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申訴（七）四會監獄裏的罪惡

【明思網】中國的監獄，也稱“勞改隊”，意即勞動改造的地方。前文已經說過，“勞動改造”純屬共產黨的謬論。但是，中國的監獄在鎮壓法輪功的大背景下已成為迫害正信的黑窩。
　　
剛一來到監獄，首先來到“新監隊”，大法弟子被強制脫光衣服搜查所有物品，尤其是所有紙制的文檔，包括私人信件都要被搜走（後期“上場”的，剛一到監獄馬上被錄像，以造成心理恐怖）。更為特別的是，大法弟子要戴上一種寫著“莫須有”罪名的胸牌，然後由另外指定的四個普通刑事犯24小時監控，這就是臭名昭著的 “互監組制度 ”（互監組成員在北方監獄、看守所中通常稱為“包夾”）。它的邪惡在於將另外的刑事罪犯的個人切身利益與法輪功學員的所謂“表現”捆綁在一起，如法輪功學員煉功或是向普通刑事罪犯講清真相，則互監組成員將受到惡警的嚴厲懲罰，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獎勵、減刑，因此這些刑事犯就會非常仇恨法輪功學員。在這種制度下，中共惡黨不僅迫害法輪功學員，同時也在迫害這些刑事罪犯。
　　
監獄裏的規矩更多，除互監組制度外，還有罪犯分級制度（法輪功學員被列為“A類重點犯”），另外還要穿囚服、戴罪犯牌、剃光頭、說報告詞、避讓警察、蹲下說話、背司法部12號令、反覆蹲下報數、每天強迫看殃視“新聞聯播 ”（若“焦點謊談”是關於誣蔑法輪功的內容，則亦強迫看之）、隊列操練、集體唱邪黨歌曲、排隊走路、蹲在地上排隊吃飯、整理內務、疊豆腐塊被子等等。違反任何一點都可成為遭受迫害的理由。我就因不戴罪犯牌、不唱邪黨歌曲而多次遭到打罵。
　　
整個四會監獄分羅塘、濟廣塘兩個關押點，共十八個監區，至少非法關押著幾十名男性法輪功學員。這十八個監區，生產各種各樣的奴工產品，有鞋、帽、衣服等，而對外則稱“某某工廠、某某車間”。2003 年7月我被轉到四會監獄的十五監區。十五監區的奴工產品主要是藤制品，包括藤椅、藤桌子、藤籃子，甚至月餅盒等，還有玉石加工，後來加上了編織高檔毛衣。無論是哪種奴工產品車間，空氣都是非常汙濁的，藤制品車間充斥著染色劑、漂白劑的氣味，空氣中充滿著藤條原料的粉塵；毛衣車間更是飄散著毛線的粉塵。幹活時就有犯人當場暈倒的。而且監獄裏肺結核的發病率都很高。
　　
除了奴工迫害外，監獄裏的“政治洗腦”也是非常嚴重的。“政治洗腦”說白了就是“愛黨教育”。每逢社會上的大事，如“神五”升空、“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 “奧運會”等，所有的犯人都要求寫心得體會，虛假的對惡黨歌功頌德。每個月還都要進行“政治考試”，考試成績直接與犯人個人利益掛鉤。而唱囚歌、唱邪黨歌曲、歌頌惡黨的文藝演出、演講比賽、作文比賽等更是家常便飯。中共惡黨就是這樣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控制著人的思想。
　　
2004 年3月初開始，監獄開始在晚上收工後向全監獄所有犯人播放詆毀法輪功的錄像片，為了抵制這種罪惡行徑，我和監區另外一位大法弟子莊文舒一起開始絕食反迫害（後來知道其它監區也有大法弟子絕食反迫害的，這些都有力地抑制了惡警的囂張，使得毒害世人的錄像片很快停播），同時我們也拒絕參加奴工生產。監獄的惡警、“610”辦公室（專門用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蓋世太保式的機構）都非常害怕。一天，惡警把我叫到辦公室，強制我蹲下，並開始高聲罵我、隨意踢我。就這樣罵了幾個小時，也不讓我站起來或坐下去，我的腿幾乎要斷。之後便強制我蹲在車間門口，從早上蹲到晚上，時間長了之後，雙腿似乎已不是我的腿，痛苦無以言表。這樣整整罰蹲3天。莊文舒則拒絕接受“罰蹲”，開始第二次絕食抵制迫害。邪惡給他雙腳戴上了幾十斤重的大鐵鐐，鐵環直接鎖在腳踝上，每走一步都非常疼痛。給莊文舒戴腳鐐的當天，下了一場罕見的雷暴雨，似乎上天都在為無辜的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非人迫害而感震怒。
