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季羡林的死与生（下）

【明心网】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季羡林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自己被中共解放后所受的种种苦难，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无怨无悔，并表示对“党和人民”永远忠心耿耿，绝不会为过去所受苦难而对 “党和人民”不满，尤其不会怪毛主席与“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因为党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则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亲，被毛主席和党整肃，就等于父母打子女，子女岂可记恨之理。所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爱党，而且更听党的话，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在此之前，季羡林把他在文革期间所受的苦难，写了一本谓《牛棚杂忆》的书，在海内外畅销，赚了不少稿费，但“党和人民”似乎不大满意，因此季羡林立即在海内外的杂志上撰文解释，甚至在去台湾访问时，对台湾的文人畅述他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说：“假如不是美国帝国主义当年作梗，台湾早就回到祖国怀抱，达成统一，那么台湾独立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季羡林的种种表现，当然赢得“党和人民”对他欣赏，让他在北京大学做研究所所长，为他出版专书，又委他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学”那些忠于党的年轻精英更是对他的爱国心表示赞许，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继续传道授业，给他高职厚薪，花园洋房，享尽“祖国母亲”的宠遇与厚爱。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季羡林的表现有异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学者周质平教授，看到季羡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他的“父母打错子女论”有所批判，并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怎么可以这样讨好史无前例的残暴政权？岂可把那些男女共干当作父母热爱？这是什么道理？

周质平教授批评季羡林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副刊，立即引来广泛反应。有人著文回应，有人写信去北京大学给季羡林，痛斥他无耻，其实骂他的人不知道季羡林的表现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不论任何一个共产国家）是常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帝制延续下来的传统。尤其是，当海外知识分子生活得消遥自在之际，季羡林正遭到人类难以忍受的迫害与羞辱，尊严扫地，生命不保。因此，当他历劫不死，焉得不对“党和人民”感恩戴德，这是人类正常的反应，实在不应对季羡林苛责。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季羡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羡林真正感觉到浩劫灾难将来的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国大陆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季羡林经过“人人过关”，“人人洗澡”的整肃后，与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东郊外的南上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学参加“革命”。

季羡林当时是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见到贴在校园内批判他的“大字报”，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散文“春满校园”，内容是热情的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把他对北京大学的感情倾注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认为他歌颂“春天”，而“春天”则象征著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季羡林看见校园内到处有挂著木牌、被押到台上受学生群众批判的同事、朋友。对于这些牛鬼蛇神，季羡林为了自保，只好远远避开；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红卫兵上门抄家、批斗。明明他爱党爱毛，却说他对毛爱得不够，挂毛象不热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旧书、旧信、旧文件，这些东西在“破四旧”的活动中，应该被毁掉、扫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羡林还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中立消遥派，可以暂时避开激烈批斗打击的待遇。但好景不长，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卷入风暴中了。他开始每天被批斗、殴打、羞辱。为了生存，他向红小将低头屈膝，站在毛主席象前叩头问安，检讨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残忍，既没有尊严，也没有廉耻。古人所说“士可以杀不可辱”，到了共产时代变成既可辱又可杀。季羡林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既在六０年挨饿，到了六七年后整整十年间又挨打又挨杀，一个个都生不如死。

台湾癫疯文人李敖歌颂中共政权，说：自从共产党政权成立，中国人不再挨饿，也不再挨打。这种“幸福”，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国大陆，相信也必在劫难逃，说不定早就向马克斯报到。

神通广大的红卫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羡林的罪证：（一）在一个竹篮子里有一堆还没有烧尽的信；（二）他老婶母的枕头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张石印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照片。这三条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乱棍打死；小到必须被拳打脚踢，耳光相向，凌辱漫骂，背曲腰弯。

在“罪证”确凿之下，季羡林觉得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想自杀。他亲眼看到历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总支书程某及其他许多教职员工自杀求死成功。他们有的吃安眠药、有的吃敌敌畏、有的跳楼、有的卧火车轨道。虽然，死后仍被“党和人民”视为“畏罪自杀”；但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岂不痛快？

在斗争季羡林的红小将中，有两个是“贫下中农”及“烈属”（类似李鹏的身世）出身的学生，他是因为政治身份极红进入北大求学，其实是根基浅、智商低。季羡林为了贯彻党的政策，特别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结果他们在批斗季羡林时反说季对他们的关心与帮助完全是“阶级报复”，在打季羡林耳光与动手动脚殴辱季羡林时还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

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季羡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毁，在红小将打砸抢下，家中已无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季羡林决定服安眠药自杀。

季羡林终于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没有活的自由，也没有死的自由，想自杀谈何容易。

就在季羡林决定求死之际，红卫兵突然上门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斗。他们把季羡林带到北大最大的聚会场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样低头认罪。在认罪的行列中，不断听到红小将的喝骂声及打耳光的声音。终于季羡林也重重挨了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接著背后又挨了一记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脚，他想转头看看打他的是谁，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有人高声喝叫：“不许乱说乱动”，季羡林立即低头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脸上的浓痰。

