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的鉗制與抗爭

美國開國元勛傑佛遜總統有一句名言：在政府與報紙之間，寧可沒有政府卻不可以沒有報紙。這句話雖然表達形式很強烈，卻道出了民主社會的真髓，強調和突出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實行民主體制的基礎和保障。但是並非只有民主社會的先賢，對言論與出版能夠有如此深刻精辟的見解，其實專制極權獨裁者對此的理解，不論理解的深度還是重視的程度，也絲毫不差，不同的僅是出發的角度恰恰相反罷了。曾獨掌中共大權的前主席毛澤東，也曾經有過一句明言：不控制新聞出版怎麼行？中國五十萬個大隊，一個大隊報道一條社會黑暗面，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垮臺了。毛澤東在這裏無異於赤裸裸地供認，極端暴虐專制的中共政權，數十年的統治雖然造成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血腥屠殺等災禍連綿，卻依然可以一黨獨攫政權，靠得是扼殺社會言論與出版權利。

中共扼殺社會的言論自由與出版權利，比一般國家的專制極權政府的目的多而且復雜。一般國家的專制極權政府，鎮壓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為了遮掩黑暗腐敗等罪惡，如中國古代所說“防民之口勝於防川”，控制言論自由是為了防止民眾談論揭露。中共則不僅是消極的遮掩黑暗腐敗等罪惡，更有編造假象控制民眾思想和情感立場的需要。中共常說的改造思想改造社會，或者國際社會所說的對人的洗腦，就是由於中共控制了言論出版才得以實現的。依靠控制言論和新聞出版，中共成功的隱瞞了事實和罪惡，扮飾出虛假和偽善的面貌。如抗日時期中共的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摩擦一分抗戰，彭德懷因為真心抗戰甚至招致批判處分。但是中共靠說謊曾經使人民相信，只有共產黨在領導抗日戰爭。六十年代初中國至少二千萬以上民眾死於饑餓，中共當局將之歸罪於三年自然災害，還有蘇聯背信棄義的逼迫中國歸還欠債。這種說法曾經使中國民眾深信不疑，並且因此深深的仇恨蘇聯。但是最近發現的氣候資料卻證實，那三年的氣候等自然條件稱得上風調雨順，餓死人卻是中共的非法極權行為所招致的。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五十多年裏，控制言論和出版是這個政權毫不松懈的目標。至今中共當局拒絕制定出版法新聞法，就是為了可以肆無忌憚的壓制迫害言論和出版。敢於實話實說的毛澤東和他那一輩許多高官，就公開說不要制定新聞法出版法將自己捆綁起來。雖然壓制迫害言論出版是中共的生命線和根本政策，但是五十多年來中國言論和出版的空間，也並非死水一潭毫無改變。事實上與中共初掌政權的前二十多年相比，中國社會今天的言論和出版空間，可能是當年的人不敢想象也難以想象的。我說五十多年來中共當局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絲毫未變，是指中共壓制迫害言論出版以獨霸政權的統治意志，而非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內容和程度。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內容和程度，並非中共當局一廂情願可以完全操控的，很大程度上也要看社會抵制意志和勇氣的有無強弱，甚至也要看國際社會有無影響能力和影響能力的大小。“六四”屠殺後的清洗恐怖活動就是很好的事例，可以說明壓制迫害言論和出版的內容程度，並非中共當局一廂情願就可以完成的。中共當局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其實是準備極度嚴酷的大規模鎮壓清洗的，但是由於民眾不象以往的鎮壓運動，如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樣盲目支持，中共又不能象當年一樣無視國際壓力，這場原本準備殘酷迫害大肆殺戮的鎮壓，實際上最後不得不草草收場。所以盡管中共當局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意志始終如一，但是從壓制的內容到壓制的程度，還是有清晰的脈絡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

