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徐偉： 一個中華民族的熱血男兒

　　我是徐偉的女朋友。2001年3月13日中午，我去徐偉的宿舍找他，可是當我來到宿舍時，我驚了：人不見了，計算機也不見了，屋子狼籍不堪。我的第一念頭是：遭到搶劫了，必須馬上通知徐偉。可是我呼他並沒有回音，打電話到他單位，卻得知單位也在找他，我不停地呼他，卻一點回聲都沒有，情急之下，我撥通了110報警。

　　第二天，我從他單位的人打聽到，北京市安全局在3月14日通知單位，徐偉涉嫌危害社會安全，已被拘留。3月15日，我從管理徐偉宿舍的居委會王某那了解到，安全局和公安局的人（穿著便衣）3月13日上午對15樓18號進行了搜查（抄家，有無搜查令沒有人看到），王某是無意間碰到當地的片警吳某（我報警後，對我錄口供的人）知道的，由於安全局的人怕有人報警，事先與吳某打了招呼。我才悟出，為什麼在第二天，我呼吳要告訴他具體少了哪些物品時，他並沒有理睬我。（被搜走的物品包括電腦、照相機、新聞采訪機、書籍、信件、學位證書、英語考級證書、女友的個人照片、音箱 、新郵票冊、手機及充電器、接線板等）

　　我等待了一個月，至4月12日，除了知道徐偉被市國安的人帶走了，至於徐偉具體在哪裏以及何故被捕，市國安拒絕回答。我知道自己必須與徐偉的家人取得聯系，他們認為我僅僅是徐偉的女友，無權過問此事，可他們總應該對徐偉的親屬有個交待吧？在4月15日我終於與徐偉的父親取得了聯系，並告知發生的事情，老人在得知兒子的近況後 ，連夜從山東奔赴北京，徐偉是他唯一的孩子，可老人在給市國安打電話詢問徐偉的情況時，他們借聽不懂老人的口音為辭，推脫不理。4月20日，徐偉的單位接到市國安關於被捕人親屬或單位的通知，通知上寫道：犯罪嫌疑人因被控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批準決定於4月19日由本局（市國安）執行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市國安讓單位通知親屬，同時通知單位開除徐偉的黨籍和公職。4月24日上午，單位與徐偉的父親聯系上，單位把一份被捕人親屬或單位的通知書的手抄復印件交給了徐偉的父親，這是自3月13日徐偉秘密被捕以來第一次正式向徐偉的家屬進行了通知，而且對於事實真相，他們拒絕回答。4月24日下午，市國安通知徐偉的單位，讓單位通知家屬送一些生活用品和2000元錢給徐偉。可單位的人帶著徐偉的父親徐連勝去送生活用品和錢時，市國安並沒有接待老人，更沒有讓老人跨進門檻一步，反而責備單位“怎麼把他給帶來了？！”事後，給徐偉的換洗衣服和錢便存放在了單位。市國安的人說，他們很忙，有空會去拿的。至今沒有動靜，也許他們不會忘記吧？

　　徐偉1974年出生於山東，92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大學時入黨（據說在投票表決時，全班全票通過），96年保送讀研，99年獲哲學碩士學位，同年分配到北京某報社當記者。徐偉品學兼優，在校期間他曾獲得學校設立的多種獎項，工作期間也頗受領導賞識。在他被捕的消息傳出來後，不僅僅作為我們這些熟知他的朋友感到吃驚，就是他的單位也感到非常震驚。徐偉是一個善良、樸實、樂於助人、具備高風格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有著獨立思想、憂國憂民、上進的知識青年。我為擁有這樣一位朋友而感到自豪，同時我也為這樣一位優秀的知識青年卻受如此之遭遇而深感不平。

　　雖然市國安拒絕透露徐偉被捕的原因，但從這次事件涉及到的北京幾所高校的大學生（新青年學會的成員，曾被市國安不同天數的拘留、查問、搜查過，但並未逮捕）那了解到，徐偉和幾個好朋友（包括一些學生）組織了一個新青年學會，他們偶爾聚在一塊，進行一些社會現實及思潮的探討。也正是這個學會，被市國安定為“非法組織”，幾個知識分子和幾名大學生滿懷對祖國對社會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在一個法制國家裏，行使著法律賦予公民應享有的權利，手無寸鐵，卻被戴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在校學生因處於特殊敏感的位置，便可幸免，而剛剛踏出校門的徐偉等就可隨意秘捕、抄家、關押。一個內情人對我說：“相信徐偉，也相信我們，我們沒有做過任何違反法律的事情，我們只是任意抒發自己的思想，探討中國的未來，深思現今社會存在的問題，關註著中國的政治改革。他們硬要說我們是一個組織，我們根本不算是一個組織，我們只是幾個朋友偶爾聚到一起，既沒有機構也沒有經費，我們什麼都沒有。”她還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早已在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彥華、張宏海等思想進步的青年上學期間就盯上他們了，並且市國安對此已經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如果一無所獲，無法向上級交代這麼多年的經費開銷。所以他們就在2001年3月13日對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彥華、張宏海下了毒手。而由於我們這些在校學生比較敏感，所以我們才幸免遇難。”

　　北京師範大學有個學生社團——“農民之子”，徐偉是該社團的特邀顧問。“農民之子”主要關註三農問題（農民、農業、農村），是一個積極向上的學生社團，在北京的高校中是很有影響的幾個學生社團之一。

　　徐偉曾擔任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社會工作部部長，在99年底至2000年8月份該研究會的一個課題研討中，徐偉組織北京幾所高校的的優秀教師，利用周末時間，為北京周邊的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無償的對校長和教師的培訓活動，同時他和楊子立等人一起組織北京幾所高校的大學生為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進行義務教學。在那段時間裏，徐偉平時既要完成自己單位的工作任務，同時還要做好培訓工作的各種事項，比如：一些民工子弟學校一開始並不信任他們，這就要對這些學校進行思想開導工作，讓他們了解並且不要拒絕這份對他們真誠的幫助與關愛、邀請一些高校的有經驗的優秀教育工作者為這些校長和教師進行授課的聯系工作等等。周末一大早，他就跑到郊區的培訓點，進行具體的組織工作。在大半年的時間裏，北京有30—40所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受到過培訓，並獲得培訓證書。而徐偉卻瘦了一圈。那些從沒有被人關心過，也沒有受過正式培訓的民工子弟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感到無比的溫暖和感激。《東方時空》曾對此進行過專題報道，徐偉被他們邀請為特邀嘉賓之一，同時徐偉也是《東方時空》節目所邀請過的特邀嘉賓中最年輕的一位。徐偉的朋友楊子立及其妻子路坤、靳海科、張宏海等等都曾為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免費上課。

　　2000年9月份，徐偉曾同北京及武漢的幾所高校的大學生，去湖北，深入農村，對農民進行有關村民自治的義務宣傳活動，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同時也受到當地農民的高度贊揚。

　　在2001年2月，他和幾個好友去山西進行村民自治的義務宣傳活動，具體情況我還沒來得及問他，可是在3月13日，他就被秘密拘捕了... ...

　　我抗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我要求你們立即釋放徐偉及楊子立、靳海科、張彥華、張宏海，他們根本沒有觸犯任何中國的法律，他們是一群優秀的中國熱血男兒。如果在當今冷漠而自私的中國冷血青年中有萬分之一是徐偉、楊子立等這樣的人，中國早就不是今天這個模樣了。我為有徐偉這樣的男友感到偉大的自豪 ！(2001年5月20日)


發稿：2001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