上均見《毛主席語錄》）這是公開說的，背地裏呢？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了一段以前從沒公開發表的話：“一個高級社(現在是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只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肯定滅亡，應當滅亡。”（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補本)》第136頁）

毛澤東公開說的和背地說的，哪個是真？這不言而喻。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只是委婉地對失敗了的“三面紅旗”提出批評，就被戴上反黨集團的大帽子。1957年黨在整風時的笑臉搞“陽謀”和反右時的翻臉不認人，更是公開和背地兩套不同話語最無情的體現。

制造謊言和拒絕批評的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結果之一，便是對能夠招惹批評的信息進行封鎖。封鎖的信息主要是兩類。

1、 第一類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災難信息

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全國餓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長期以來是個謎，也是一個密——國家重大機密。據上海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刊載的調查報告，至少有4,040萬中國人當時被餓死，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死亡的人數，是上一世紀人類最悲慘的事件之一！這樣一個震驚世界的悲慘事件，官方還沒有正式地和如實地公布過，有關它的詳情以及相關數字至今還封鎖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雲南發生裏氏7•7級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災區遍及峨山、建水等７個縣，死亡1萬5千余人，受傷２萬６千多人，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僅通海一縣經濟損失即達人民幣217億元。震災發生後，並未對外公布，更未尋求外界和國際社會的人道主義援助，而政府本身財力有限，救災物資發放很少，只得緊急調集幾十萬冊《毛主席語錄》和幾十萬個毛主席像章分送災民，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鼓勵自力更生，進行精神抗災，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這麼多人的大天災，居然對外保密，隱瞞了３０年，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大隱瞞。

近兩年由於各地急於脫貧致富，拼命發展經濟，往往忽視環境保護、生產安全、公共衛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災害不斷，尤其礦難更是觸目驚心。事故和災害發生之後，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緊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鎖消息。2001年7•17廣西南丹的特大礦難，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學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遼寧海城數千名學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薩斯在全國的肆虐，起先無一不是封鎖消息，這好像已經成為政府處理這類事件的本能反應，成了條件反射。

如果有些事故和災難實在難以隱瞞，便盡量縮小對損失的報道。比如2002年9月14日的南京湯山中毒事件，震驚全國，起初也是封鎖消息，限制采訪，嚴禁報道。後來實在難以只手遮天，便下達指令，統一報導，統一口徑，尤其是死亡人數，一定要統一說法。最後官方報道的統一說法是：“因搶救無效死亡38人”。其實很多中毒者未及搶救便已死亡，這個數字大大超過搶救無效者，而官方卻隱瞞過去，好像只是死了38人。官方用文字遊戲來欺瞞天下人，實在惡劣透頂！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事故和災難過後，都迫不及待地召開慶功大會，把喪事當作喜事辦，一是表彰英雄模範，二是感謝各級領導，三是再次表明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於是鑼鼓喧天，皆大歡喜，至於教訓、責任以及日後的防範就變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樣的事故和災難發生時，中國人民仍然是不可戰勝的。可悲的是，悲痛並未因此化為力量，而是化為麻木；犧牲也並未因此成為教訓，而是成為慶祝。

廣西在南丹特大礦難之後，也於2002年月12月30日召開了表彰大會，但是，在記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單中，恰恰沒有揭開“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聞記者。可見在某些人的眼裏，說真話的記者是無功可表的，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討厭的。

在中國衛生部門隱瞞中國薩斯疫情的緊急關頭，北京301醫院的老軍醫蔣彥永對外說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驚，也讓現在的黨中央對疫情做出了正確判斷和決策，因而才有今天與薩斯鬥爭的初步勝利。蔣醫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緯，大義凜然，被民間贊為民族英雄。其實說真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每個有道德的人應有的行為規範，蔣醫生的義舉之所以被民間廣為傳誦，是因為他是在嚴令絕對保密的巨大壓力下說出了真相，因而顯得不同凡響。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其義無反顧的氣概並不亞於舍生忘死、孤身擋車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境內外很多媒體對於蔣彥永先生很關註，對他的評價也很高，有的稱他為英雄。……但是官方沒有對蔣先生作出明確評價？您是如何看待蔣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對他本人有什麼評價？”可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經有很多記者在不同場合問這個問題，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對蔣彥永教授如此感興趣。……在這場鬥爭中，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國有600萬醫務工作者和衛生工作人員，蔣彥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 以不屑一顧的口吻對說真話的人評價如此之低，令人心寒。這只會造成這樣一種不安：還有可能說謊，還有可能繼續隱瞞真相。為此，網民紛紛抨擊高強，其中一個帖子說：“建議高強擔任宣傳部長。”這是在“非典”時期的一個典型帖子，它說明人們對中國宣傳的真實態度。