我大致將中共壓制迫害言論出版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絕對控制和嚴酷鎮壓迫害時期，時間從中共掌權開始的1949年起，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已經疲軟無力天怒人怨時期。第一階段毛澤東主要或者獨掌中共權力，所以也可以稱為毛澤東時代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第一階段的特色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絕對，就是對言論出版的絕對控制，對冒犯言論出版控制者的絕對鎮壓迫害。中國古代有一個詞，叫腹誹罪，就是在自己肚子裏表示不滿的罪。毛澤東時代是典型的對腹誹治罪迫害的社會，腹誹都要控制迫害對其他形式的言論出版的控制迫害，當然可以類推想象出來了。那個時代的人僅僅因為寫日記，日記中僅僅有所謂的不健康的資產階級的情調，招致批判鬥爭、判刑入獄、喪失生命的人就不計其數。毛澤東時代對言論控制迫害的程度，甚至達到駭人聽聞毛骨悚然，如一個人睡夢中講了批評毛澤東的話，或是批評無產階級專制社會主義制度的話，也會導致批判鬥爭、判刑入獄甚至喪失生命。就是講述中共控制的喉舌報紙尚未公開報道的事實，也會慘遭飛來橫禍陷入滅頂之災，我的一個遠親姨媽，因為1959年時對鄰居說：“聽說共產黨裏出事了，大元帥彭德懷被打倒了”，結果導致關押勞改半輩子，最後淒涼悲慘的死在毫無關系的北方農村。令人感到又諷刺又悲慘的是，告發我姨媽的鄰居，也因為當局認為不當的幾句話，全家從北京發配到甘肅某蠻荒不毛的農場改造。這是中國言論出版的暗無天日歲月，只有經歷過那場惡夢的人，才會對言論的絕對控制和鎮壓，有永世不忘的刻骨銘心理解。

第二階段為，對言論出版仍全面控制但試圖引導，鎮壓迫害則從絕對轉為有選擇的殺雞儆猴的時期，時間大約從文化大革命末期到1989年“六四”。第二階段中共的主要掌權人是鄧小平，所以也可以稱為鄧小平時代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迫害。鄧小平是借助以民主墻為代表的中國民意，從被毛澤東打倒並清洗出權力核心的失勢政治人物，迅速奪取了掌握黨政軍大權的華國鋒手中權力，而一躍變成中國頭號實權人物的。由於鄧小平的這些歷史淵源，也由於中共以往的統治災難給社會留下的教訓和思考，所以這個時代對言論出版的控制鎮壓迫害，從內容到程度都與毛澤東時代有很大區別。第二階段的特色是，對言論出版全面控制但試圖引導納入官方軌道，不再對言論出版絕對控制並徹底消滅自由空間，因而鎮壓迫害也從普遍絕對變為有所選擇，目的主要是殺雞儆猴鎮懾阻絕言論出版擴大自由空間。所以在鄧小平時代，一方面依然堅持中共傳統的思想意識，對其他言論和出版批判壓制，如壓制並進而取締民主墻，組織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的異化討論、清除精神汙染等，甚至校園選舉活動也遭到迫害，如胡平在北京大學競選為人大代表，卻連維持生存的工作也不分配了。另一方面卻由於並沒有痛下殺手，不再象毛澤東時代決不允許任何其他的言論與出版，所以雖然有鎮壓和迫害，但社會上始終還存有一點官方之外的言論與出版的空間。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對民主墻才會數次鎮壓，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裏，民主墻的言論與出版，雖然被迫改換表達形式，卻存在了下來。即使最後徹底取締了民主墻延續的活動，全國民主墻的主要活躍人士大多被捕入獄，但是民主墻沖擊出來的言論與出版的空間，並沒有全面關閉倒退回毛澤東時代。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墻產生後的十年左右時間裏，中國社會能夠思想言論出版相對活躍，討論人的異化、爭取人權民眾的呼聲不斷，爭取實現政治願望而付諸行動所爆發的高潮，如不受官方控制的競選人大代表活動，要人權民主反貪的學潮和民主運動等，在遭受鎮壓挫折後只隔一、二年，又聲勢浩大再度爆發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為，中共改全面控制言論出版為選擇控制和鎮壓，鎮壓控制的內容主要是人權民主思潮及對中共專制腐敗的揭露批判，對這些內容以外的言論則改采基本放開態度，時間大體從“六四”血腥屠殺之後到目前。這段時間江澤民坐上了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他逐漸站穩了地位並開始主導中國的最高權力，為了方便可以稱為江澤民時代對言論與出版的鎮壓迫害。1989年北京政權“六四”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後，從中汲取的最主要經驗教訓，就是要將中共認為危及政權的人權民主活動，全面的毫不手軟的消滅在萌芽狀態。由於中國自民主墻以來的人權民主活動，都是通過言論出版形成高漲的輿論和政治要求，所以中共政權鎮壓消滅人權民主活動的首要目標，就是嚴密地絕對地控制言論出版中的人權民主的意識活動。對除此以外的言論出版中共則大大放開了，基本放棄了全面控制規定中國人的言論和思想的手段。這種改變顯然受“六四”大屠殺的影響。“六四”在攝像機前赤裸裸展現的暴虐屠殺，不僅讓中國民眾徹底擺脫了中共數十年的欺騙宣傳，認清了中共專制政權血腥霸占政權的本質，也摧毀了中共維護其虛偽面具的意志，不得不放棄共產黨將說教滲透中國一切意識和生活領域的做法。所以現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目前什麼言論都可以說，什麼書籍都可以出版，只要內容不是反對中共專制極權和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就這一方面來說，其自由度是中共掌權以來最寬松的，不要說將民眾完全控制限制在規範化的革命言論裏的毛澤東時代，就是與還試圖倡導規範的思想言論和生活模式的鄧小平時代相比，自由度也是大大擴展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對於反對中共專制極權，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言論與出版，情況又恰恰相反過來，中共當局采取了遠比鄧小平時代嚴酷、迅速、徹底的鎮壓控制措施。江澤民在“六四”之後曾反復指示，要將可以導致“六四”發生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江澤民要消滅的所謂的萌芽狀態，就是不允許人權民主的言論和號召，今後在社會上公然散布流傳，並進而凝結成社會強烈的願望、強大的力量。雖然“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充斥著許多嚴重矛盾和社會問題，卻沒有象鄧小平時代隔一二年形成一次爭取人權民主的社會高潮，與江澤民政權采取這種一方面放開，一方面強硬的鎮壓防範的手段，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著重介紹中共當局現在對言論與出版的控制迫害。因為作為爭取人權民主發展改善的人士，我對現實中的控制和迫害的關心重視，程度上自然超過以往的歷史。同時，目前中共對言論出版的控制迫害，不僅包含過去的手段和意志，還有因應新的復雜情況和需要，演變衍生出許多新的形式和手段，而爭取言論出版權利的中國民眾，其方法手段和思想認識也是大不相同了的。

