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伤了母亲的心

母亲３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几乎夺去了她年幼的生命，重感冒刚好，一名喝醉了酒的庸医又将活泼可爱的她治成了呆坐无语的弱智幼童。到了２２岁那年，乡亲们都说母亲交上了好运，因为一位鳏居多年的老石匠看上了她，要娶她为妻。老石匠五代单传，传到他这一代延续香火的大事已岌岌可危。算命先生说，他祖上缺德，需娶河对岸杨家的傻女，方可传宗接代。半信半疑的石匠下了聘礼，懵然无知的母亲嫁过了泥溪河。母亲受了无数的折磨，终于在两年后产下一子。数日后男婴夭折了。愤怒的石匠再次挥动铁锤，把母亲赶回了娘家。

母亲回到家中已体无完肤。一年后，又有媒人踏上门来，说的是坎上的我父亲家。殊不知，陈家之所以愿意娶母亲，也是因为算命先生的话。残酷现实接踵而来。先是爷爷去世，接着奶奶患病致残，家业一天比一天衰败。父亲不是一个耕种的好手，母亲亦不懂生活的操持，最终的结果，是全家生活举步维艰。父亲无力挽狂澜，只好天天上街喝酒麻醉自己，把一大堆烂摊子推在什么也不懂的母亲身上。

每天清晨，母亲早早地便起床做饭喂猪，然后跟着乡亲们扛着锄头到山地上劳动。母亲不会做精细活儿，只会干些担粪挑水的粗活，好心的乡亲们便采取给她换工的方式，帮她把农活做完。

我们三姐弟都是在奶奶的怀抱中长大的，到了可以在地上蹦跳的年龄，奶奶才放心地把我们交还给母亲。在我的记忆中，重新获得喂养权的母亲十分地爱我们。每次上山劳动，她都要翻山越岭寻找可吃的野果，用鲜嫩的桑叶给我们包回来；每次到亲戚家作客，她也要揣回大包小包的糖果糕点，———塞进我们的口袋中。现在我还记得当地有一种称之为“屈丝袍”的野果，吃起来十分香甜，但长在满身挂刺的荆棘上。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母亲就天天上山为我们去采摘。采回“屈丝袍”的母亲十分难看，头发蓬松着沾满了树叶，干裂的手背上鲜血直淌。不用说，这一定是挂刺的“功劳”。但母亲看着我们吃“屈丝袍”的神情却是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双眼微微地眯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这种微笑，也只有在纯真的儿童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踪影。

渐渐懂事的我们却不喜欢甚至怨恨母亲，因为母亲是个傻子，致使我们在小朋友中间经常遭到嘲笑。连一些大人们也讥笑我们。成年后，我们三姐弟便各奔了东西。姐姐远嫁他乡，我当兵去了重庆，弟弟打工去了深圳。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奶奶早已去世，父亲仍没改变天天赶集的习惯。我们厌恶回家，厌恶见到一片凄凉的房屋和带给我们悲惨命运的母亲愚蠢的我们总认为贫穷的家庭是母亲一人造成的。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脸面选择逃避。

而母亲的身体渐渐地大不如前，重担已肩负不起，农活也力不从心，只能放放牛割点猪草什么的。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我们。听父亲讲，母亲那时吃饭总要摆上我们的碗筷，总要到外面去唤一唤我们的小名。父亲分别写信给我们，恳求我们回家来看一看母亲。父亲检讨了他历年来的“罪行”，决心今后永远陪伴在母亲身旁。而我们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外面闯荡着自己所谓的独立生活。甚至在别人谈及时，依然嚼着谎言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修养颇深的知识女性。

去年年初，父亲接连来了４封信，说母亲想我想得茶饭不思，整天呼唤我的小名，还经常到泥溪河边呆立，要我无论如何赶回家一趟。而那时我正为女朋友知道了母亲的真相要分手而烦恼，于是便很愤怒地连写了３个大大的“不”字快件寄回家。虽然过后有些后悔，但终于还是没有动身。

去年１１月，母亲下地干活，不小心脚拇指被一块尖利的石头撞了一下，鲜血直流。不料数日后，伤口发炎了。县医院说是伤口感染引起败血症，让家里赶快准备后事。

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母亲终于不行了，她早已瘦得皮包骨头，整天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谁问她的话也不答，谁喂她的药也不吞。姐姐无法，便对她说，不吃药，就会死，死了，就看不到你的儿子。不料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顿时她紧闭的嘴唇张开来，慢慢接过那苦涩的药水。无人时，母亲就会裂开嘴无声地哭泣。姐姐说，母亲那时一定疼痛难忍，但为了见我一面，在苦苦地硬撑着。

而当时的我，却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与报道员们谈笑风生，妄谈文学中的母爱。当我终于慢吞吞地赶回阔别７年的家时，眼前的情形却使我大吃一惊：家中灵堂高设，姐弟哭得两眼通红，母亲孤苦零丁地躺在棺木里，嘴眼不闭。我终于嚎啕大哭……弟弟默默递过来一张影迹模糊的照片，说是在母亲床前拾到的。这张照片我是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在新兵营的操场前留的第一张影。照片上的我军棉裹身，憨气十足，是我所有军旅照片中照得最真也最丑的一张。父亲说，照片一寄回家母亲就要过去了，谁要也不给。直到临死前，还不忘把照片放进她的枕头下。“她真的是想再见你一面啊红肿着眼的父亲再次说。”

王宝梅摘自《泪比血红》一书

发稿：2001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