須知，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騙一個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騙所有的人。毛澤東這句話說得對：“隱瞞是不能持久的。”

2、第二類是敏感的社會信息和負面的政治批評

為了封鎖消息，以致宣傳部成了“不宣傳部”。某大城市市委宣傳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內有29天給該市各宣傳部門以及媒體下達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這個不能登載，那個不能報道，使得媒體的老總高度緊張，生怕觸犯禁令。宣傳部有時甚至還追加通知，如8月1號、8月16號、8月18號，一天之內竟連發兩個通知，確實盯得很緊。

宣傳禁令多達60多項，皆為社會敏感信息，從球迷騷亂到明星發型，從學生自殺到民房拆遷，從三元橋銀行被搶到湯河口交通事故，從凱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鴨店被告，等等，皆禁止報道。有的禁令還具體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劉曉慶的偷稅一案，不要報道學者張五常的活動和觀點等等，確實管得很寬。

宣傳部的有些通知雖無具體禁令，但有宣傳精神，如6月3日，宣傳部下達緊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節目要認真審查，嚴格把關，特別是對廣播專題節目、熱線談話節目等要采取嚴格措施，保證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傳精神：“新聞宣傳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針對性很強的工作，必須講大局、講原則、講紀律。各新聞單位要大力宣傳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宣傳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堅決杜絕一切可能激化社會矛盾、誘發不穩定因素的報道。……一定要為十六大的召開進一步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一定要牢牢掌握宣傳工作的這個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開前後，該市的這個政治方向也確實跟得很牢。

對國內的媒體主要是杜絕負面的社會新聞，對國外的媒體主要是杜絕負面的政治批評。數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嚴禁外國報紙進口，幹擾境外電臺廣播。1949年之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公民不能收聽短波，購買短波收音機需要公安局證明，各無線電修理店鋪也必須向公安機關登記。那時收聽短波就是“收聽敵臺”，有特務之嫌，有判刑之險，也確實有無數的人因“收聽敵臺”而遭受牢獄之災，勞改之難。如今看來，太難想象，連聽也有罪！

後來有了電視，開始時國外的電視看不到，香港的電視也不讓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後是半公開地架設魚骨天線收看香港電視，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樓臺，大都收看香港電視，因為香港電視比較真實和有趣，少有教條和宣傳。但每當香港電視熒屏出現所謂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畫面”時，立即會被刪剪和屏蔽，使得民眾嘖有煩言。後來為平息民怨，一旦出現刪剪時，便在電視熒屏上打出一行字，稱：“根據上級指示，本地有線電視節目統一由省管理，不便之處，敬希諒解！”這種有苦說不出的無奈，也說明當地電視臺是奉命行事，是不得已而為之。

再後來有了電腦，有了互聯網，信息更加豐富和快捷了，這是上一世紀的偉大成就，是最引人註目的文化上的先進，可是代表先進文化的政黨卻拒絕這樣的文化先進，設置一道道防火墻，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傳輸，盡管這樣有違中國自己簽署的一些國際條約和書面承諾，但還是陽奉陰違，照舊封殺西方網站，甚至連Google這樣並無政治傾向的查詢工具也幾次遭到封殺。據說克林頓訪華期間，美國官員曾來華檢查中國是否封堵外國網站。該官員在上網檢查時，站在背後的中國陪同人員立即通知網管部門拆除防火墻，致使美國官員檢查不出中國的封堵，並驚喜地表示中國的網絡和國外一樣的自由開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國的騙術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國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們的想象力，這類騙術也並非不可能。

封鎖消息的直接結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盡可能長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當時這最具爆炸性的重大事件，只有道聽途說，小道傳播，而且越傳越離奇，越傳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傳為：“林彪和另一個（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溫度熱得出汗（溫都爾汗），林彪後面還跟著一群（葉群）人，死了好多……”