中共當局壓制迫害言論出版的最基本手段，也是最有鎮懾效果的手段，仍然一如既往是抓捕判刑。中共在憲法和相關法律中，承諾中國人民有言論和出版的權利。但是中共大玩詭辯和閹割概念，將言論自由變為擁護中共和政府的自由。不擁護中共和政府的言論，中共當局則聲稱不屬於言論範疇，而是危及並意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行動，在1997年以前被劃入反革命範疇，現在則被劃入危害國家安全的範疇。何種言論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中國頒布的國家安全法規定，由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確認。安全部公安部在實際的操作中，不僅將批評反對中共當局的言論，按照反革命或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打擊鎮壓，甚至將中共內部不同的派系之爭，也套上這樣的名義加以鏟除。（制定、行使、執行法律三位一體）近一些年來，這種基本手段的主要迫害對象，是被中共視為政權敵人的異議人士。不僅異議人士批評中共當局的言論，表達政治願望和要求的呼籲，甚至僅僅陳述事實的言論，都可能被判重刑慘遭牢獄之災。例如湖南著名的工運領袖張善光，因為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電話采訪，講述了當地發生的兩件事情，一件是當地工人因生活醫療惡化而舉行了遊行抗議集會，一件是當地農村不合理的亂攤派導致殺人悲劇，張善光竟然因為向自由亞洲電臺講述當地盡人皆知的事實，被中共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判刑十年。河南民間反腐倡廉的發起人安均，是又一個中共何其荒謬暴虐鎮壓異議人士言論的典型案例。由於糜爛全國的腐敗是中國百姓深惡痛絕的首要問題，安均率先打出了中國民間反腐敗觀察的旗號，並且得到全國各地許多人的響應支持，卻被中共法院認定危害國家安全而判處四年徒刑。中共當局進一些年來對異議人士言論的鎮壓控制，遠比鄧小平時代嚴密和殘酷，分析這些現象可以總結出一些明顯特征：第一是只要被中共當局認為屬於異議人士，不論任何言論都可以成為判刑證據，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張善光安均等荒謬審判，其實這樣的事例大量存在俯拾皆是，如魏京生籌備舉辦國際畫展、與兄弟一起購買股份辦公司，都是他再次被判處14年徒刑的罪證，王丹在國外發表過溫和的批評中共言論，也是導致他再次被判刑13年的所謂罪行；第二是倒退到奉行毛澤東時代規矩，這就是“只許階級敵人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即使有的異議人士沒有逮捕判刑，也是采用極為嚴密的監視和控制手段，實施不停的闖入家門或者傳訊問話等騷擾手段，用警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能要讓異議人士活得自在痛快，要讓其所有的親戚朋友相識者象躲避瘟疫一樣躲避他們。第三是斷絕工作和經濟來源，使異議人士生活在最艱困難堪的物質條件下，有的異議人士離開監獄十多年，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安穩工作幾個月的地方。

