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弟子贺祥姑、叶红芳被送到精神病院迫害的遭遇

贺祥姑，女，39岁，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护师。97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12月12日去北京上访。被拘留15天。2000年1月1日，被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第一次强行送进湖南省精神病院。

2000年8月18日，省妇幼保健院私自打开贺的更衣柜，发现有大法书，第二天再次将贺绑送精神病院，至今未出，并不准探视。

以下是一位见证人今年11月，见到贺后，写的情况：

“我见到了她。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看到的哪象一个什么人啊!根本就不象人样！完全是一个痴呆像。木呆呆地站着，双眼无神，脸无表情，背微驼，双手操放腹前，喊她不知答应，问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问：“你丈夫来看你吗？”摇头。她告诉我：“省妇幼领导来过，还带了报纸，说还炼的话就要打成反革命。刚才又打了一针，现在半个月就打一针。这种药，对病人，一般都是一个月才打一针的。”

* 省精神病院里的环境：

两道铁门，高高的围墙。病室内阴森森的，很暗。地上经常到处是很深的水，时常有病人随地大小便。昼夜都是哭、喊、叫、唱的，有时打得头破血流，很少能有安宁的时候。

如送进吃、用的东西，马上被一扫而光，连卫生巾都会拿走。 一不留神，衣服、什么东西都不见了，或被人穿在身上，或被丢在垃圾桶内，或厕所里； 一会儿被子、枕头被搬走了，要不被子里塞一把脏东西。或一个脏兮兮的人躺在你床上，甚至在大、小便……

* 省精神病院对大法学员注射的药物：

长效神经阻滞剂（氟哌啶醇），这是一种最强的抗精神分裂症药，只有对顽固的重度“精神分裂症”症状的病人才用。该院医生欺骗说，注射的是大脑保护剂。

* 被强行注射药物后的反应：

打针后不到半小时，感到心冲，象心脏病发作一样难受。因是慢性长效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颤抖，站、坐、躺都不行，四肢运动障碍，一分钟都好难过。想做点事，分散注意力，但又四肢无力，力不从心。视力膜糊，不自觉地流口水，不想说话，说句话要用很大的劲，才张得开口。

没有意志，心情烦燥不安，脑袋里经常象刀刮一样地痛，莫名其妙地就哭。

有时寒气从骨髓里冒出，刺骨的冷。

智力还不如一个学龄前儿童，走路都让人牵着，汽车开到跟前都无反应。

脚提不动，手抬不起，脸部变形，呆板，没有表情。

……

大法学员叶红芳被送到精神病院迫害的经历

我叫叶红芳，女，31 岁，广东河源市法轮大法弟子。1999年9月底我听说中国政府将定法轮功为X教，为善意地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象，我第二次赴京准备上访，1999年10月13日在北京朝阳区被抓。遣送回河源市后，先被治安拘留15天，到期后转为刑事拘留，公安说准备劳教我3年。1999年11月23日，河源市公安人员张日强(现为河源市源城区公安分局政保股股长)伙同我单位-河源市电力工业局，将我从白岭头看守所送往惠州市精神病院（公安诱使我家人同意，他们说如果将我送往精神病院就不用劳教我）。一到惠州市精神病院，他们就将我捆绑起来打吊针，强迫我吃精神病的药物。

我告诉医务人员：我是因坚持炼法轮功而被送到这里来的，我没有精神病。一位医生说：你这么顽固，就是病。该医院的骆医生每天查房时都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并说只要我思想不转变过来就天天给我打针。每天我还被迫吃两次药（每次十二、三粒），每天的打针、吃药使我的身体极度疲倦、乏力、心闷。1999年12月21日，我丈夫要求带我回家，但骆医生说我是政治犯，他负不起让我出院的责任，我只能请假回家。于是我丈夫作保，请了20天的假。这次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近一个月里，我被注射了26瓶叫“苏比利”的吊针。

2000年1月20几号的一天，我去邻县探望一位好友（也是功友）。河源市公安人员知道此事后，又与我单位领导商量，要把我送往精神病院。我丈夫央求公安人员黄小波（现为河源市源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张日强等人不要送我入精神病院，但他们不肯，并说我是请假回来的。当时黄小波在我家对我说 ：如果我保证不去上访、不与其他学员联系，就不送我去精神病院。显然公安人员知道我没有精神病，他们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只是为了阻止我进京上访以及与其他学员联系。由于我不肯保证，我就被按在床上打了一针，打完之后没多久，我就感到全身无力，脑袋昏昏沉沉，全身麻痒，发困，感觉很难受。然后，他们强行将我抬上车。这样，1月24日我第二次被送入惠州市精神病院。单位的人交代骆医生：“两会”以后才允许我请假（单位的人怕我在“两会”期间为法轮功上访）。尽管我丈夫央求骆医生不要给我打针，但他还是给我打了一针“苏比利”。又强迫我吃药（一天两次）。我不吃，他们就用电棍逼我。这次服药的副反应更强烈。我全身抽筋，四肢麻木，视力模糊，乏力、心闷、月经失调。到了3月10多号时，我觉得我成了废人了，精神似乎也要崩溃了。直到3月20号才允许我丈夫接我回家。可是我的身体已被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上街买菜、干轻度家务、看书、写字都感到吃力。直到2个月以后身体才逐渐恢复。

2000年6月4日，我去找同学玩并在一个功友家坐一坐。不久，公安人员廖武、张文杰等人进来将我们送往白岭头看守所关押。那位功友在被关押2个月左右并由单位交纳3000元保证金之后被释放。我在我丈夫交纳3000元保证金之后，于8月30日被释放。公安曾想再次送我入精神病院，但我家人强烈反对，我丈夫说：“你们要送她去精神病院，我就不交保证金。她也辛苦，我也辛苦。 ”这样，他们才罢休。

2000年9月25日，单位同意我上班。可是就在我上班的第3天，公安人员廖武、张日强、张文杰三人来到我单位，讯问我最近对法轮功的认识并问我这两天下班后去了哪里。之后，将我强行抬上车，押往白岭头看守所关押。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旁观者的反感和愤慨。15天后我被释放。

之后，我几点出去，几点回来，公安都很清楚。我知道我被公安严密监视。家里经常有电话打进来说“打错了”。迫于压力，单位领导和我的家人在公安的指使下做我的思想转化工作，逼我交书。我知道公安随时会找借口关押我。在家乡我已无法呆下去，2000年10月15日，我被迫离家出走。

如今我流落在外，倍感辛酸。有这样遭遇的大法弟子岂止我一人？比我遭遇更痛苦的大法弟子又有多少呢？

同时我也为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命运担忧。他们被恶毒、欺世的谎言所蒙蔽，干着将自己推向地狱的事情。我奉劝他们不要再助纣为虐。我也呼吁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



发稿：200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