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一年半的鐵窗生涯

我叫褚彤，是清華大學微電子所講師，清華碩士。我從1995年6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修煉使我和我的全家身心受益，道德升華。99年10月27日，在上訪無門的情況下，為了表達法輪大法是正法的心聲，為了向政府進一句忠言，我和其他十幾位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城樓展開了大法橫幅，因此被非法拘捕，後以所謂的“非法示威罪”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個月(註：江澤民集團的所謂示威法實際是違憲的不準示威法)。

（一）看守所的日子

我們先被非法關押於北京市東城看守所，99年12月4日被非法逮捕後轉入北京市公安局七處看守所。七處是關大案要案嫌疑人的地方，在押人員刑期較長，死緩、死刑犯人都帶手銬、腳鐐，定期執行死刑，所以氣氛比較壓抑。在七處看守所裏，管教為了壓制法輪功學員煉功，采取株連的手段，即如果我們煉功，號裏所有的犯人都跟著受罰。508室的法輪功學員煉功後，全號的人被罰坐板，不能自由活動；514室的法輪功學員帶進一本經文，被管教發現後，全號人的食品、被褥被扔出監室，大冬天大家只好睡光板。但即使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法輪功學員們正的言行，大善大忍的胸懷和處處為別人考慮的高尚精神深深地感動了犯人，紛紛學法學功，有的整號人學背李老師的《洪吟》，有的犯人因為煉功絕食、戴背銬，看守所的風氣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我根本沒把艱苦的生活放在心上，最讓我難過的是無法看書學法，我每天把自己記得的經文從頭到尾背一遍，對照自己的言行，看哪裏做得不好。看守所的生活不但沒有動搖我們的意志，大家修煉提高後，又看到了法的威力在人間最黑暗的角落的展現，更加堅定了對大法的正信。

（二）女監雜記

被非法判刑之後，2000年3月17日，我被非法關押到北京市女子監獄，開始了一年多的監獄生活。監獄裏比看守所要黑暗、壓抑、封閉得多。這裏的犯人很多刑期很長，長時間壓抑、封閉、單調的生活使她們性格、心理、精神都扭曲了，觀念非常敗壞。獄警大多學歷都不是很高，加上工作的環境狹窄，和社會脫節較厲害，思想也比較單調和僵化。有的獄警甚至直接跟我說：“我們是國家機器。”服從命令的意識在她們腦子裏很強，獨立思考較少。

在我們去之前，監獄已經事先用誹謗大法的宣傳錄像給獄警和犯人都洗了腦，讓她們視法輪功如洪水猛獸，以為法輪功學員都是反政府或精神病一類的極端份子。所以我們剛到監獄時，環境非常惡劣。

監獄的管理是分等級的，我們屬於嚴管中的嚴管，平時有一個“包夾”（刑事犯）時刻跟著我們，監視我們的一言一行，連上廁所、水房都跟著，每天寫一份情況匯報。我們的床位在正對監視器的位置，班組長、雜務（負責維持秩序的犯人）也盯著我們，其他犯人因為從未見過法輪功，也好奇地觀察著我們。我們處在前所未有的非自由狀態，毫無人權、隱私可言，一舉一動都在被監視之中。巨大的精神壓力使人喘不過氣來。

首先是各級領導、氣功師、心理醫生輪流找我們談話，試圖讓我們放棄信仰。同時獄警怕我們煉功，讓我們每天在筒道裏坐到12點或2點，以為疲倦了就沒有力氣煉功了。有一天，我因為不答應當晚不煉功，被罰在筒道裏坐了一夜。監獄拿來各種誹謗大法的材料給我們洗腦，讓我們寫體會和認識，妄圖改變我們的正信。我就實事求是地寫我修煉的體會，大法怎樣改變了自私自利的我，使我身體健康、道德升華，做事考慮別人，與人為善。監獄領導和隊長（獄警）看完我們的修煉體會，也覺得如此的話改變我們的信仰沒有任何理由，況且一個人腦子裏的東西怎麼改變呢？又不能“摳出來”，便暫時作罷了。