封鎖消息還有一個更為尷尬的後果，便是政治笑話的蓬勃。在中國凡是稍微有點文化知識的，誰沒聽過和說過政治笑話？這是客廳裏的余興節目，是飯局上的最後一道菜。當一個國家領導人在政治笑話裏成主角時，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六、結語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就應承認中國和過去相比確實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尤其在經濟體制上，中國已有很大變化。但千變萬變，至今仍有兩樣絲毫未變，一是宣傳，一是軍隊。盡管經濟體制已經日月換新天，但宣傳和軍隊，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黨一如既往，仍然控制筆，仍然指揮槍。因為宣傳和軍隊是黨的命根子，是最後還牢牢掌握著的兩塊地盤。十六大之後，新的領導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傳的改革應該是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

宣傳工作的改革，在毛澤東時期也不是沒議論過，沒打算過。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發表過這方面的講話，毛澤東甚至提出過“宣傳要轉，必須要轉”（吳冷西《憶毛主席》），但都無關宏旨，他們都是在原有框架內改革一點細微末節，比如提出要深入實際、要改變文風等等；所謂的“轉”，也只是從1958年的浮誇轉向冷靜，從吹牛轉向承認現實。而宣傳是黨的喉舌、堅持黨性原則等等，始終沒變。他們那一代領導人更不可能提出什麼新聞自由的主張。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封閉系統，宣傳工作的保守、僵化、浮誇、虛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局面，但從長遠來看，是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改革開放，中國歷經曲折，終於逐步融入國際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國的發展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如果宣傳工作再延續以往的路線，不進行一番脫胎換骨的徹底改造，那就是逆潮流而動，將阻礙中國的繁榮和發展，也將難以維持中國的穩定。

目前形勢逼人，多年形成的宣傳模式早已失去公信，名譽掃地，不得人心，難以存活了。雖然1955年毛澤東就發出豪邁的指令：“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 到目前為止新華社也已經在世界10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分社、總分社，共有駐外記者、編輯335人。但有沒有真正“把地球管起來”了呢？有沒有真正躋身於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訊社的行列呢？遺憾的是直到45年之後，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國外的一張大報（法國《費加羅報》）簽訂供稿協議，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訊社和資深的報刊仍舊對我們提供的信息不感興趣，認為中國通訊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國發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問題的信息還是為了宣傳目的，缺乏公信力，不予采用。《人民日報》海外版在海外訂戶很少，多為贈閱。在香港發行的大陸背景的四家報紙也是同樣命運，報攤在晚上收攤之前如果你買《成報》《明報》或《東方日報》，可以奉送一種或多種大陸背景的報紙，冷落淒慘，令人蹙眉。江澤民在美國接受華萊士采訪時說：“我們宣傳部門的那些人也很蠢……他們花了很多錢卻凈做蠢事。我們的對外宣傳部門擠滿了沒有腦子的翻譯機器，但我毫無辦法。”其實不是“翻譯機器”出了問題，而是整個宣傳機器出了問題。

在境內，中國是老子天下第一。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2年首屆上海傳媒高峰論壇上的發表演講說：“據初步統計，到目前為止，我國出版報紙2100多種，總印數350億份；期刊8800多種，總印張已超過100億。”世界報業協會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數字表明，中國報紙的日發行量高達8200萬份，是世界上最大的報紙消費國，日本為7080萬份，印度為5784萬份，美國為5518萬份。但中國報紙之所以日發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為中國人口多，基數大；二是因為多為機關和單位的公費訂閱；三是沒有外國報紙在國內競爭，所以才有如此大的發行量。如果有一兩家外國報紙的中文版被允許在中國發行，那中國報紙的發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會使一大半報紙倒閉。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是說真話和說假話的競爭，勝負自然鐵定。這也是目前中國始終不讓外國報紙在中國發行的緣故。

近幾年，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幅度加大，更由於網絡的迅猛發展，中國的網民數已經高達7000萬，正好和中共黨員的人數相同。人們獲取真實信息的渠道已逐漸從傳統媒體走向網絡媒體，所以即便在國內中國報紙的發行也日趨艱難。去年，全國幾十家黨報，除了三家的發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紅頭文件”支撐，如不是黨費、公費訂閱，情況可能更糟。