　　
監區裏的氣氛越來越邪惡，惡警指使犯人在監區的兩塊大墻報上登滿詆毀法輪大法的東西，還有醜化法輪功創始人的漫畫，監區的墻壁則到處貼上反法輪功標語。邪惡的橫幅也掛了出來。 4月21日中午，緊急集合哨吹響，全體犯人被要求蹲在操場上。文革式的“批鬥會”開始了。我和莊文舒被惡警押到前面，莊文舒依然戴著幾十斤重的腳鐐。我倆被惡警迅速反戴手銬。惡警開始強迫我跪下。我拒絕。十幾根充足電的電棍便劈劈啪啪的捅到我身上。我仍拒絕跪下。惡警的大皮鞋就踢過來，聲音都很大。之後我被放倒在地上，依然是十幾根充足電的電棍捅上來。灼熱的劇痛伴隨著電流通遍全身。惡警還專門電我手心、耳朵等敏感部位，邊電還邊問：“你是不是罪犯？”因為我自被非法抓捕以來從來沒承認過有罪。
　　
依稀看到眼前幾百名犯人蹲在那裏看我們受刑，不知他們作何感想。在施暴的過程中，惡警還不斷的大放厥詞，並讓所謂的犯人代表發言，攻擊法輪功、攻擊法輪功學員。這是中共慣用的“挑起群眾鬥群眾”的手法。外界的人很難想像，21世紀的中國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邪惡的“批鬥會”遠非結束，而只是一個序幕。到2004年10月，罪惡而系統的“轉化”迫害開始了。一開始是警察整天找“談話”，我被強制坐在小圓塑料凳上，兩邊各有一個普通刑事罪犯，手裏拿著本子和筆，緊緊盯著我，記錄我的每一個細節動作，甚至每個眼神的變化。如“11點23分，向左邊看了一下”、 “11點 24分，雙手交叉，左手在外”等。這些可笑、可憐而又可鄙的“記錄”，在當時的環境下，真的會使人感到窒息、惡心、難受，無形中給我施加精神壓力。
　　
顯然，監獄和“610”系統從上到下壓下了所謂的“轉化任務（或曰指標）”。監區惡警成立了以監區惡黨書記為組長的專門小組對付我，另有三個警察全職專管，他們的日常工作則由其他警察分攤，這樣監區所有的警察都很恨我。當時正臨近年底，如果我不“轉化”，監區該年度的什麼獎勵都沒有，警察獎金沒有，數百名犯人的減刑比例也會下調，這樣犯人們也會恨我。如果我妥協了，則監區警察將立功受獎，專管警察將升遷到科室工作（這是基層警察夢寐以求的事情），而當時監區惡黨書記正想往上爬，所以當時我的壓力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大。我成為整個監區的“焦點”。
　　
可以說，當時監獄的形勢正是 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江魔頭啟動了中共惡黨操縱的全部國家機器來對付平和的法輪功，它們為法輪功而活著，一切的一切都與法輪功掛鉤。在這其中，有人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人想藉機往上爬，有人怕受牽連而被動參與迫害……
　　
惡警們宣稱，他們是專門派人到北京清河監獄學習的“轉化經驗”。惡警們頻繁開會，商量對付我的策略。我被專門隔離在二樓的一個監倉，加我共12個人住，其中4個事務犯，另外7個看我的人。而看我的人還由其他的秘密“線人”暗中監控，以防他們跟我學法輪功，甚至不同的惡警都從刑事犯中收買了不同的“線人”，“線人”再去監視“線人”。而這正體現了中共統治術中“間”、“痞”、“控”等邪惡基因，搞的人人自危，人和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最終使得人性扭曲。如一幫犯人若想整另外一個犯人，只要聯合串供舉報說某某某跟黃奎學法輪功呢，就可搞定了，那人就很可能被轉押到新疆監獄受苦去了。
