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兩大歷史轉折關頭的正義呼聲

1927年6月2日，著名學者王國維跳進頤和園的昆明湖自盡，年僅五十。?什麼正當盛年的文化重鎮要自尋短見？王氏的遺書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變在何方，辱自何來？有人說是“殉清”。可是，1924年馮玉祥把溥儀趕出紫禁城，?什麼那時不殉，而末代皇帝正在天津租界自得其樂之際卻那麼動情？它如私人瓜葛或恩怨致死說等等，均難自圓其說。兩年後，陳寅恪?故友撰寫的紀念碑銘文駁斥了上述猜測，義正辭嚴地指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看看當時的社會環境，不難理解陳先生在這裏不僅是?亡友辯誣，更重要的是在關乎中國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發出了一個知識份子的正義呼聲。一個不能不正視的情況是：不但1927“四一二”的腥風血雨震驚全國，而且在此以前，隨著 “國民革命”和“北伐”陰暗面日益暴露，各地知識份子早已坐立不安。聽聽劉少奇是怎麼說的吧：“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通的。” 加上自國民黨推行所謂“黨化教育”、“黨化司法”……取消新聞自由和思想、學術自由，極權統治已在地平線上突顯。於是，除了少數激進知識份子和部分青年學生外，知識階層中不少人念及南國，惴惴不安。王國維自沈，無非是敏銳地察覺行將失去自由的知識份子極端悲憤和絕望的體現。當陳寅恪兩年後提筆撰寫碑銘時，先覺們的擔心已不幸言中。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悍然宣布：“確定總理（孫文）遺教?國家之最高根本法……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 並宣布“一切學問知識只有用來作證明的材料，說明的方法”， 要對“自由思想加以嚴格的批評” ，開創了20世紀中國某個政黨徑行以某個人的思想?國家憲法和思想準繩，取締自由，建立新式專制統治的記錄。其後果是衆所周知的。

面對這樣的荒唐，以胡適?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憤怒地指出：“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與胡適有所不同，陳寅恪一向專心致志從事學術研究，很少評論時政。但像他那樣對中西學術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現代知識份子，深知沒有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就不會有王國維遠超前人的學術成就；也不可能讓自己蓄勢待發的學術成果破土而出；更不可能讓祖國的學術文化日新月異。他的大聲呼喊，體現著?學術而學術的群體正在打破沈默，與胡適等公共知識份子和“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革命者互相呼應，譜成抗議文化專制主義的正義大合唱。

進入50年代，歷史翻開新的一頁。思想改造，學術批判，鎮壓反革命，反右派……目不暇接。在經受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打擊後，呼喊者沈默了；沈默者更沈默；委瑣、奴?婢膝、淒淒慘慘戚戚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形象。?什麼會産生這些不應發生的災難？重要原因之一是愚昧無知，而又妄自尊大。最大的災難到來之前的1951年，陳寅恪已?祖國的學術文化憂心忡忡：“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成規。”“而今舉國皆沈醉，何處千秋翰墨林。” 1954，在以批判胡適、胡風?中心的暴風驟雨就要到來的前夕，中國科學院邀他北上主持中國中古史研究所，他寫下答復科學院的那封著名的信。同年寫就《論再生緣》。他又一次?思想自由、獨立人格呼號。這是奇談怪論乃至異端，還是深悉現代學術文化發展必要條件的大師的箴言？時至今日中國人尚要?這些常識花費時間，這絕對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光榮。

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悲嘆我們缺乏能在世界學術領域領導潮流的大師。沒有能讓知識份子自由馳騁的社會環境，能有大師嗎？體制或曰具體制度是決定人才成長快慢的關鍵。我們的大學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還有多遠？翻翻我們的報紙吧！與連篇累牘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呼籲的同時，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呼聲是那麼冷落，似乎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進入21世紀，懼怕在全球一體化的大潮中再一次陷入劣敗的命運，朝野人士同聲呼籲要恢復中華民族的創新能力。可是，沒有自由心靈，何來創新？

不是說要進行素質教育嗎？離開從小就培養我們的公民具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所謂素質教育就失去靈魂，不著邊際。

中國又一次面對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一切關心祖國學術文化發展的人們，特別是手中掌握大小權力的官員們，請讀讀陳寅恪的肺腑之言，也許你能受到一些有益的?T發。

寫於2001年3月16日

發表於《同舟共進》2001年第3期

發稿：2001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