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與主義（下）

　　人們說真話，動因是什麼 ? 哈維爾回答說：“良心”。

　　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絕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這裏，哈維爾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針對後極權社會的。因為那是一個荒誕的道德淪喪的社會，要擺脫那樣一個社會，“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另外一層是針對歷史翻轉以後的社會的。他的觀點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而哈維爾卻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因為如此，他把這樣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見於 1977 年的“七七憲章”。哈維爾是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大概這個詞就出自他筆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間，哈維爾就是憑借無權者的權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權力。我們現在期待他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哈維爾最初以荒誕劇作家成名，我對他的劇作沒有看過一個字，因此也不能贊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寫荒誕劇就是要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尋求意義。他的一生是追求意義的一生。

　　為了這種執著的追求，哈維爾曾多次被捕，幾度入獄，甚至在他當總統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裏度過的。他說：“監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許，他在 1979 年底到 1983 年初最長的一段鐵窗生涯期間給他的妻子奧爾加寫的幾百封信是他的哲學思維和生命體驗的最集中的呈現。如他自己所說：“這些信使我有機會用一種新的方式審視自己，並且檢驗我對人生根本問題的態度”。

　　因為，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面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麼幾個詞。因此，哈維爾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義。他說：“只有我們從存在中分化出來，進入異化的世界，我們才能認識到存在的根源。”從存在分離出來的“我”，“只能通過他自己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種存在 ( 即存在的完整性 ) 。”這些話也許有些拗口，但是其實同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題相去並不很遠。世界各種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極命題，大致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哈維爾並不諱言他對存在有一種神秘的信仰。他說：“追求存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種信心。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與生活的關系。”他還相信有“一個無所不在，絕對存在的地平線，……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對此，人們永遠應當謙卑。

　　我們中國人幾十年來飽受唯物主義的思想訓練，也許會不習慣於哈維爾很少提到但是決不諱言的對神的信仰。其實，中國哲學中本來有“敬畏天命”的傳統。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是，也許是受了“無法無天”的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有人以“與自然交朋友”來對“天人合一”作極其庸俗的解釋，使我們對中國哲學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來越生疏了。

　　哈維爾在存在與人的關系中看到了良心 ( 即良知 ) ，這是我們中國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於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還存在於人們的口中筆下，可悲的只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的特異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 (IDENTITY ，我譯“自性” ) 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對萬事萬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構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 ? 但是在經歷過 20 年極左路線之後，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

　　比良心和責任更具體一些的是，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這未免使我感到一絲悲哀。我在二十多歲時曾當過一陣公民教員。在去年有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我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麼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哈維爾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因此行文晦澀冗雜，但是即使如此，讀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種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歷數國家面臨的問題之後說：

　　“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 ( 我這樣說時 ) 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這些話同我們二十多年前還想要“解放全人類”的橫霸之氣和現在侈談中國哲學“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虛驕之氣相比，反差何其鮮明 !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經在勝利中之後又說：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面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得勝的只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對最高的存在的謙卑永遠是哈維爾哲學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每個人的哲學的一部分。

　　哈維爾的反政治的政治當初甚至反對組織政黨，反對提出政綱，他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幹”。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於“幹”……事情在“幹”，原則上總比“不幹”要強。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裏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適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這段話也許是哈維爾對現在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復。昆德拉曾經認為哈維爾他們所幹的不僅徒勞無益，而且只是為了表現自己，也就是出風頭。但是歷史僅僅在幾年之後就證實了哈維爾的行動的價值。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戰略與管理》雜志 1999年第1期）

發稿：2002年8月25日    更新：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