之後是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我們在日常的勞動、生活、待人接物中體現出來的大公無私、吃苦在前、處處為別人著想、工作認真、積極肯幹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隊長們私下裏說：“法輪功沒什麼不好的呀，無論從生活、勞動、文明禮貌各方面都做得挺好，有些標準我們都做不到。”有的犯人說：“現在的人，都很壞了，非常自私。只有從法輪功身上，還能看到道德的約束。”還有的隊長說：“我原來以為煉功人和我們普通人格格不入，沒想到和你們相處挺容易的。”大家都說法輪功學員愛笑，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別人對我們怎麼發火或不好，我們都一笑了之，什麼時候見著我們都是樂呵呵的。

雖然艱難，但周圍人對我們的看法和態度在一點點轉變。我牢記師父在《道中》一詩中所講的：“心不在焉━━與世無爭。視而不見━━不迷不惑。聽而不聞━━難亂其心。……”對於這個極其復雜的環境中的勾心鬥角、矛盾紛爭、不良表現，不理不睬，也從不介入其中，就按照師父和大法的要求，修自己的心性，努力做得更好。時間長了，大家的認識都轉變過來了，明白大法教人向善，法輪功學員都是按照“真、善、忍”標準去做的好人。

監獄封閉了有關正法進程的一切消息，用各種謊言來動搖我們的正信。4月份，監管局的一個大官同我談話，說：“外面的法輪功都不煉了，沒有人出去活動了，少數像你這樣的頑固分子也都被關起來了。”我沒有正面回答，只給他講大法使我的家人受益了。

由於長時間不煉功，體檢時我的肺部又出現了陰影。我煉功之前有肺結核，煉功後就好了，歷次檢查──無論是單位體檢、生孩子、看守所甚至剛到監獄時都沒有問題。這件事充份說明了煉功的健身作用和被剝奪煉功權利給修煉者身體造成的傷害。

11月份，又有新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到女監，為了抗議政府的殘酷迫害，劉淑霞一到監獄就絕食，並且拒絕穿囚服。獄警就利用犯人整她、孤立她，誰和她說話馬上受到隊長的批評，兩周一次的去澡堂洗澡也不讓她去，用這種方式迫使她穿囚服和吃飯，這就是監獄所謂的“政治思想工作”。

當時，外面法輪功學員講清真象的工作開展得轟轟烈烈，可我們得不到一點消息。監獄害怕我們受鼓舞，對大法的消息封閉得更嚴了。自從到監獄以來，我們一直是單獨接見家屬，每次好幾個隊長在邊上看著、聽著，頭一次接見時獄政科的科長甚至在兜裏揣了個小錄音機錄音。前幾個月的接見還是面對面，後來就改成隔著玻璃窗打電話，裏外各站一個隊長，還有人通過電子系統監視監聽。因為不認“罪”，我們也享受不了每人都有的“親情電話”待遇，而且待遇也一直是最低的。監獄用有形無形的壓力迫害著我們，呈現著“善無善報”的假象。但我們一直堅守著心中的正信和正念，努力用“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著自己。

2000年年底，我和雷小亭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給犯人們開了計算機和英語課，在犯人中掀起了一個學習熱潮，使監區的風氣大大改善。犯人們都尊敬地稱我們為“老師”，無論是學習還是做人、處世，經常徵求我們的意見，希望做得更好。而監管局因為怕我和雷小亭見面，不許我們互相聽課，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怕什麼，兩個性情溫和的重重監管之下的女孩，說兩句家常話，能翻了天還是覆了地？同時，女子監獄由於對法輪功學員的所謂“轉化率”為0，受到他們上級的威脅。

我從未見過一個地方象中國的監獄那樣堂而皇之地虛偽。2000年年底，媒體突然對女監感興趣起來，不少記者去采訪監獄生活。同時，監獄的夥食大大改善，雞、肉、水果、米飯……大家還以為是年底節余改善夥食。結果下一次接見，還沒等犯人們說話，家屬們先說了：“聽說你們生活不錯嘛……”

原來，電視裏已經播出了。等記者們一走，馬上夥食又恢復了原樣。

2001年元旦過後，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迫害又加大了攻勢，各種歪曲大法的假新聞紛紛出臺。隨著新的法輪功學員的到來，女監也加大了對我們的迫害。我們被拉出去練隊，被強迫看攻擊大法的錄像，被犯人們圍攻至深夜。監獄要求每個幹警和犯人都寫“不練功”的保證，有的犯人私下說：“我們連法輪功是什麼都不知道，又在這裏面，寫什麼保證啊？”足見其形式主義。有一個犯人在看守所時接觸了很多法輪功學員，也看過法，知道大法好，不肯寫詆毀大法的“保證”，獄警就罰她站著，全班陪著不能睡覺。還有一個犯人做過李小妹的包夾人，通過和她的接觸了解了大法好，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也不肯寫保證，被獄警罰在筒道裏站著。

