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與主義（上）

　　捷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戲劇家著名，後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後因為 1989 年底柏林墻被推倒以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到現在已經 9 年了。

　　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歷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他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哈維爾出生於 1936 年 10 月 5 日，不到兩年半，希特勒的鐵騎就占領了他的祖國。他 12 歲的時候，也就是 1948 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維爾一生迄今為止 62 年的時間絕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極權主義之下度過的。

　　雖然他幾乎沒有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於良知，由於他相信“潛藏於人民心底的人道與民主的傳統”，他還是能夠對極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為爭取真實的生活而奮鬥。他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了，終於成功了。

　　哈維爾成年之後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是他所謂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所用的“後”是西方文字中的 POST ，即後工業化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之“後”，相當於“在……之後”的“後”。但是，我認為這個“後”在西方文字中應是與 EARLIER 相對的 LATER ，相當於前漢與後漢之“後”。因為哈維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社會與後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並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會認為是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那麼捷克在 1989 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總統以後的社會，如果不算做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又是什麼社會呢 ?

　　還有一點，我對捷克的歷史近乎無知。我不知道那裏的後極權主義應當從什麼時候算起。哈維爾的文章裏有一處把 1956 年人民起義被鎮壓以後的匈牙利稱做後極權社會。如果那樣，那麼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給被處死的捷共原總書記斯蘭斯基平反以後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後極權主義社會了。但是捷克情況的復雜之處在於它在 1968 年曾有一個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執政時期，後者很快又因為蘇軍的鎮壓與占領而歸於消失，哈維爾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後寫的。在哈維爾的心目中，是不是 1968 年以後的捷克才算進入了後極權主義的時代呢 ?

　　除了在用辭上我不能不提出異議和在時代劃分的界限上有一點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

　　什麼是後極權主義 ? 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裏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 ( 註意：絕不是法治 ) ，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

　　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哈維爾屢次以下面的一個案例來開始他的分析：

　　某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裏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 ”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們傳達什麼信息 ? 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 ? 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眾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 ? 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麼實現，實現了又怎麼樣 ?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麼，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 ”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為什麼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 ? 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復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制度下，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絕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推薦出來的候選人投票，並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沈默。……”

　　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借謊言生活的現實 ?

　　哈維爾的答案十分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 LIVINGINTRUTH!

　　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不要把這樣簡單的話的涵義看得太簡單了。

　　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裏那個首先沖著國王叫“他光著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 ( 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 。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沖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麼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相信一定會來而又無法預言的最後打擊終於在 1989 年 11 月 27 日到來了。

　　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第一次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馬薩裏克的號召：“從小處著手 ! ”

　　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爭取做到的。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哈維爾應該能夠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著手”，橋下流過的水 ( 不，是血 ) 已經很多了。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麼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 ”

發稿：2002年8月25日    更新：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