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講真話的人：《王申酉文集》編後記

（一）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1996年，是文革30周年。《東方》雜志的朱正琳、梁曉燕要組織一個“文革30年祭”的研究專題，我與謝泳合作了一篇論文《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概觀》。《東方》總編輯鐘沛璋先生讀後說，文章不錯，可惜忽略了王申酉。

《東方》這組文章沒有發出來。但從此，我就開始留意王申酉。到了1988年冬天，我請邵燕祥先生為《孫越生文集》作序，又提起王申酉的事。他說，可以找金鳳。並且當下拿出一本雜志，上有一篇訪問金鳳的文章。其中提到，有關王申酉的書出不來，成為金鳳的一塊心病。

終於，我在北京空軍幹休所找到了早已離休的資深記者金鳳；終於，我讀到了王申酉的遺作。

1998年，中國大陸的文化氣氛較為寬松。我馬上向一個書商推薦了這部書稿，他也與一家出版社說好，來年春天推出此書。鐘沛璋先生還趕寫了一篇序言。

然而，正當此書發排之際，大陸的氣氛卻緊張起來，不時聽說有出版社吃了紅牌，停業整頓。這樣，原來已經審查通過的那家出版社也收回了成命。此書擱淺，金鳳先生十分失望。

其後的三四年間，我先後將這部書稿送到四家中國大陸的出版社，編輯們看了都說價值很高，但又都說現在不好出，還得等一等。

我也不能消極等待。於是繼續搜集有關的資料。經鐘沛璋先生介紹，我找到上海華東師大前黨委書記施平家，他的夫人將施先生回憶錄中記述王申酉平反經過的文字給了我，讓我編入此書。

我寫了一篇《尋找王申酉》的短文，引起上海新聞工作者顧訓中先生的註意，他幫我與王申酉的弟弟王解平取得了聯系。

旅居美國的學者宋永毅先生也是一位研究中國文革民間思想的專家，他從我處將王申酉的遺作拿去譯成了英文。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的劉青峰女士經宋永毅推薦，也很重視王申酉的價值，與我聯系，將王申酉的遺作的片斷和相關評論文字發表於該刊的電子版。

直到今年，經王建國先生介紹，香港高文出版社終於決定出版社《王申酉文集》，這位傑出的思想先驅留下的遺著終於得以面世。

（二）

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思想最為禁錮的年代，也是獨立的思想者從民間滋生的年代。思想理論界的知識者從整體上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獨立的思想便從思想理論界以外產生。在那個年代迸發出獨立思想火花的，大部分出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的頭腦。王申酉文革前在華東師大讀書，就受到政治迫害，這成為他比同代人更早醒悟的精神動力。於是，他的思想比常人早想了一二十年:

他批評"在我們國家裏，還存在著"革命"功臣與廣大平民的不平等"是1963年；

他批評思想獨裁是1964年；

他批評"三面紅旗一出，三年困苦降臨到六億人頭上"是1965年；

他批評"在六萬萬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時代類似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是1966年；

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劃了三十萬右派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真志士"是1967年；

在他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寫的"供詞"裏，他全面地反思了建國以來一系列極左思想的惡果，提出了尊重價值規律，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的改革主張。

他的觀點，不過是寫在日記中，寫在給女友的書信裏。他沒有結社，也沒有把他的主張付諸政治活動，僅僅因為思想，因為他的頭腦裏產生了與當時統治者不一致的思想，僅僅因為他比領導人更早地提出了有利於中國繁榮進步的思想，於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讓我們記住王申酉被槍殺的日子吧：1977年4月27日。這個日子和遇羅克被槍殺的日子--1970年3月5日一樣，都都銘刻著國家機器的恥辱。蘇格拉底被殺死在2400前；布魯諾被燒死是在400年前；而中國殺死自己的思想家是20世紀70年代。遇羅克活了27歲！王申酉只活了31歲！中國人不是天生沒有思想能力，而是最傑出的思想者被推上了斷頭臺！

王申酉在80年代初平反時，首都的一些新聞機構組織金鳳等一流記者，花了很大的氣力去采訪，準備像宣傳張志新、遇羅克一樣大張旗鼓地宣傳王申酉的事跡。然而，報導寫成之後，有關領導人卻提出："藏之名山，傳之後世。"藏是藏起來了，一藏就是將近20年，文稿在金鳳手裏已經藏得發黃發脆。傳之後世，就不好說了。中國年青的一代，多多少少還知道有一個張志新，有一個遇羅克，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悲劇，總算給後人留下一點歷史的教訓。但王申酉是誰，不但後人不知道，就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知識界也很少知道。如果這樣，他的血豈不是白流了麼？

