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祖堯： 中國經濟的內憂（二）

四．中央銀行面臨兩難的選擇：既要與財政政策相配合，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又要化解和防範自身的金融風險，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二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1998年以來，基於遏制經濟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轉向適度放松，連續8次降低存貸款利息。這是改革以來前所未有的舉措。但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卻顯得力度不夠。貨幣當局防範風險有余，刺激景氣不足。以致2002年1—2月無論廣義貨幣或者狹義貨幣的供應量增幅均出現下降，企業普遍反映資金供應偏緊。今年2月末，M2余額同比增長13％，增幅比年初下降1．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同比增長10．9％，增幅同比下降4．4個百分點；1—2月份，金融機構貸款增加769億元，同比少增加1166億元。其中，國有獨資銀行貸款僅增加35億元，同比少增加1034億元。據有關部門測算，金融機構貸款在全部資金運用中的比重，由去年底的73．2％降為今年2月底的65．5％，下降7．7個百分點，1—2月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中，貸款1．28萬億元左右。貨幣供應量偏緊的趨向不利於遏制經濟增長下滑，不利於刺激需求增長。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

但是，潛伏的金融危機卻限制了銀根放松的空間。經過近幾年的努力，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有所下降。據央行的資料，2001年底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5．4％，比年初下降了3．81個百分點。其中，工商銀行不良貸款為25．7％。

但是，如果把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計算在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則要高得多，距離央行的15％目標相差甚遠。我國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和水平過低，因而化解風險的能力十分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強制推行擴張的貨幣政策，勢必火上澆油。這對貨幣當局來說，是兩難的抉擇。

我國加入WTO後，國有商業銀行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在度過3—5年過渡期之後，外資銀行將進入國有商業銀行經營領域，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將面對跨國銀行的挑戰，市場份額將逐步被吞食，高素質人才將大量流向外資金融機構，優質客戶將轉向外資銀行，銀行新業務將被外資銀行壟斷。

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一直受物價低迷的困撓。即使全面放松銀根，投資和消費保持了高速度高增長的勢頭，物價水平也不為所動。真像是“死豬不怕燙”。去年物價剛稍有回升，今年一季度又再次回落，根據當前國際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分析，“通貨緊縮”的陰影還難以擺脫。首先市場供給相對過剩的格局依然如故。經過連續五年擴張性經濟政策，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依然過高，加工工業嚴重開工不足，庫存商品多達3萬億元之巨，據調查，今年600種主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其次，加入WTO後，我們承諾下調關稅、取消部分商品進口限制，外國質優價低商品的競爭，必然會加大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下降的壓力。再次，從需求方面看，無論投資或者消費都難有更大的增長。目前，我國投資率已經偏高，消費率偏低。二者比例為38．5：61．5，發達國家約為20：80，發展中國家約為22：78。當前我國就業的壓力大、經濟效益低，不能不維持較高的投資率，但消費率長期偏低，投資增長便失去了賴以支撐的基礎，最終速度還是會掉下來。所以，目前企圖通過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擴大最終需求，進而推動物價回升，回旋的余地很小。真可謂進退兩難。

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們在被“通貨緊縮”陰影困撓的同時，還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這個壓力之所以沒有被釋放出來，主要是由於現在出臺的各項改革措施“鎖住”了這只“籠中龍”。居民非自願性的儲蓄阻攔了十幾萬億元購買力變現。一旦財政或金融爆發危機，人民幣貶值，擠兌風潮就很難避免。

五．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加劇，已經把是否合理分擔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

20余年來，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高增長同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鄉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由平均主義分配制度造成的普遍貧困已經不復存在。1978年—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16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長21．7倍；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從133．6元增加到2534．7元，增長18．97倍。

