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

【明心网】（大纪元记者李孜、章乐柏林报导）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柏林首场演出圆满落幕后，特意驱车五、六百公里前来欣赏晚会的旅德作家仲维光先生高兴地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专访，下面是对仲先生的采访报导。

晚会是在历史上为人们追求信仰自由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我自己对晚会感受很多，首先呢，大家不要忘记了，它是受到一群受到专制社会残酷迫害的一个群体，他们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中，组成了这样一台晚会。我自己是搞思想史的。我反观最近一百年以来在各个专制社会底下，都有很多的族群，很多的群体，很多的知识分子因专制迫害流亡到国外去，流亡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只有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被残酷的迫害几年以后，形成了这样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这一点，我觉得给当代的，一百多年以来的反抗专制史，和人们追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生活自由，这个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我们的许多人，我觉得，应该看到这一点，首先应该看到，这是被残酷迫害的群体，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形成了这样一台演出。我觉得从1989年以后，很多的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民运人士，经历这十几年，特别是1989年后最初的五年中，情况要比这好的多。但是我们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演出。

那么，近年来说，经过如此艰苦环境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能够在几年中形成这么精彩的一个演出，而且在欧洲的中心――柏林。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在德国人来说，德国人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对外面的事务，接受的非常的慢，大部分人是非常排斥的。在这样的一个首都――柏林，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场所，能够近乎座无虚席的举办这样的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接续我们的传统，重新起步

第二个感触很深的是，1999年一月的时候，我自己去了印度的达莱萨拉拜访了达赖喇嘛。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西藏从1959年到1999年经过了被镇压的40年以后，还有一个群体，他们聚集在印度这个地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他们都有很强的凝聚力。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的所谓汉人，或者我们中国人，在被专制迫害以后，1989年以后，十年以后，这个情况越来越坏，越来越窄，而且大家都知道1999年民运走向了一个最低潮。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在说，中国人没有向心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宗教感情，没有信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等等，当时我心里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在1999年后的四、五个月时间内，在中国发生了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的现象，镇压几年下来，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那么从这几年现象里头，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凝聚力，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追求，这个呢，我觉得大家看这台演出的时候，大家首先都应该想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追求新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接续我们的传统，重新起步的一个结果。

“我是谁”

第三个感触，就是这个演出其中有一个独唱《我是谁》，我来自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呢，我在想，不只是我们法轮功学员提出的，而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提出的。中国人是谁，我觉得一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走过了一个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西方左派分子、集权主义思想注入到我们中国以后，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脊梁，我们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谁了。这一台演出呢，我觉得给我们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重新问我们，我们中国人是谁，而且这台演出也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探索，这些探索，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思索。

与中共“春节晚会”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这台演出和（中共）中央电视台晚会的区别，或许有大陆知识分子会说，这台演出也有宣传的东西啊，也有宣传法轮功的东西啊，我说不是这么回事。这台演出，是受迫害的人发自内心的对自己信仰的一种呼唤和追求，它不是宣传；它不是要压迫对方，要迫害对方，它没有权力，不掌握权力。而（中共）中央电视台的宣传是中共的一个机器，是党迫使每个人说什么。在其演出中他们不能够说自己的话。所以这样两台演出，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也是绝对不可以对比的。

所以今晚这样一台演出把它说成是宣传我是绝对不同意的。只有共産党那种利用权力，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来强迫人做什么，这才是宣传。我们只能说，它是一部分有信仰的民众，对另外一部分民众阐述自己的信仰，希望他们也追求这种真善美的生活，它不是宣传。

对于整个的节目我觉得都带来了一种新的节奏，是完全返归传统的东西，整个演出我都喜欢。但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就是说下半场的关贵敏的演唱、最后的《鼓韵》。其他的比如岳母刺字的一段都是返归传统，提倡传统的。

发稿：2007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