季羡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红小将的欢心，接著下来便押他站上批斗台，要他弯腰、低头，并再命他“往下弯，再往下弯”。他支持不住，以双手扶膝，却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红小将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张望。但从批判的声音听去，他只是陪斗，被批斗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季羡林在被批斗时，最害怕的就是游斗示众。解放军、工人阶级与红卫兵联合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游街示众时，把他押上一辆敞棚的车上，车子进行中，群众夹道观看，兴高采烈，但脸上充满对季羡林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季羡林挥拳，往他脸上吐痰，用石块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头转向，不辨东西。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车子还不知在何处停下，他睁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突然被身边一名大汉，飞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跌爬在地上。没有想到，他刚想爬，一名工人阶级的汉子冲上来对著他的脸猛击一掌，当场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滚蛋”，季羡林如闻纶音，立即连爬带走离开革命群众，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斗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羡林自杀的念头，他想：这样重大的打击，他还可活下来，今后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会熬过去。

接著下来是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批斗，季羡林尝够了“祖国母亲”加在他身上的惩罚，为了应付批斗，他开始锻炼身体去对抗侵害。他回到睡觉处，自行练习喷射式 ──低头躬身、两臂后伸、弯膝曲腿。果然身体抵抗力增强，即使被斗三小时，姿势不变，晕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斗半小时就腰酸腿痛，浑身汗水，身体摇动，脑袋发胀，两眼发黑，耳朵轰鸣，最后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来踢打，骂他装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羡林已完全可以应付，真是得感谢毛主席给他的锻炼。

被斗挨打两年之后，季羡林被送去劳改。他以为劳改虽苦，总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没有想到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时鞭打他，看他不顺眼，随时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羡林在劳改期间不敢走大路，只敢贴著墙边走阴暗潮湿的小路。尽管这样小心，还是逃不过殴辱。

某次，季羡林走小路，被一枚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插入脚底中间，钉尖深入，拔出来后血流如注，造反派见了，不但不同情，还勃然大怒骂他，并要他滚蛋，然后又把他调去煤炭厂劳改，由当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颈上挂一个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后再押到台上批斗，所有被送去煤厂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形容煤厂是阎王殿，十分可怕。季羡林每次从批斗台下来，变成了一块没有知觉的走肉，被工人大众象死狗一样拖来拖去，没有知觉，也不知人间还有荣辱。他实在不明白以整人为乐的工人还有没有人性！

在严重迫害折磨下，季羡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睾丸肿得象小皮球，两腿不能并拢，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医院求诊。医护人员因为他是黑帮，拒绝为他治病。没有想到，后来慢慢就痊愈了。

过了不久，季羡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内也是地狱。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语录，如果背错或背漏，就会遭到毒打，并被诬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错语录，被打得鼻青眼肿，还有一名学者因背错语录，被当众打耳光，并命跪地向毛主席磕头求恕。

有一位西语系归国华侨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后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内有不少人自杀、有不少人发疯。而这些人都是留学欧美名校的硕士、博士。当年都以为中共令“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向中共靠拢，投入中共怀抱，结果均死于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活罪更难受。所有在牛棚内的教授、学者，走路不可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更不准笑。长期管制下，他们一个个低头、并膝，甚至完全不会笑，因为一笑就会被打被辱。笑变成一种罪过，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长期下来，这些饱学之士，即使活著，也生不如死。

共产党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学者专家，一个个仗著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自命不凡。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解放军和莘莘学子。因此，当农民翻身、工人当家，当然应该受到监管控制。在饥饿与暴力之下，这些学者专家，尊严荡然，颜面扫地，为了吃一顿饭，他们向共干奴颜婢膝。为了怕挨打，他们会向当年的学生、现在的造反派屈膝叩头。为了避免受辱，他们可以向那些农工献媚讨好，低声下气有如哈巴狗。

季羡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发疯的教授，半夜跑到丛林中伫立哭泣，白天看见造反派就跪地叩头求饶，最后还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

最令人难堪的是造反派戏弄牛棚里的男女学者，强迫他们喝尿吃屎、饱痰罐水。如有不从，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季羡林就经常碰到这种事。

某次，季羡林在牛棚中准备睡觉，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脚跑出去报到，发现是一个姓张的学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学生鞠躬，没有想到张姓学生喝叫：“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回答说：“我不是出来了吗？”季羡林还没有说完，就感到脸上和头上一阵热痛，原来这名学生以胶皮包裹的自行车链条迎头打了下来，接著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头部，把季羡林打得脑袋嗡嗡响，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闪，直打到混身钝痛、火辣、麻木，将晕倒之际，耳边听到了一声“滚蛋”，他就连滚带爬逃回牛棚内，后面惹来一片嘻笑哈叫之声。季羡林惊魂未定，检视身体，发现眼肿了，五官流血，手脚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断，只是外伤。

最叫季羡林难忘的是“解放军之怒”。某次，一名“解放军”讯问他，他的反应慢了一点，便被视为顽固抗拒，“解放军”拧住他的胳膊把他押进一座楼内，楼内全部是工农大众、小将学生、“解放军”头，他们叫口号、念语录，震耳欲聋，接著拳头如雨打在他的身上。这些自称不要人民一针一线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刻却差一点要了季羡林的命。

这种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０年代，毛死江囚之后才得到平反、宽赦。季羡林这才体会到“母亲错打子女”的滋味，对于“祖国母亲”，他无怨无悔；对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分子、台独分裂主义却仇大苦深、恨之入骨。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黄花岗》）

发稿：200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