　　
中共惡黨口口聲聲說“改造”犯人，但實際上這些被關押的犯人哪個被改造好了呢？無非是好人被改造成壞人，壞人被改造成更壞的人。
　　
一天，一個“包夾”把我叫到一邊，神秘兮兮的說：“哎，只要你肯‘轉化’，我願給你一百萬人民幣，還有一套房子。我在珠海有幾套房子呢。警官說了，如果我能勸你‘轉化’，我就立了大功，立馬減3年刑。”我一聽，真覺的又可氣、又可笑。我對他說：“你怎麼這麼傻啊？！警察的話能信嗎？我就是真的‘轉化’了，警察之間爭功還來不及呢，怎麼會輪到你們這些犯人頭上？再說我也不會‘轉化’。法輪功教人做好人，你要我‘轉化’到哪裏去？”那個“包夾”只好沒趣的走了。
　　
犯人的無知可笑暫且不提，那為什麼說惡警“找談話”是一種迫害呢？因為他們的談話無非是 “威逼”加“利誘”。惡警威脅我說，不“轉化”，要麼是死，要麼是刑滿後再送“洗腦班”或直接送勞教所；不“轉化”，就再不斷的開批鬥會，每天都開，在我脖子上掛上“X教份子”的牌子，跪在眾人面前，讓所有犯人每人往我身上吐一口唾沫，讓所有犯人都罵一句法輪功創始人……“利誘”呢，那就是若我“轉化”，則可給我減刑，讓我在裏面過的更自由些……
　　
無論如何，惡警終歸是惡警，用下流惡毒的語言辱罵我是家常便飯，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要像蒼蠅一樣每天圍著我轉使我心煩”。那時天已漸冷，晚上我被強制坐在惡警辦公室裏。換班的警察來了，泡上一杯熱茶，就開始罵我、罵法輪功。聲音很大，吵的別的犯人也睡不好覺。有時招來巡警或是監獄長，罵我的惡警罵的更歡了，意思是在其他警察面前顯示一下自己多麼辛勤工作。一次警察連續罵我罵了10個小時，沒讓我喝一口水、吃一口東西、上一次廁所。我經常看到惡警的眼睛都罵紅了，全都是紅的，宛如惡魔，很可怕，還在那兒罵。有時監獄的“政委”、“610”辦公室頭子淩烈洲也來找我。淩烈洲極其陰險狡詐，此人被選作這一罪惡角色，真可謂“人盡其才”。
　　
有時惡警又用色情的言語挑逗，讓我看常人的電影。一次惡警說：“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把你扒光了吊在樹上，看你轉化不轉化！”中共警察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惡警還強迫我看誣蔑法輪功的光碟，看誣蔑法輪功的書，我不看，他們就強迫其他犯人在我耳邊讀給我聽。強迫我定期寫“思想匯報”。
　　
一次我進惡警辦公室沒打報告，惡警命人將我擡出去，並命我蹲下，我不服從，遂被放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很長時間，直到其他犯人收工。一次，我被逼看誣蔑法輪功的光碟，我不看，惡警指使多名犯人強制我看，在肢體沖突過程中，我的額頭碰破，鮮血流出。另一次，惡警專門到我被隔離的監倉找我“談話”，罵法輪功師父。我高聲說：“不許罵我們師父！” 遂被兩個“包夾”反架起我的胳膊，整個身體離地，疼痛異常。有時警察故意當眾把開水慢慢倒在我身上，進行人格侮辱。像此類迫害非常多，不一而足。
　　
由於中共惡警不斷施壓，我周圍的某些監視我的事務犯也變的對我很惡，為了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對我發出死亡威脅。善惡有報。2005年1月1日，監區發生了一起惡性案件，平日裏對我不好的兩名事務犯由於毆打某刑事犯致重傷而被嚴管，後被加刑，而監區領導也大調動。這件事發生後，十五監區遭到通報批評，監區領導更把升遷的籌碼押到我身上。
　　
