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葉新：“宣傳”文化（中）

【新生10月26日訊】四、毛式的宣傳“理論”

翻遍毛澤東所有的著作，你會發現，按照理論的嚴格意義上來衡量，毛澤東在宣傳方面是沒什麼深刻理論可言的，即便有，也很疏淺。他在宣傳方面的所有文字，更多的是一些指令、一些原則、一些政策、一些方法。與其說他是一個宣傳理論家，不如說他是一個宣傳策略家。如果將毛澤東的某些宣傳方面的文章和講話勉強稱之為理論的話，那麼最核心的就是所謂的“黨性”原則了。

（1）黨性原則

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報》改版前夕，毛澤東指示：“關於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同年他還說：“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1957年反右時，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也再次強調宣傳的黨性。

黨性原則其實就是黨派意識。但在中國是絕不承認共產黨也有黨派意識的，因為中國把黨神聖化了、聖潔化的了。黨自己也一直在宣傳自己是最大公無私的，是最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沒有本黨私利的。這樣的說法很有宣傳效果，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且不說黨所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對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損害，就以近年以來在黨內揭露出那麼多級別之高、數額之大、令人咋舌的貪汙腐化分子而言，就已表明共產黨也並非神聖得玉潔冰清，一塵不染！目前已經揭露出的貪官汙吏僅是冰山一角，由於各種原因無法揭露、不能揭露的還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國已經被國際組織列為貪汙大國，在世界各國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內。

任何一個政黨從來就是部分地“代表”著某一階層的利益，不可能“最廣大”。“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資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國家一樣，每個國家都是代表自己國家利益，這是國家意識。你說某個國家代表其他國家的利益，那不成了賣國賊？可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倒有可能使得國家本身代表著本國的人民利益，但這個國家必須是代表了各個階層利益的各個政黨經過公平競選而執政的民主國家，絕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放眼世界，有哪個獨裁國家的政黨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是過去的前蘇聯？還是當今的北朝鮮？沒一個！難道就中國大不同、獨一處？而且一個政黨自己說自己“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利益，也有點自說自話，自作多情。試問：誰委托你“代表”了？誰授權你“代表”了？通過什麼法律程序確立了這種“代表”地位？是國民公投了？還是議會表決了？政黨充其量也只能說自己承認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專制獨裁的黨，讓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嗎？還真擔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

黨性原則就是要堅定不移地使宣傳符合黨的政策，符合黨的利益。

（2）黨的喉舌

黨性原則的具體體現，就是要使黨所控制的所有媒體都要作黨的喉舌。

其實黨報、黨刊、黨的媒體本應該作為黨的喉舌，這是理所當然，並不奇怪。世界各國任何政黨的媒體都如此。傳播學家施拉姆說：“政黨與其他特殊利益團體並不需要持有公正而嚴格獨立立場的報紙，他們需要的是一些能幫助他們贏取勝利，影響立法與欺蒙老百姓的報紙。”

但問題在於現在中國大陸執政的黨就是國，國就是黨，黨國不分，黨政不分。中國沒有獨立於黨之外的國家媒體，更沒有獨立於黨之外的民眾媒體，國、民、黨三者一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

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總理前往中央電視臺視察，特意為《焦點訪談》贈言：“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鑒，改革尖兵。”陪同視察的中宣部長丁關根連忙修正朱鎔基的贈言，把“群眾喉舌”改為“黨的喉舌”。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後這位宣傳部長還辯解，說：“群眾喉舌和黨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當今中國沒有群眾喉舌。1975年4月，遼寧一名普通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以思想獲罪，被判死刑，臨刑前怕她在刑場呼喚“反動”口號，竟殘忍地割斷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嵐縣裴家村年僅20歲的農民李綠松，因不斷上訪揭露腐敗，被幹警嚴刑拷打，李綠松始終不服，罵聲不絕，以致舌頭被惡警所切。一個喉管被割，一個舌頭被切，這兩起令人發指的酷刑，極象征地表明廣大被稱之為“人民”的人，自己的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發出自己聲音的！

國民黨時期，蔣介石提出：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他至少還不敢提出一個聲音。但在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成動的做到這一點。毛澤東提出的“輿論一律”，就是要使全國一個聲音：黨的聲音。

（3）輿論一律

毛澤東1955年5月24日寫作《駁“輿論一律”》一文，他寫道：“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可是實際上在人民內部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言論自由，也是要輿論一律的。