應該說，也不是所有發表異議言論的人，所受迫害都是同等程度的暴虐。目前的中共當局對於各種各樣的人，還是采取了區別對待的策略。例如，有一些單純議論的知識分子，或者具有官方學術研究機構身份的人，所受迫害從形式到內容，都與被視為敵人的異議人士有所不同。如曾經寫過小說黃禍和西藏報告的作家王力雄，在前往新疆收集材料準備寫作時被捕，但是由於國際上的輿論和壓力，在關押一個階段之後獲得了釋放，並且不久之前還能夠接受邀請出國訪問，以及訪問之後返回中國。同樣，今年以來遭到中共打擊迫害的李慎之、何清漣、劉軍寧、余傑等知識分子，雖然工作被變相剝奪了，所有文章都不得在國內報刊雜志發表了，甚至遭到便衣警探的監視騷擾，但是處境也大致能夠象王力雄一樣。

中共控制異議聲音的欲望之強烈，可以從中共號稱一國兩制樣板的香港得到驗證。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在今年四月十二日聲色俱厲的警告香港傳媒，不得如實刊登臺灣副總統呂秀蓮的臺獨言論，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新聞和一般的不同聲音，傳媒有責任不散布鼓吹分裂國家的言論。他並要求香港新聞報道的標準和鼓吹的界限，應該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制定。這當然招致享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各界嚴重不滿。北京對香港強烈不滿的回答是，肯定王鳳超的言論是正確的，而且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立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外交部、中聯辦臺灣事務部、港澳辦公室，以及香港所有的中共喉舌，紛紛發表聲明、發布新聞、社論和評述文章，為王鳳超保駕護航，強調或重申香港新聞報道，不能有臺獨及分裂中國的內容。更為嚴重的是，中共頭號人物江澤民在今年10月28日，當面訓斥辱罵香港媒體，甚至說自己連美國難對付的電視主持人華萊士，都應付得頭頭是道，表示香港專問刁難問題的記者，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一提了。江澤民這次羞辱訓斥香港媒體，不但表現了中共最高官員的飛揚跋扈專橫傲慢，其實也表達了中共當局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和立場。

如果王鳳超、江澤民所說僅僅是個人言論，其實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那正是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甚至中共諸多的政府機構和喉舌，為王鳳超保駕護航的聲明和社論，作為一種言論和政府的聲音，也是應該保障的言論自由權利。他們的話所以引起強烈的反應，因為根據中共幾十年的統治歷史，這些話不能看成一種單純的言論，而是將以中共專制政權為後盾，迫在眉睫的壓制扼殺香港的言論自由，剝奪媒體采訪自由的行動。這些話其實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公開的訓令，想來此前私下的表示和訓令早已有過，之後必將動用中央政府的權勢清除不服從的力量。所以王鳳超、江澤民和中共機構所言，表明中共對香港媒體已經難以忍受，可能要采取鎮壓行動的信號。對於已在自律的香港傳媒，這些飽含威脅和殺氣的訓斥，必將造成一定的恐怖壓力和危害後果。

中共當局近一些年來最嚴密控制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正在迅猛發展的網際網絡和電子期刊論壇。山東異議人士開通的網絡雜志《新文明論壇》，宣傳他們溫和的“廣交友不結盟”的主張，傳布中國政治要以妥協和解的精神推進民主變革，改變政治你死我活的革命手段為雙贏共存的政治風範。但是《新文明論壇》不僅被封殺取締，該論壇所註冊的網絡公司也因警方幹涉陷入癱瘓，論壇負責人更是處於警方大力追捕之中。四川成都尋人網站天網，協助找人廣受好評，官方媒體都爭相采訪報道。但是天網的負責人黃琦，僅因有人在網上貼出不滿政府的文章，遭到逮捕面臨判刑入獄的無妄之災。其次如上海電腦商人林海，將網址進行商業性的交換，也被以危害國家安全判刑，都是近期鉗制言論自由的典型事例。由於網際網絡是最新科技，中共當局也因應這一技術的特點，制定了許多監視、限制、取締和迫害網絡言論的方法和手段。如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議案，提請審議關於維護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決定草案。該草案規定：利用互聯網發表、傳播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等１５種行為，構成犯罪的，將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還規定，從事互聯網業務的單位，發現互聯網上出現違法犯罪行為和有害信息時，要采取措施停止傳輸有害信息，並及時向有關機關報告。這些規定其實與中共現行的言論控制和迫害內容，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人們在網上批評中共政權，將同樣招致各種行政的司法的懲處迫害。再如人民日報主辦的網上人民論壇，就制定了人民論壇管理條例，規定不得貼違反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不得貼誹謗、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政府的言論，勿張貼未經公開報道、未經證實的消息，等等。否則，將承擔一切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法律責任。同時，為了更為有效的控制網絡新科技，還采用最新科學技術和特務手段監控迫害，如向新加坡購買網上防火墻技術，隔絕中國網客訪問許多政治網站。最新的網上控制迫害，是采用新技術控制網友，將大量假的代理伺服器，混入國際流通的網絡伺服器名單，使用這些假的代理伺服器，都將遭到跟蹤監控甚至限制，網友因此毫無隱私而被展現給警察，並能被輕易確定真實身份。據了解到的情況，真假網絡伺服器的比列，是假十真一。

