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季羡林的死与生（上）

【明心网】最近，美国各地中文学校掀起简体字与正体字孰优孰劣之争，这使我想起中国大陆已经去世的名学者吴宓。他在六０年代写过一篇列举简体字不当与赞扬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贾祸，遭到严重批斗。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乡寿终正寝，结束了屈辱的一生。

吴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陕西泾阳出生，一九二一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主任、西南联大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学衡杂志社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历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长于西洋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著有吴宓诗集，翻译法国马西尔论 “现代美国之新文学”等，是治学勤奋、写作不辍的学者兼作家。

吴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陆掀起反右运动之前，曾就大陆推行的简体字发表文章在“光明日报”上，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并认为简体字不应该透过政治压力来推行。没有想到，反右时他因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为他的致命伤，导致他被批斗、殴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后被当局从北京遣回西安家乡，郁郁以终，享年八十四岁，是苦难中苟活寿命较长一个“臭老九”。这里简述他被整受害的一段过程，让他在海外的亲友对他有所了解。

吴宓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冲击的。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他在重庆的住所就打，并把他供奉妻子邹兰芳的遗象撕得粉碎，从此以后，大批小斗，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是，吴宓的生命力特别强，任由红卫兵小将揪、打、踢、骂，终于熬到文革结束，真不容易。

综合吴宓被斗的现行罪名，归纳出三个：（一）供奉臭老婆亡灵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随便贴在墙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实，有反对毛主席之嫌。（二）在课堂上向学生放毒，反对简体字推行，怨责口粮不足，说什么“三两尚且不够，何况二两乎？”（三）肆意宣传帝国主义──美、英、法的文化。

红小将命令吴宓跪在毛主席象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仆倒，接著红卫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红卫兵已离开，他挣扎爬起来闭门思过，检讨自己罪行，销毁文件、日记、著述、文稿、书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没有想到抄家接踵而来，家里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都被抄走。几天后，吴宓便被关入牛棚。未几，又被单独隔离，住在一个积水二寸的小房间。房里只有一张木床，工资取消，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维持他的“生存权”。

吴宓生活虽苦，活下去已无问题，但却准备随时挨批斗。十年中斗了多少场，他都记不起了。只知道有两种斗法：一种是集体斗，另一种单独斗。两种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时左右打耳光、有时有鞭抽、有时用棍打、有时用针刺，不论哪一种方法，都令人疼痛难熬，恨不得当场死去。

斗争的方法虽可怕，斗争的姿态更难忍。在红卫兵一声令下，被斗的吴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头、双臂前探如喷气式飞机，然后迫他交代、揭发、追问、批判，满场都是吼叫声，他则被拉扯、踢打、辱骂。红卫兵追究吴宓的历史罪名有：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等。对这一切罪名，吴宓绝不抗辩，只支吾二句后就不吭声，这样还可苟延残喘三五日。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张永清，也在劫难逃被批斗，历史系讲师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诬张永清组织一个取代中共的政党，有党章、有纲领、开过会、有人事安排、有发展组织计划、有发展对象，吴宓是其中之一。红卫兵得此口供大乐，视为“特大捷报”，所有被攀诬的人，包括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

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说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著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他们才问他好不好玩？最后，吴宓实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著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吴宓难过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

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难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才停止那种惨无人道的“鼻饲”，但红卫兵继续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说出同谋，于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对吴宓来说，这些皮肉之苦已经习惯，也知道如何应付，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难友间彼此帮助的情义。正如吴宓所说，那是“牛棚之谊”。

吴宓曾经向亲如兄弟的另一位学者张紫莲叙述一件事，他们学院的年轻院长，是一个只有五十岁的工农干部，是中共中央根据外行领导内行派到学院当院长，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类，与吴宓等“反动学术权威”一样挨打被批斗。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与吴宓在一起排队躬身，让红卫兵以鞭棒打屁股。为了减轻吴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挥棒时把臀部向后突出，超过吴宓，所有打下来的棍棒他都承受下来，甚至打吴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吴宓十分感动。这在当时人整人、人害人、人杀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点人性光辉。

吴宓对年轻院长的“义举”很感动，曾多次向院长说：“你怎么可以替我挨打！”院长回答说：“你这样大年纪，又瘦成这个样子，怎么吃得消，再打断骨头怎么办？我年轻、身体棒，多吃几下没关系。”