一月份最冷的一天，我們班的三個班組長、我的包夾和幾個犯人陪我一起練隊，其中有60歲的老人，有嚴重高血壓患者。我們在前面跑，獄警們在後面發布各種命令，一邊竊笑。屈辱感使幾個犯人流下淚來，也有的眼裏含著淚花，只有我一直面帶微笑──我覺得很荒唐，跑步怎麼能改變一個人的信仰呢？一個獄警發現了，把我叫到隊前給大家示範，讓其他人看我的表情。我一直笑著，無論她怎樣折騰我，做得到我就做，做不到我就說“不行，做不了”。我們班的人見我笑，也輕松起來，紛紛喊報告說“不行了”，到邊上休息去了。獄警又專門練我，一會兒快跑，一會兒慢跑，一邊用話挖苦我，始終征服不了我的笑容，也就作罷了。

春節過後，江澤民、羅幹一手炮制的“焚人”慘案伴隨全國範圍的強制轉化、表態、簽名、“揭批”開始了。監獄裏停了犯人的業余活動，每天全班圍攻法輪功學員至深夜，有的白天也停工了，包夾法輪功的犯人可以免除勞動，如果“轉化”成功，還可以得獎減刑，用這種方式來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掙分減刑是犯人們的精神支柱，這樣一來，犯人們當然把怨氣都發泄在我們身上。上級規定不放棄信仰到期也不釋放，隊長們多次暗示我可能加期。雷小亭被調到二分監區，2001年2月，我被轉到少管所。

（三）所謂的“轉化”

去少管所的路上，送我的隊長告訴我少管所8個法輪功學員都“轉化”了。我覺得不可思議，無論是誰，一朝得聞佛法，真正修煉、受益過，不可能不知道法輪大法好。那種發自內心的覺醒與凈化是人世的任何東西都做不到的，雖然在殘酷的迫害下會有人說違心話，但有誰會真正改變呢？

後來得知，“轉化”之前，虞培玲6天6夜不讓睡覺；楊鳳霞被犯人們搬著腳，強迫往師父的法像上踩，所長金花還準備楊鳳霞再不轉化，就找精神病院的大夫來摧殘她；李紅雁因為煉功被戴上頭盔、束帶；穆春艷被班裏的犯人圍攻到早上3、4點鐘；還有一個60歲的老太太寫了所謂的轉化書後想反悔，全班跟著一起罰站。反正是一天不放棄真善忍，就一天沒有好日子過。也不讓家裏人接見。強大的壓力下大家都沒有轉變，於是被集中到九分監區，隊長們改用一種偽善的方式欺騙學員。

本來通過和我們的接觸，很多獄警和犯人都已經明白大法的真象，可“自焚事件”之後，又有許多人被蒙蔽了。我心裏明白，但說不清楚，有點消極和無可奈何。我的刑期也不長了，兒子還小，一時覺得在那種環境中被迫害下去毫無意義。在這種暫時的思想波動中，我給自己找了個臺階，接受了她們的欺騙。

“轉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本想玩玩文字遊戲，出去就完了（當時離我的刑期到期還有2個月）。可是不行，“認罪”之後要“揭批”，為了檢驗我們是否真的“轉化”了，請了一批批社會人士來考查“轉化”成果，還要表演節目、上電視、轉化別人、揭發檢舉……那時我所有的努力都變成了偽裝自己，不讓別人看出我心裏還相信大法，以阻止對我們的進一步洗腦和迫害，能守住心中的信仰。每天，我仍在心中默背師父的經文，看自己是否還記得。