為了維持發行量，一些報紙甚至讓讀者強行訂閱。湖北隨州市曾都區東關學校教師劉飛躍因為被強迫征訂《隨州日報》而給全國人大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

“……多年來我本人一直被強迫征訂《隨州日報》，2003年又被強迫征訂半年，每年的訂閱費不是被強迫交納現金就是被直接從工資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絕交錢，但最後還是被扣工資。尤其令我氣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兒子一歲半，家中同時被訂了兩份《隨州日報》。

“工資是我的勞動所得，工資中雖有書報費一項，但也應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為一個非中共黨員，我沒有訂閱其黨報的義務，任何人也沒有權利要求我這樣做。

“據我從媒體上了解，強迫征訂黨報現象在中國不是僅隨州一個地區，而是全國性的。”

劉飛躍老師還在信中表示，為了維護本人合法權益，將對“2003年上半年已經被強征

訂的《隨州日報》采取不服從、不合作的態度：1、不主動領取這份報紙，2、不觀看這份報紙。”

這一事件非常典型。誰說中國沒新聞？劉飛躍被強迫征訂《隨州日報》一事就是極富新聞價值的新聞，但中國任何一家媒體都不會刊登這一新聞，因為這實在是太丟人了。

正如劉飛躍所說，強迫征訂黨報現象是全國性的，所以也會激起其他各地讀者的強烈不滿。寧波市政府的糾風辦在去年年底下發了嚴格執行報刊出版發行紀律的緊急通知，稱：“2003年報刊的征訂工作已經開始，市糾風辦重申，公開發行報刊要做到‘七不準’：除黨報黨刊外的其他公開發行的報刊一律堅持自願訂閱原則，不準以任何形式下達征訂指標；不準將所辦報刊訂閱情況列為下級部門年度工作目標考核內容；不準以評先進評優等附加條件強迫基層訂閱；不準利用職權攤派征訂；不準到企業上門強行征訂；不準搞不正當征訂。” 值得註意的是這“七不準”中是“除黨報黨刊外”，就是說黨報黨刊是“準”的，是可以下達征訂指標，是可以不自願訂閱的。

寧波市政府的緊急通知表面看起來是為了讀者的利益，不準強行訂閱，其實是為了黨報黨刊的利益，不準其他報刊與黨報黨刊爭奪市場。因為每個單位的經費有限，強行征訂了其他報刊，黨報黨刊就無錢問津了。

即便訂閱了黨報黨刊，也不一定受歡迎，很多訂戶往往訂而不閱，棄如廢紙。某作者在網上發表文章說：“筆者單位102人，訂有一份某省機關報《某某日報》，我曾經做了20天的觀察和記錄，該報有16天閱讀率為零，也就是說，該報從收發室遞過來，幾乎沒人看，不久就被收廢報紙的老頭裝進了編織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眾有時拿它鋪在桌上練字，除非緊急情況，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紙的，新聞紙吸水性能固然不錯，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這是一種無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機是沒人看，沒市場！盡管宣傳部門可以一手遮天，但這只有形的手終究是敵不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這才是最致命的。

隨著市場作用越來越大，各個媒體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邊球，甚至甘冒風險，違反宣傳紀律，違規操作。一些有良知的記者和編輯，也盡量抵抗宣傳部門的幹預，在可能的範圍內為人民說真話，做人民的喉舌，如南方的一兩家報紙便如此。上級宣傳部門對違規的媒體往往一眼睜，一眼閉，如無下面的檢舉，無上面的責問，也不願多管閑事；即便批評，通常也是通過電話打招呼，並不準記錄，更不發文件，讓你查無實據，便於今後賴帳。實在要進行處理，也是秘密整肅，也從不對外發布。

現在已經很少公開批判作家和作者，只在內部懲罰編輯和主編。公開地批判作家和作者，影響太大，還會落個扼殺言論自由的壞名聲，所以通常的做法是暗地裏將他們的名字列入“黑名單”，下達報刊和出版社，不發表和出版他們的作品，將他們封殺。而懲罰編輯和主編，可以說你把關不嚴，工作有誤，不聽招呼，違反紀律，罰你的獎金或免去你的職務，並說成這是正常的變動和獎懲。端掉編輯和主編們的飯碗，比打擊作者和作家更為兇狠和有效。但這一切也都是悄悄進行，不敢聲張，不敢登報，比如這次南方一家報紙的改組就是如此。這也說明上級宣傳部門已經毫無自信，只好采取這種“暗殺”的方式來解決。

