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評中國宗教政策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張格物(MURRAYRUBINSTEIN)說：“共產黨人在1949年就象國民黨在1927年一樣，就是試圖控制西方式的宗教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進了一步，把西方傳教士趕走了，把教會組織起來，使宗教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從上到下嚴密控制。文革期間要消滅一切迷信。所以突然間那些被保護的相當好的宗教成了反面的東西了，受到廣泛破壞，證明像宗教這樣的傳統就不需要了。到了1976年，‘四人邦’垮了，鄧小平上臺了，認識到要對外開放，宗教政策就要自由一點。因此憲法中就寫上了宗教自由這一條。”

魏樂博教授說：“中國的宗教政策曾經有兩次重大改變。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宗教觀點多多少少來自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對宗教關註很少，認為科學最終會取代宗教。所以那段時間裏中國共產黨認為，隨著人們對科學更加了解，人變得更加聰明，生活更加幸福，他們就不會需要宗教了。”

魏樂博指出，馬克思說過的一句名言是，宗教是精神鴉片。他還說宗教是社會無情的產物。他認為人們在絕望的時候才轉向宗教。魏樂博說，中國當時認為，他們不會讓人們絕望，他們會給人民科學，宗教就自然會消失。因此盡管他們對宗教並不友好，但是當時並沒有鎮壓宗教。魏樂博接著說，文化大革命是宗教在1949年以後的第一次大變化。人們那時把宗教視為封建文化的一部份，需要打碎。那是一個嚴厲壓制宗教的時代。到了改革的時代，一切都放松了，其中也包括宗教。因此出現了宗教的復興。

*政策的靈活性不等於改變政策的本質*

對於目前的狀況，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歐大年(DANIELOVERMYER)評論說：“政府的基本政策和法律並沒有變化。但是在地方上，執行政策的時間和地點上有很大的差別。來自中國許多地區的證據顯示，經濟振興也導致地方上文化的復興，不僅僅是宗教，還包括其它傳統的文化禮儀。從80年代後期直到最近，政策的執行已經相當靈活，和過去有所不同。”

但是政策靈活掌握並沒有改變中國控制宗教發展的政策本質，仍然是一個對宗教充滿戒備心理的政策，而不是一個開放的政策。張格物教授說：“1982年修改的憲法中正式規定宗教自由。但是沒有寫明的是，他們規定的宗教是正式的宗教，也就是老的宗教傳統，基督教、佛教、道教。其它的都算是迷信。這就給他們執行宗教政策、采取具體措施提供了很大的余地。”正如波士頓大學的魏樂博教授所說：“在實際上，政府過去幾年裏在多數情況下沒有幹涉民間宗教崇拜活動。但是民間崇拜活動的存在只有非常脆弱的法律依據，問題相當大。”

魏樂博說：“一方面，我認為自從中國改革以來，宗教政策放松了很多。中國人現在信仰任何一種宗教的自由都比1975年時要大得多，自由得多。記住這點非常重要。在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強迫人們信仰政府感到安全的宗教，也就是這種集體組織。當然，政府希望沒有宗教最好。強迫人們信仰政府控制的宗教就引起了問題。比如說他們處理得非常糟糕的法輪功問題。”

*近年的宗教復興與政府願望背道而馳*

更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改變原來的方針，也就是：“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的教育”，包括無神論。按照中國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葉小文的話說就是，“努力的方向是要通過經濟科學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逐步創造宗教自然消亡的物質文化基礎。宗教最終是要自然消亡的”。

然而近年來出現的宗教復興似乎與中國政府控制宗教發展、創造宗教消亡條件的政策背道而馳。學者們說，這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開放的結果。歐大年教授說：“這與經濟控制放松，促進多元化有直接關系。”魏樂博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確會減少宗教對共產黨的威脅。他說：“我認為政府現在的觀點是，如果他們能夠向人們提供經濟發展，就不會有問題。在意識形態上，只要他們不介入政治，就可以給他們自由。坦白地說，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取得經濟上的發展，宗教可能不會成為威脅。”

但是歐大年教授認為，經濟自由和政治控制兩者之間從本質上講互不相容。他說：“中國政府一直在爭取經濟上相對自由，政治上保持控制。實際上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做到了。但是這很困難。我想很難永遠維持下去，因為這兩種趨勢本質上非常不相容。”


發稿：200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