因為我的刑期馬上就要到了，為了表示政策的“寬大”，我被樹為“轉化典型”，提前28天釋放。出來前三天，公安找了我三次，威逼利誘我監視和出賣我愛人和朋友，說如果我不合作，隨時都可以把我愛人抓走刑事拘留。3月28日釋放那天，監獄背著我，請了電臺和電視臺的記者來采訪（我已經表示過不願上電視），當時我的家人已在監獄的大門外等著，聽說有記者采訪，就沒有進來。而當時我心裏想的就是出去後又可以看到《轉法輪》和師父的新經文，可以煉功了。就這樣，在一時的錯念中，我在自己修煉的歷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這種所謂的表面轉化，其實已經否定了我作為法輪功學員的身份。在歷史上的修煉中，一個修煉人一旦做出這樣的事情，生生世世的修煉機緣就徹底斷送了。

（四）“轉化”後的悲哀

然而，出來之後兩天，當我重新拿起《轉法輪》和老師的新經文，才知道自己大錯特錯了！我背離了我用生命追求的“真、善、忍”大法，毀了自己，也毀了受我的謊言欺騙的人們。

我心中的痛悔和恐懼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而同時，公安還在找我，監獄還想進一步利用我。我覺得我的心已經在地獄中了，每天從噩夢中醒來，心上都像壓了千斤巨石，心中充滿痛悔。這是我修煉以來最難過的日子，比在監獄裏還痛苦。

“轉化”之後，我沒有一天好日子過，經常心情沈重，神思恍惚。看了陳子秀和趙昕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一方面為邪惡的殘暴感到憤怒，一方面“死”的念頭不時在頭腦中閃過。我想：我還不如被“轉化”前死了呢！但我知道自殺是有罪的，不符合大法的法理，而如果我此時死掉，只有下地獄。簡直是沒有路了。父親看我經常嘆氣，勸我說：“別老那麼沈重了，雖然錯了，以後改了還有機會，樂觀一點。”剛開始時，我連家門都不敢出，帶孩子、家務、做飯都做不好，幾乎不能自理。愛人問我：“怎麼從監獄出來象變了個人？你以前不這樣的。”

三歲的兒子看著我，天真地問：“媽媽，你怎麼不會笑呢？你是木頭做的嗎？”

2001年5月，我發表了“嚴正聲明”，重新開始修煉，從此流離失所。

（五）滕春燕的處境

我在監獄被非法關押期間，和女監的宣傳隊一起排練過節目，參加過演出。這就是“快樂的監獄生活”嗎？如果監獄生活真的快樂，大家可能都要搶著進監獄了，監獄也起不到懲罰犯罪的作用了。一次，我和犯人們開玩笑，問她們：“監獄裏是不是比起流落街頭，餓死凍死的人還要好些？”犯人們都說：“我寧可餓死凍死，也不願坐牢，這裏沒有自由！”

是的，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失去自由，人最寶貴的就是自由，甚於生命。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意志和言論自由。

監獄靠的是封閉、株連、不準睡覺、剝奪生活基本必需、洗腦、威逼和欺騙來折磨人，而這種肉體、精神和心理上的多重摧殘和壓力比肉體折磨更甚，其目的就是摧毀一個人的意志。身體上的傷痛還會愈合，而當一個人從神志不清的狀態中清醒過來，明白自己所犯的錯誤時，那種痛徹骨髓的後悔和恥辱感是什麼都彌補不了的。我之所以在這裏回顧這些，是想讓全世界善良的人們明白，中國江澤民政府現在對法輪功修煉者實行的“轉化”，是比監禁、酷刑甚至死亡更嚴重的迫害，希望全世界人民幫助制止發生在中國的罪惡。

滕女士是美國永久居民，有自己熱愛的事業和朋友，卻被關在與家遠隔重洋的監獄裏，即使真的生活舒適，一年半的時間裏不能和家人和朋友團聚，不能得到外界的消息，這本身就已經是莫大的痛苦了。而滕女士在痛苦之中，還要強顏歡笑，在媒體記者面前表示自己如何地快樂，個中滋味，想必明白人都能體會。她因為自己的正義之舉，因為幫助中國受迫害的善良人，就被江澤民政府剝奪了自由、親人、事業、信仰以至一個正常人的思維──認為監獄“快樂”，她所受到的難以想象的迫害和目前的悲慘處境從“快樂”二字已經可想而知了。我深刻地體會她目前的處境和將來的某一天她將面對的痛悔。在這裏，我強烈呼籲善良的人們加緊營救滕春燕女士。


發稿：2001年11月28日    更新：2001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