之所以失去自信，是因為處罰他人者已經懷疑自己是否正義。道義的缺失，只能使他們猶豫、遮掩、膽怯、心虛。還因為每一級宣傳部門幹部，都是受了上一級宣傳部門一再宣傳的影響，於是宣傳的慣性就起了作用。這種慣性使得每一個在這宣傳機器上運轉的人，只會按指令緊跟，無需獨立思考。強行的灌輸，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早已使得宣傳工作成為一道既定程序，一個固定模式，一種政治習慣；早已沒有理想主義的熱情，沒有意識形態的忠貞，沒有情感和理性的執著。

到了上一世紀末，由於經濟的推動和網絡的興起，信息再也難以封鎖，欺騙再也難以奏效。因而宣傳部門再也不想向人們灌輸什麼，再也不想讓人們相信什麼。一些清醒的宣傳家，早就知道很多中國人如今是什麼都不相信了，至少是不再相信他們的宣傳，而且宣傳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宣傳了。

當今的宣傳已經越來越失去意識形態的宣教功能，變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標識，變成了一個在自己山頭鼓吹的政治廣告。比如對“三個代表”的宣傳，大張旗鼓，鋪天蓋地，曠日持久，不厭其煩。宣傳者真的相信其中有什麼值得宣傳的金玉良言、崇論閎議嗎？不，如此宣傳只有一個權力的目的：舉手表態，站到我這邊來！

凡此種種，不但使得廣大受眾對中國的宣傳厭煩和不滿，也使得宣傳界的有識之士迫切希望徹底改造目前的宣傳制度，這已經越來越成為共識。

順便提個醒：“四人幫”當中有三人在進入政治局之前都有過宣傳方面的經歷。張春橋當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和文教書記，姚文元當過《解放日報》編委和《朝花》主編。江青也在中宣部當過副處長，還自稱是宣傳戰線的流動哨兵。以後張、姚都在政治局分管過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他們三人都是搞宣傳出身，都是宣傳幹部。這大概決不是偶然的。他們之所以爬得這麼高，做了這麼多的惡，不能不說和中國的宣傳制度有關。老資格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在晚年反省說：“我當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長，只幹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這一批，再整另一批。”江、張、姚也如此，他們為中國的宣傳制度效忠，中國的宣傳制度也造就了他們。如果中國這種整人亂國的宣傳制度不徹底改變，還有可能繼續造就一批如江、張、姚這樣搞陰謀、施詭計、一有時機便興風作浪的奸佞。真的要警惕！

十六大之後，在宣傳改革方面已經邁出小小的一步，比如減少中央政要出席會議和外出視察的報導，提倡新聞報道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甚至還提出要讓人民群眾有知情權。知情權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數十年來從不承認。編造謊言和封鎖消息是對人民知情權的剝奪，是黨和政府的侵權。這次提出知情權，意義不小，是以一種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認了這種侵權的不當。這一步確實可喜，但離解除報禁、新聞自由、信息共享、輿論開放，還很遙遠。而且這一步究竟能維持多久也很難說，就在我修改我這篇文章的時候，又傳來封殺《北京新報》、禁售《財經》、不許報道一些敏感事件的消息，令人不安和失望。

現在已經是信息時代，不再是宣傳時代。只要信息通暢，不再壟斷，何需宣傳？市場上有個規律，叫賣得越響，就越有可能是假貨。只有假的，才要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便有宣傳的必要，也要在一個信息共享、媒體真正成為社會公器的條件下宣傳。允許你宣傳，也要允許我宣傳，允許他宣傳，允許大家都能宣傳。要眾聲喧嘩，不能一家獨唱。那樣的宣傳才是公平的，公正的，才有可能鑒別，才有可能判斷，才有可能接近真實，才有可能避免欺騙，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啟迪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傑斐遜曾說，“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傳的謊言了。

我們觀察著還是那個星星的星空，那個還在閃爍不定的星空，期待著黑夜之後的太陽升起。

2003、6、16夜初稿 。6、19晨二稿。6、28三稿。
上海善作劇樓

（《開放》）

發稿：200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