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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己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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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人会被自己所吓倒,往往不是被自己不可思议的善意,而是被自己不可思议的残酷。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到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麦克白在谋杀中双手沾血,从而陷入无边恐惧,这个文学形象已经成为典型。恐惧使人变得更加残暴,这一点,恩格斯早已说得分明,他在论述权力恐怖时,指出恐怖的实质乃是施行恐怖者自己的恐惧使然。

  我又记起阿兹特克人的故事。这个15世纪至16世纪间生活在今墨西哥中南部的族群,曾经创造了富有和豪华的阿兹特兰帝国。与玛雅人、印加人相比,阿兹特克人粗野好战,他们的战争是否有过正义堂堂的理由,现在已没有人知道,而在我看来,他们的好战不过是陷入了“被自己吓倒”的怪圈。

  阿兹特克人相信,世界处在洪水滔天和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解除的办法乃是用活人向神灵献祭。阿兹特克人从被征服的部族那里取得惊人的贡物,用俘虏的心脏供奉神灵,又是战争胜利的前提。这使得他们进入杀人的恶性循环:为了“告慰神灵”,需要人来献祭,而献祭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俘获。只有用更多的俘虏献祭才能取得更大的战争胜利,但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才能得到保证胜利的祭品。在神灵与战胜的双重追求下,阿兹特克人的任何镇区,都能看到整齐堆放着的人的尸骨。

  当西班牙人科尔特斯来到墨西哥时,阿兹特克人成了西班牙人与曾被其屠杀的印第安人组成的联军的共同杀戮对象,阿兹特兰帝国消失了。历史学家只能感叹,“科尔特斯倘没有曾为阿兹特克人所征服的、心怀不满的土著部落的积极援助,便无法赢得他的胜利”。阿兹特克人自作自受的血腥恐怖,成全了给所有印第安人带来不幸的殖民者。

  阿兹特克人的献祭与战争如同滚雪球一般地扩大,按照现代人解释,无非是“恐怖导致恐怖”而已。流血的规律,原本如此。阿兹特克人对其他族群的征战,是恐惧于其他族群复仇而进行的预防性杀戮,而这种预防性杀戮进行的越多,就越使杀戮变成一种必要,他们会相信血腥杀戮一旦停止,自己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我看到生活中的残暴之徒,一旦犯下自己不敢面对、无法承担后果的罪恶,往往不是选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路,而是继续扩大其罪恶。善良的人们相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而恶棍相信的是“既做了初一,就不能不做十五”。当罪恶达到无可原宥的程度时,恶棍总是不惜以“杀人灭口”的方式逃避处罚,结果则是使社会更加痛恨。

  他们被自己的残暴吓倒了,瞠目结舌之余,不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麦克白那样人性忽然焕发,从而到处奔逃,而是以更加残暴的手段作预防性杀戮,他们并不希望良心得安,而是希望只要逃避了议论、讨伐便可以逃避历史的惩罚。然而,血色只能由于不再有新伤口的出现敛迹,而不能因为日复一日的添加而模糊,所以历史的惩罚只会因为恐怖的叠加和记忆的强化而更早地来临。

  生活中的恶棍是如此,历史上也有无数的例证。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恐惧于别人再演同样的一幕,乃有杯酒释兵权之举,他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随便找一个理由对可能夺其大位的功臣功狗们进行预防性杀戮,已属难得。流血漂杵的秦始皇,其恐惧已达到收天下铁器“铸以为金人十二”的程度,敏感到一旦受惊就要“大索天下”,预先准备着死后别人要来盗尸泄恨,为此花尽了脑筋。颠峰之上的危惧与惊恐之感,至于此极。他们被自己的位子吓倒了,尤其那位子得之以血,享之以欲,就更不能不预防谋之者众。

  有一部美国电影讲绑票勒索,航空业巨子的儿子被人绑走,办案的警察对家人说:“真幸运,我们不是亿万富翁。”当我看到被自己吓倒的人以恐怖为自己的恐惧压惊,我会在恐怖中感到一种平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最不可安枕的恰是那穷凶极恶之徒,而非受害者;而且我坚信作为压惊手段的恐怖,必然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