文革中毛澤東又提出“無產階級要在各個領域包括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全面專政”，這是“輿論一律”的發展，是從輿論一律發展為文化專制主義，是走向極端，是走向法西斯。至於為何要輿論一律，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因為我是無產階級，你是資產階級，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為了政治需要，為了階級鬥爭，所以要剝奪你的發言權，所以要輿論一律。這裏是沒什麼理論的，甚至也沒什麼道理。剝奪要什麼理論？專政要什麼道理？要的就只是暴力。

所以毛澤東的《駁“輿論一律”》一文在理論上真的是不值一駁。文革之後，理論界撥亂反正，反思“輿論一律”，也沒多在理論上批駁，只是分析它的危害，如鉗制輿論，堵塞言路、妨礙創造、扼殺民主，等等。

如今再也無人公開主張這統治了幾十年的“金科玉律”——“輿論一律”了。但“輿論一律”與時俱進，搖身一變，變成了“輿論導向”。

以前與“輿論導向”相似的還有一個說法，叫“大造輿論”。196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認為安徽搞的不錯，便問當時安徽的負責人李德生是怎麼搞的，李德生說：“首先是造輿論。”毛澤東大為贊賞，說：“革命不造輿論怎麼行？革命就是要造輿論。”

在毛澤東的眼裏，輿論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過宣傳人為地“造”出來的。這一個“造”字極為形象和傳神。但“造”而且“大造”，總有點草莽氣，令人聯想起造反，所以才改叫“輿論導向”，聽起來文明。其實輿論是“造”出來的，還是“導”出來的，也並無實質區別，都是人為的。旅行有導遊，購物有導購，看病有導醫，都得有人“導”。連拙劣的喜劇電視片都還有導笑，觀眾還沒笑，畫外就先爆發一陣人為的笑聲，“導”你笑，其實一點也不好笑。所以輿論也要“導向”，不足為奇。

但凡獨裁者都喜歡“輿論一律”，都喜歡“輿論導向”。不論“輿論一律”或“輿論導向”，都是要你聽我的，都是要你“向”著我，這才便於統治。

（4）新聞無法

1956年，李慎之先生鑒於波匈事件的教訓，通過毛澤東的秘書林克建議“開放新聞自由”。毛澤東說：“他們主張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什麼不同。”所謂“上大街”就是毛澤東所反對的“大民主”，他認為那是敵對的，是反黨的。所以最早提出開放新聞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國最早的右派。

中國共產黨以前也主張過新聞自由，但那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1999年廣東汕頭出版社出版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內中收集了上一世紀40年代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上的社論和評論。這兩家報紙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一些社論和評論直接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之手。很多社評大致是這樣一個主題：“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令人不解的是，這本揭露國民黨專制獨裁、呼籲新聞自由的書，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現在的臺灣所禁，而是被現在的中國大陸所禁！這不是國民黨寫的書，這是共產黨寫的書；說的不是國民黨的話，說的全部是共產黨的話，為什麼也被“我黨”所禁？難道自己說過的話也不要聽了？

鐘沛璋先生曾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他最近撰文說到中國的“一個高級權威”曾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廣東政協刊物《同舟共進》2003年2月號）這段話也見諸於其他一些回憶文章，也都知道這位“高級權威”就是陳雲。

陳雲如此坦誠，毫不遮掩出示了底牌。這張底牌表明當初共產黨主張新聞自由是策略，是鉆空子，是抓辮子，是和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一旦自己取得政權，那就另當別論了。以前還有空子可鉆，如今已是無“空”可入；以前還有個新聞法，如今新聞無法，“想怎樣麼控制就怎樣控制”。中宣部主管新聞的某個副部長居然在上一世紀的90年代還說：“新聞立法對黨和國家不利。蘇聯東歐搞新聞法，搞得國家一片混亂。搞新聞法，還要宣傳部幹什麼！”

所以說，以前新聞自由是多少的問題，現在新聞自由是有無的問題。《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的被禁，怕的就是拿過去說過的話打現在的耳光，要求兌現“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兌現曾向國民黨呼籲過的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階梯，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對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專制。前不久，無疆界記者組織發表了一份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在總括139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表上，改革開放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的中國，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極權制度的朝鮮為伍，分別列於第138和139位。這是恥辱還是光榮？

（《開放》）

發稿：200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