有一次，四川两派造反派武斗，双方都有长短枪、手榴弹，斗得十分激烈，因此祸及被两派强迫劳动的“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天，吴宓正埋头挥锄、汗流脑轰，突然，在一旁劳动的年轻院长大叫一声：“快！有手榴弹！”说著就扑向吴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沟飞滚，跌入沟水中，而落在吴宓身边的手榴弹爆炸，弹片四溅，接著枪声四起，土炸弹横飞，院长救了吴宓一命。

吴宓另一个“牛棚友谊”，来自一名女性“反动学术权威”刘尊一。时间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吴宓已从牛棚出来，返回西南师范学院，改善生活、恢复工资，校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告诉他“希望他加强学习，改造思想，不要辜负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吴宓历劫余生，当然对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时，吴宓已经视力衰退、耳聋目盲，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步履不稳，膝腿折断无法复原。住在右邻的刘尊一女士却来结伴照顾他，替他打饭、购物，使他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但这种生活维持不久，又出来两个专搞“群众专政”的男女来找麻烦。他们规定吴宓与刘尊一每天早上七时到下午一时做义务劳动，打扫地面、清理阴沟，但要自备工具，过几天要到专政机关去听训半天、清洁半天，再过几天还得接爱革命群众大会批斗一次，回到家中不准关门，必须端坐屋内反省罪恶，晚上睡到半夜，随时有群众专政的男女闯入屋内踢醒他们查抄，防止他们变天造反报仇。

某次，刘尊一与吴宓在造反派和当权共干押解下去劳动，共干命六十开外的刘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没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难拔，她用力过度仰面跌在地下，吴宓立即趋前帮助，被共干制止。共干骂他多管闲事踢了他一脚，命刘尊一爬起来再去拔草，不料此时草丛中跳出一个瘌蛤蟆，那两名男女干部立即改变主意，不再叫刘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瘌蛤蟆。刘尊一没有选择，立即奉命转身去抓瘌蛤蟆，当她奋身前扑去抓瘌蛤蟆时，没有想到瘌蛤蟆比她机灵，快速跳入草丛，刘尊一又再奋身前扑，又扑了个空。此时两名男女共干一面笑一面骂刘尊一这个“臭老九”、“臭婆娘”蠢笨，并命她快把癞蛤蟆抓住，否则有她好看。刘尊一年老体衰，既恐又急，只好奋力再去扑抓，但癞蛤蟆已失去踪影。刘尊一亦已浑身尘土，脸部被丛草刺伤流血，两手也血迹模糊，样子十分狼狈。吴宓眼看老友惨状，放下手中锄地工作，去帮刘尊一在草丛中找瘌蛤蟆，两名男女共干大怒，冲上前去一脚把吴宓踢翻，骂他多管闲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后掏出身上红宝书，朗读几段毛语录表示忏悔，折腾到晚上才让他们回去，结束了这段闹剧。

这位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刘尊一来头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抗战期间投身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做过“歌乐山第二保育院院长”，与蒋经国在江西女友章亚若结拜姐妹，章生下孪生的章孝慈、章孝严兄弟后，只有刘尊一去探望、安慰她，并做了两兄弟的干妈，帮章亚若抚养这两兄弟很长一段时间（她从不向吴宓之外的人透露）。

吴宓与刘尊一在受难期间彼此照顾、互相关怀，成了好朋友，但他们所受的磨难、所受的批斗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后还没有结束，而斗争他们的男女共干仍然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硬把他们往死里整。他们的说法是：“让这此臭老九彻底改造，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爱国理论。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批准从陕西来的吴宓的外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把他接回老家。吴宓不想回去，因为他与妹妹一家人很少见面，无共同语言，而自己已经八十二岁，眼盲腿断、行动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个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不再认他这个“反动爸爸”。他想留下让刘尊一继续照顾他，但刘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吴宓只有含泪离开四川，两年不到传来他在家乡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师范学院革委会为吴宓开了追悼会，郑重评价他是“有真才实学、道德高尚、热爱祖国的学者。”

吴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并向“祖国母亲”保证不会辜负“毛主席与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这样说，绝无讽刺吴宓之意，假如吴宓历劫不死，活到今天，也会象北京大学另一名“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一样，受尽殴打羞辱后，不但感谢“党和人民”宽大，甚至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饰解脱，并把共产党加害中国人民的政治暴行解释为“父母打错了子女”，子女不应记恨，相反要向“党和人民”交心，叩谢“祖国母亲”不杀之恩，感谢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发稿：2004年3月15日    更新：200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