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在：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差距逐年擴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5年為0．388，1996年為0．424，1998年為0．456，1999年0．457，2000年0．458，10年上升1．62倍。1999年調查，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社會收入的42％，20％的貧困家庭僅占6．5％。二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平均數掩蓋了實際差距。據2000年統計，全國尚有22．8％的縣未上溫飽線，86％的縣未達小康線，5％的貧困縣與5％的富裕縣人均GDP相差16．4倍。三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改革進入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由於各行業收入增幅和工資收入標準拉開檔次，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與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產業收入增長470％，金融保險業收入增長542％，采掘業收入增長206％。四是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的相對穩定的貧困群體。這個群體由失業者、無保障的離退休員工（包括不能按時足額領取退休金、退休金低於溫飽線）“老少邊” 地區和農村未脫貧和返貧的農民、傷殘者等組成。據統計，目前全國城鎮低保應保人數約1655萬人。這個數字顯然低估了城鎮貧困問題的嚴峻形勢。因為我國的現行低保標準低於聯合國定的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人口標準。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貧困人口將成倍增加，估計不低於3000余萬人。五是出現了一個靠發不義之財起家的暴富群體。他們利用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環境和條件，鉆體制和法律規章的空子。通過進行權錢交易，坑蒙拐騙，制販假冒偽劣，大搞“圈地”運動，走私販私偷稅漏稅，高息攬儲，非法集資等手段，聚斂財富。這個暴富群體與合法經營、勤勞致富的有產者不同，具有極大的寄生性、腐朽性。他們靠改革而暴富，但他們的利益與改革方向卻是根本對立的。

當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加劇，已經或正在演化成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問題。改革的前期，無論是公眾或者政府都不需要支付多少有形的代價和成本，人人都得到了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可謂皆大歡喜。用一句經濟學語言來說，實現了“帕累托改進”。但是，隨著改革深入，幾乎沒有一項改革措施付諸實施不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價。無論政府、企業和居民都需要付出。我曾經把現階段改革稱之為“付費改革”。廣大居民要為改革付費。因此，政府作為改革的領導者面臨著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如何在社會各階層、各群體之間合理地分攤改革成本和代價，要不要在改革成果的分配上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應不應當在推出改革措施、處理改革和增長關系時充分考慮廣大群眾的承受力。如果不妥善地處理這些問題，如果把改革的代價和成本一股腦都強加到廣大工農群眾身上，與此同時竭力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權益，那末，改革就可能誤入歧途，重蹈俄羅斯覆轍，改革就可能失去廣大基本群眾的支持。

經濟轉型時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實屬難免。但出現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則另當別論。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學界深知收入分配問題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極端重要性，早已放棄了“效率優先”的原則，實行“效率和公平兼顧”，並且充分有效地利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再分配，重視運用轉移支付手段緩解貧富差距。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用“水多了摻泥，泥多了加水”的辦法，而應當總結經驗教訓，端正指導思想，完善稅法，規範分配制度。

六．農村深化改革和發展舉步維艱，農民近期增收苦於無門，已成為擴大內需和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障礙

我國是有94000萬農村人口的農民大國。“三農”狀況如何，是制約社會經濟全局的頭等大事。80年代初，改革從農村起步，並且正確地按照生產力性質選擇了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不僅避免了社會震蕩，而且實現了繁榮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雙重效果。但是，進入90年代，農村改革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困境，糧食供給短缺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農民收入徘徊不前，甚至純農戶的收入出現下降。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是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和發展應當圍繞這個主題做文章。增加農民收入，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而且是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首要問題。

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達到創紀錄的17．7％水平。但後來卻出現了始料不及的遞減頹勢。1985年—1988年降為4．9％；1989年—1991年又下降為1．9％；隨後又出現徘徊和持續下降，1992年—2000年年增幅為4．6％，1997年—2000年年增幅分別比上年下降4．4、0．3、0．5、1．7個百分點，從1996年的9％降為2000年的2．1％。尤其是純農戶和兼業農戶的收入出現絕對數下降。前者從1998年的2034元降為2000年1933元，後者從2031元降為1980元。2001年，全國50％的農村家庭的收入不到2000元。2001年湖南省有近半數的縣市未達到小康標準。

由於農民收入徘徊不前，對農民消費增長和農業生產發展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1997年—2000年，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遞增僅為1．08％，同期城鎮人均消費年遞增卻為6．09％。城鄉消費差距從1996年2．49：1擴大到2000年的2．99：1。農戶的生產投入也相應地減少。1996年—1999年，農民戶均經營支出年均遞減5．45％，2000年比上年略有增加，但仍低於1996年的水平。農村人口占64％，但農村在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從“六五”的58．8％，下降到 2000年38．2％，比80年代初最高水平下降了近26個百分點。農村儲蓄余額所占的比重不到1／4。農村與城鎮的消費水平相距大約15年左右。