言論自由，始終是中國人民努力爭取的最基本人權。因為中國人民越來越清楚的知道，剝奪中國人民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將人民的嘴巴和思想封禁在官方言論以及復述和歌頌的區域內，是中國大陸五十年災禍延綿的主要禍根之一。五十年代初的鎮反肅反運動，數十萬知識分子打入另冊的反右運動，造成六十年代初至少餓死二千萬以上人的大躍進，上億人遭受迫害乃至死亡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難以令人置信的荒唐禍害，如果人民能夠獲享充分及翔實報道的權利，不但不可能不斷重復，而且完全可能一次這樣的巨大災難也不會造成。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言論，是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權利和尊嚴，這是作為人不能退讓的部分。所以，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構成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最主要方面。這方面的事例是大量存在，不勝枚舉，而且過去也有各種文章不同介紹，所以一般的爭取言論自由的情況，我不再這裏重復了。我這裏只談兩點新的地方，但卻是對中國爭取言論自由可能有巨大影響和推動的兩點，這就是香港維護言論自由，網際網絡上爭取言論自由。

香港在中國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它從民主制度被納入專制制度的祖國，因為中共當局保證要實行一國兩制，這使香港從習慣和法理上，都會竭力維護已經享有的各種權利，當然包括言論和出版的權利。香港本身的這種需要和努力，必然與專制的中共當局時有摩擦和抗爭，也必然沖擊同為一國的大陸，並且為大陸進行這些權利的努力，帶來各種有益的啟迪和契機。從香港回歸中國幾年來的情況看，他們確實在竭力維護著包括論和出版在內的各項權利，王鳳超和江澤民所引發的言論自由之爭，就是香港民眾維言護自己權益兩個生動事例。王鳳超的言論在香港引起震驚。新聞媒體紛紛報道並表達不滿和批評，派出代表向中國總理朱熔基遞交書面陳請，並舉行二十四小時的簽名表態活動。眾多的社會團體和知名人士，不僅發表聲明強烈抗議譴責，而且前往中共駐港機構舉行示威遊行。就是香港的行政長官陳方安生，也不得不發表聲明，強調香港政府要保障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香港傳媒按照香港法律可自由地評論和報道時事。香港民眾百分之六十的人認為，媒體采訪報道呂秀蓮的言論沒有不對。而在國際上，香港的言論自由也成了關註焦點，媒體進行重大追蹤報道，美國英國等國家政府表達震驚和嚴重關註。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的言論，更是引起軒然大波，所有的媒體都以頭版詳盡報道，甚至紛紛將錄象的連續鏡頭翻印刊載。這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最高頭目，是何等的蠻橫霸道傲慢無禮，對爭取言論自由充滿了理解同情。香港是中國言論仍有一定自由的唯一一角，保留好壞都將影響整個中國，為了香港和過去的禍害不再卷土重來，全世界民主力量都有義務支持香港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抗爭。

網際網絡所創造的信息傳遞交流的空間和形式，將給中國民眾帶來出版和言論自由的更大機會和希望。在網際網絡面前，邊界巡邏的哨兵不再是問題，嚴寒酷暑的遙遠距離不再問題，一條蜿蜒伸展的電纜，甚至空中穿射的電波，將各種信息傳遍了整個星球，包括將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視為掌權生命線的中國。一份中共仇恨的電子報大小參考，就是通過電腦世界的網際網絡，從大洋彼岸的美國送進數以十萬計的中國家庭。一份中共顯然惱怒的電子雜志春夏之交，就在中共掌控的廣袤領地上破土而出，成為眾多海內外華人閱讀討論的的互動樂園。更不要說其他難以數計的電子報電子期刊、談話室，以及動輒百萬計的電子信件頻繁往來。

