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的“依法治國”等於“依法行暴政”

中共在成立以後的大部份時期，基本上是一股無法無天的勢力。即使在統治中國10幾年之後，仍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徹底以黨權代替法權。最近10幾年，中共則轉而提出“依法治國”或“法制”的口號，似乎要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中共的理論工作者也順應黨的新路線，提出共產黨要進行所謂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或曰與文明世界的法治“接軌”。然而，“依法治國”或“法制”的口號與現代文明社會的“法治”建構風馬牛不相及。以前者混淆或取代後者，只不過是一種偷梁換柱的勾當而已。

“法制”由英文“Rule By Law”轉譯過來，意在“用法來統治”；所謂“依法治國”大概由此而來。“法治”則是由英文“Rule Of Law”轉譯過來，意即“法的統治”。這兩個術語在法學和政治學當中有著嚴格的區分。“法治”是近代以來方才出現於西方的政治形態，通俗地講，也就是在一個社會中法高於一切，在法的權威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而“法制”則不同，它的基本含義在於“借助法律來統治”，最常見的方式即用法律手段來推行行政。在這種情況下，法不具有獨立的主體地位，不享有最高的權威，而是為另一個政治主體或某個更高的權威所利用。中共所謂“依法治國”，即是共產黨“依照法律進行統治”。

以“依法治國”或“法制”實現與文明世界的接軌，無異於緣木求魚。雖然中共發明了“依法治國”的口號，但這種統治方式並不是中共的發明創造。秦始皇時代，中國的統治者即知道借助法律推行行政，用中共的口號講,即開始實行“法制”或“依法治國”。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均制定種種法律以利其統治，並依法推行行政。所以，中國歷史便可以說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法制”史。但這種“法制”或“依法治國”並不能避免“暴政”，因為統治者所謂“依法治國”或“法制”，既可以“依法”行“仁政”，也可以“依法”行“暴政”。歸根到底，所謂“依法治國”仍然仍然是“人治”或“黨治”，而不是“法治”。

中共現在所希望推行的，也正是這個意義上的“法制”或“依法治國”。公平地講，這種“法制”比無法無天要好一些，但卻與現代社會的“法治”建構差著十萬八千裏。在“法治”社會，法律不能單純變成政府推行行政的手段。相反，政府的行政必須置於法律的規範之下。同樣，在“法治”社會，立法機構也無權通過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法律，因為立法機構的立法權也受到法律的制約。這才是“法治”的實義。

中共之推行“依法治國”或“法制”，與其一黨專政的理念和實踐並不矛盾。因為，這種“法制”完全可以為黨所用。比如，中共操縱下的立法機構通過“反邪教”法來限制宗教自由，也可以通過規範互聯網的法案來限制言論自由。而這些“惡法”一旦由立法機構通過，即具有法律效力，成為“法制”或“依法治國”的一部份。中共可以在“法制”或“依法治國”的口號下，“依法”推行“暴政”，以法律的名義“依法”踐踏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才是中共所謂“依法治國”的實質。所以，在一黨專政下“依法治國”無異於“依法行暴政”。

職是之故，“依法治國”並不能導致中國實行憲政法治，卻能拖延中共反憲政、反法治的一黨專政局面。當然，在“依法治國”或“法制”之下，老百姓可以獲得一些喘息的機會，使日常生活成為常態，而不至於天天生活於非常狀態。原因在於，這種“法制”也能使某些人的胡作非為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只是，這種制約極為有限，至少不能超過法律作為統治工具這一限度。就此而言，中共所謂“依法治國”或“法制”，頂多無非是恢復中國歷史上的統治常態，即試圖借助“法律”來坐穩天下，完成由“造反”或“打天下”向“坐天下”的轉變。這是中國歷代統治者反復走過的老路，並沒有什麼新鮮東西。以“依法治國”或“法制”取代“法治”這種偷梁換柱的勾當，只能推遲中國從獨斷的“人治”向理性的“法治”的過渡。

發稿：2002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