充分發揮農村市場的巨大潛能，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希望所在。但是，近期增加農民收入從而擴大農村需求，卻難以找到有效的辦法。

——農村人口城鎮化：遠水不解近渴。

發展小城鎮，推動農村過剩人口轉移，這是增加農民收入，開拓農村市場的根本出路，但是，農村人口城鎮化並不是農村人口大搬家。城鎮化是非農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自發產物。這實際上是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不是短期就可成就的事業。而且推進這項艱巨事業需要巨額投資。農村人口降低到50％以下，需經歷10余年。所以，對於農民增收和擴大農村市場來說，這一辦法遠水不解近渴。

——提價增收：此路不通。

80年代前期，依靠農產品提價，農民收入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現在，再用這個辦法已經行不通了。一是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短缺狀態已不復存在，主要農產品的供應有的相對過剩、有的結構性過剩；二是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小麥高25．1％，大米高17．6％，玉米高36．8％，大豆高38％。入世後，農產品市場面臨著外國優質、廉價農產品的競爭，而且，政府對外國所作的承諾中許多條款均超過了WTO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所作的特殊規定。例如，對美國關註的86項農產品的關稅，到2004年我國將下降到14．5％；農產品關稅平均稅率由46．6％降低到1999年的21．2％。在WTO所有成員中，我國的關稅降幅是最大的。又如，發達國家對出口農產品都由政府給予巨額補貼，我國政府卻承諾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所以，農產品價格不僅不會提高，相反可能下降。這對農民無異於雪上加霜。

——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力不從心。

提升農業生產結構，優化品種，發展無汙染農業，拓展農產品加工深度和廣度，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這是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也是農業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但是，提升農業生產結構實際上是傳統農業通過技術革新和技術改造，轉變為現代農業的過程，即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成就此項事業，必須以資本積累、增加投入為前提。在當前的條件下顯然力不從心。

——進城務工：遭遇挑戰。

目前有一支人數約 7500—8000萬人的流動性農民工隊伍，在各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近幾年進城務工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大約有1／3的現金收入來自外出務工。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減少市場風險，有些地區的政府已經著手有計劃地組織農民工的輸出，為進城擇業的農民提供從培訓到安置一條龍服務，實行定點、定向派出。這項舉措既有利於減少人力資源流動的盲目性，降低就業成本，又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

但是，目前由於每年有上千萬的下崗職工待業，而城鎮就業崗位又有限。因此，農民進城務工遇到了嚴峻挑戰和競爭。有些城市政府為了優先安置當地下崗職工，甚至對使用農民工作出種種限制。所以，眼下這條路越走越窄。

——振興鄉鎮企業：陷入困境。

鄉鎮企業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80年代前期農民收入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遞增，主要受益於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但早期鄉鎮企業從整體上看基本上屬於手工業工場形態，效益低下，浪費資源，汙染環境。經過多年發展之後，本應普遍進行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以提升鄉鎮企業層次，卻陷入停滯不前狀態，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強制關閉“五小”工廠，使許多地區鄉鎮企業遭遇“全軍覆滅”，大批農工重新回到田間，農村出現了返貧群體。但是，關閉“五小”工廠並不意味著鄉鎮企業已完成了歷史使命，應當壽終正寢。采取關閉“五小”這一極端強制措施，如同城市紡織業“限產壓錠”一樣，是要以此為契機加快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生產技術結構的升級。然而，當前資金和市場卻成了制約鄉鎮企業發展的難以突破的“瓶頸”。

——減輕負擔：突不破的“瓶頸”。

農民負擔重是個“老大難”的問題。在收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通過調節分配和再分配，減輕農民負擔，這是增加農民收入、拓展農村市場的一劑“速效救心丸”。但是目前普遍推廣安徽等地農民減負的經驗卻十分艱難。原因在於“吃皇糧”的人過多，財政包不了，也包不起。減負遇到了減人這道邁不過的坎。這個坎就是政治行政體制改革。

可見，近期農民增收要走出徘徊的困境，依然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未完待續，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

發稿：200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