沒有一個專制極權的政府，會自動向科學進步舉手投降，樂於革除或者結束自己反科學進步的統治。早期專制極權政府慣常的對付手段，是壓制消滅科學進步本身。現在許多專制極權的政府以為，它可以只要科學技術的盛宴，不要伴生的活力、形式和空間。中共政權就以為自己可以做到，網際網絡完全唯我所用，並且依然象過去那樣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將網際網絡控制在黨的喉舌的定格上。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使出了渾身解數，在懲罰恐嚇、規則圍堵和科技防剿等方面齊頭並進。上海電腦商人林海，出於商業需要將電腦網址與國外交換，竟然莫名其妙被判處有期徒刑。中國官方本來準備編輯出版電腦網址簿，象編輯出版電話號碼簿一樣，也因為發生林海案件無疾而終。據說，中國政府還特意從另一個控制新聞出版和言論的國家新加坡，買來並學會了網際網絡的防火墻技能，可以象國境線上的邊防哨兵，檢查並將不喜歡的文章和信息檔在國外。可能最有效率和威脅震懾的手段，是各種公安行政頒發的規定和限制，如上海規定電腦上網的人，必須到公安局登記添表，接受公安局的檢查和規定等。此外，中共還按照堵塞不如開導的思維，自辦宣傳工具一類的網站報紙，如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等，期望將民眾引導和限制在黨控制的範圍內。

但是網際網絡所具有的活力、空間和形式，已經徹底顛覆了以往的信息流通交換格局，任何專制政府都無法象以往那樣對這個世界加以控制了，而社會則被網際網絡激發出強烈的表達和反抗本能。中國有句老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句話很形象生動的表現出，中共對網際網絡的控制與民間社會的反控制。網際網絡控制與反控制最生動典型的例子，體現在中共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數以百萬計的法輪功成員是通過網際網絡，進行號召聯絡並進而采取行動的。中共當局在全國八月大肆鎮壓法輪功之前，將全國最大的一批免費網站強行關閉二天，以切斷法輪功全國範圍的聯絡。這一舉措使數百萬網民信箱作廢，中國經營ＩＴ的企業信譽一落千丈，中國的外貿企業丟了業務丟了信譽。幾天後，一篇題為“網上生存的安全之道”的文章，通過網際網絡傳遍了國內國外，詳盡的告訴人們如何利用網際網絡的知識和技術手段，甩脫中共當局對網絡的封鎖監視。這篇文章仔細介紹了如何安全使用ＥＭＡＩＬ、使用代理服務器，以及對網絡生存安全的各種思考和應對方法，並且最後號召大家一起來揭露共產黨的封網手段和內幕，為中國互聯網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再如前文提到的中共在網絡上混入大量假的代理服務器，以特務手段偵察監視控制上網民眾的言論，就被網友們很快識破了，並且采取了相應的反措施，在網上廣為散發揭露文章，並具體教導如何識別真假國際網絡伺服器，避免落入中共特務布下的陷井之中。

確實，中國民眾應該為中國互聯網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因為實現這一目標已經是現實的可能的。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將突破專政政權對言論自由的扼殺，使中國加入享有自由言論和思想的國際行列。在網際網路上，只要民眾有勇氣不理睬，中共的書報審查控制就沒有作用。雖然網際網絡還不是言論自由的安全島，國家警察大多依然能夠事後抓到他們要迫害的人，但畢竟也只能是在言論發表和影響產生之後，而不是以往那樣，言論尚未產生影響之前或之中，行使言論自由者已經慘遭迫害和關押。網際網路給任何一個人提供了從未有過的機會，使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的認識、觀點、願望和要求，向社會廣泛的自由充分的表達出來。網際網路打破了邊境國界，所有的信息在這顆星球上自由流通，將不再是夢想。科學技術是黑暗專制腐敗的災星，它並不是為了消滅什麼而出生，但它的出生一定會敲響某些腐朽勢力的喪鐘。網際網絡以它神奇而又強壯的力量，向世人宣示：未來扼殺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將是徒勞的。網際網路無疑是中國的人權民主的重要機會，給民眾提供了與專制力量鬥法較量的陣地和形式?


發稿：2001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