（三）

今天，王申酉的遺作得以面世，我還想說明的是，王申酉的悲劇不是孤立的。還有人比他更為不幸。王申酉畢竟在撥亂反正的年代獲得了徹底的平反，還有一些思想者連這一點歷史的安慰都沒有得到。

舉一個例子：

湖南湘西漵浦人低莊公社楊和坪大隊小學教師武文俊，1976年投書國務院總理，提出了"重新建黨建國建軍十大綱領"。主要內容是：

一、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復辟倒退，而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現在所謂"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社會奴隸主義，才是真正的復辟倒退。

二、煽動鼓勵人民之間鬥爭，說是階段鬥爭，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它的奴隸主義制度。

三、國家應為社會契約產物，國家機構設中央、省(市)、縣、鄉、裏等級，國家應民主產生，為全國大多數人服務(為勤勞、正直、善良的老百姓服務)，國家機關的負責人員，應由人民逐級普選產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並且每四年一改選，連選可以連任，但最多只能連任三屆(即12年)。國家政策由人民討論制訂，逐級匯總上報中央，最後頒布確定。

四、建立一定軍隊，防禦外敵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解決民事糾分和刑事犯罪。軍人來源由基層人民選送，服役期三年。願繼續服役者，根據情況加級加薪。

五、提倡言論、學術、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報批評政府，提出建議，獎勵科技和對國家有貢獻的人材。

六、發展工農業生產。

七、財產問題，凡國有企業、工廠等仍為國家所有，集體財產仍為集體所有，給予獎勵，不願集體化者，由人民討論，財產平均分配(但不予獎勵)，不許以強淩弱，侵犯他人財產和利益。

八、對原來幹部、除少數確有作惡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九、國家征收的賦稅，根據國家實際需要，稍有余地地來決定人民的負擔(盡量精簡機構、減輕負擔)。

十、大赦天下，釋放囚犯。

建國宗旨：創民主，除獨裁，立自由，滅殘暴，興文明，破野蠻，建幸福，濟貧窮，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無反心。

武文俊的"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開始醞釀起草，4月22日寫成的。4月24日從漵浦縣城投郵。3個月後，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經過167天的審理，武文俊就被槍殺在縣城對河的沙坑裏，時年40歲。

他的親人於3年後開始上訴，要求復查此案。1982年5月18日，懷化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武文俊屬"有罪錯殺"。鑒於其家庭生活困難，特給予其家屬生活補助費800元。這就是事件的結局了。

平心而論，武文俊的思想理論不如王申酉系統和深刻，但也有許多閃光之處。但他至今也沒有獲得徹底的昭雪。如果不是《湘聲報》編輯向繼東有意尋訪，他已經被歷史遺忘了。

王申酉、武文俊被殺害於1977年，無法歸罪於四人幫，也無法歸罪到毛澤東的名下。同年被判死刑的“思想犯”知名的還有李九蓮、鐘海源、史雲峰，不知名的不知還有多少。當時我在山西生活，知道有一個"第四國際案"，為首的張敏、趙鳳歧也被判了死刑。趕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高人民法院急令山西刀下留人，他們才幸免一死，獲得平反。據說，當時省裏一個領導幹部，不是為自己沒有成為千古罪人而慶幸，而是後悔動作太遲，程序不當，沒有趕在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之前把張、趙置於死地。以言致罪，因思想殺頭的血腥傳統，固然可以遠溯到秦始皇焚書坑儒，但登峰造極則是公安六條。一大批"思想犯"被殘酷殺害，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又一幕慘劇。有人也許說，這都是"兩個凡是"的惡果。我覺得僅僅這樣認識問題是不夠的。在當時的各級領導幹部中，意識到公民有批評領導人的權利，不能以言、以思想給人定罪的，並沒有幾個。殺害這些思想先驅，都是在各省市黨委的常委會上討論過的，討論時不贊成殺人的極少，敢說他們無罪的則一個也沒有。有沒有思想自由，能不能保障公民思想無罪，是文明和野蠻分野的重要標志。以言以致罪，因思想殺頭的制度，不管打著什麼旗號，叫共和國也好，叫帝國也好，都是野蠻的制度。思想權利是天賦的權利，是每個公民與生俱有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直到在胡耀邦等人努力下，廢除了思想犯的死刑，中國才算邁進政治文明的門檻。然而，古老的中國要想成為思想自由的沃土，中國公民要想充分行使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實現這個目標，也是王申酉留下的歷史使命。

(本書由高文出版社出版，定價90元)

(學而思)

發稿：2002年9月30日    更新：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