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言论自由

因为一个人并不是总能够凭藉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各种需要，因此，问题就在于，当个人陷入某种困境，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其困境的时候，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人，求助于社会。这意味着，个人首先要向他人、向社会发出呼吁，也就是首先要有表达自己愿望或要求的权利。因此，人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权乃第一权利。不论你有什么需要，除非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言说，否则，他人、社会无从了解你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给你必要的合作、帮助或支援，你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

诚然，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当你由于天灾人祸，特别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而没饭吃时，如果你不能大声疾呼，从而使得社会知晓，得到别人的支援援助，迫使政府改正错误，你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悲惨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推行错误政策的政府知道的比谁都清楚。那个政府本能地会竭尽全力去压制批评，因为它深知，一旦人们的批评可以自由的表达，它的错误政策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最近兴起一种论调，有人提出言论自由是知识份子的特殊偏好。按照这种观点，言论自由的确是第一权利，但那只是对知识份子而言；对广大工农和市民而言，他们既然不是靠言论吃饭，言论自由并不是那么重要。

言论自由是每个个人表达自己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自由，因此，它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久前，有几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农民之子”论坛，专门研究农民问题，为农民的权益呼喊。很快地，这个论坛被当局下令解散，其成员也遭到迫害。如果他们不是念念不忘农民的权益，一心一意为农民的权益呼喊，如果他们只是选择当局容许的和鼓励的问题作研究写报告，他们完全可以混得很好。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青年就不同了，即便他们小心翼翼不说“反动话”，表态拥护江核心，其处境也未必能得到多少改善。农村青年则不然，除非有言论自由，除非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权益大声疾呼，从而获得社会的积极反响，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

林语堂说，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古人云:“不平则鸣。”人遇到不平之事，不论是何种不平之事，第一要紧的是“鸣”。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在各种动物中，唯有人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达悲欢，一般动物都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藉这种机能可以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件事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合乎正义还是不合乎正义，那就必须凭藉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类具有对善恶是非、对正义不正义的认识，并能够凭藉言语来互相传达交流。这样，人类就能够坚持善反对恶，坚持是反对非，坚持正义反对非正义。

言语的作用既是如此重大，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能不能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品性优劣。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暴政的第一法宝就是切断人们的自由的言语交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

发稿：200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