從2004年12月開始，惡警便在我的睡眠問題上做手腳。晚上睡覺時，他們就指使“互監組”成員每隔10來分鐘把我叫醒一次，有時將我的被子掀開（當時天氣很冷）。一個“互監組”成員特別惡毒，在我睡覺時經常用他的胳膊肘使勁壓我的膝蓋骨，非常疼痛。從2005年3月中旬開始，惡警幹脆整夜都找我“談話”，我整夜不能睡覺，罰坐在值班室的小凳上，逼看誣蔑法輪功的惡毒錄像，或是逼看誹謗大法的書，到淩晨5點40多才讓我回監倉，加上走路和上廁所再耗幾分鐘，而到5點50分就要起床。白天是更不能睡的，接著“洗腦”迫害。也就是說我每天只能睡幾分鐘！這樣持續了整整一個月，真是一個月的淒風苦雨！最嚴重迫害時，是一天一分鐘都不能睡的！稍一閉眼睛就會被“互監組”成員推醒。誰能想像那一夜一夜的黑暗、寒冷和困倦，誰能想像那一夜一夜的侮辱、咒罵和刁難！
　　
惡警曾說：“對付你們法輪功，怎麼整都是合法的。”“有本事你就出去告我們，反正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中共惡警為每月的工資而賣命迫害大法弟子，切身利益與政治壓力激發了他們人性中最惡的一面，而不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何以還的清？而那些所謂的“互監組成員”、“事務犯”，自身也是被共產黨壓迫的對像，但他們由於聽“共產黨”的話，或是有特殊的“關系”，更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如減刑、假釋、過的好一點等，而不惜狐假虎威，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可以說，中共邪靈利用這些敗壞生命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時，也在使這些惡人走向毀滅。
　　
我沒有生活在“文革”期間，卻於21世紀在中共的監獄中真實的見證了文革式的“批鬥會”、人與人之間的檢舉、揭發、相互傾軋。而中國整個社會在中共的集權統治下又何嘗不是一個大監獄呢？中國人的人性在中共的集權高壓統治下已變的極度扭曲。人們僅為了眼前的區區小利而不惜傷害別人。而這一切罪惡之源便在於中共。
　　
監獄裏最感人的莫過於法輪功學員之間的相互鼓勵，這也是惡警最懼怕的。他們懼怕到什麼成度呢？他們甚至不敢讓兩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相互對視，他們認為那將是“核爆炸”，因為四目對視將傳達並增強信仰的力量。但是法輪功學員總是機智的在嚴密監控下完成信息傳遞和相互鼓舞，有力的抑制著邪惡。直到最近，我得到一個曾同在四會監獄被迫害的同修寫的一首題為《正氣浩然》的小詩：
　　 正念在心行向前
　　 些許苦難怎落眼
　　 無私無我無顧盼
　　 直把浩氣沖青天
　　
這首小詩使我非常感動。還有最近“明慧網”上發表的一篇原四會監獄法輪功“包夾”寫的揭露迫害的文章，非常深刻的揭露了監獄惡警如何迫害法輪功學員，使我更加堅信一定要將自己親身受迫害的經歷寫出來，以作為歷史的見證。
　　
在四會監獄期間，我還見證了很多其他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遭受嚴重迫害的事實真相。在監獄裏，警察是被犯人稱作“共產黨”的，這一稱呼恰恰道出了事情的關鍵，那就是中共邪靈背後的操縱，才使得一幕幕自由世界無法想像之人間慘劇發生——
　　
湖南籍大法弟子範晨煜被長期“嚴管”迫害，一個人關在一個兩三平方米的小屋內，吃喝拉撒睡全在裏面，常年戴著手銬、腳鐐。生活條件極差，不準購物，沒有肉吃。有時惡警怕他“發黴”，就帶出來曬曬太陽。就這樣的環境，邪惡的“610”辦公室還經常叫他寫所謂的“思想匯報”。範晨煜本是大專畢業生，在廣東某銀行工作。在這樣非人的殘酷迫害下，精神受到嚴重摧殘：有時他會將自己的大便弄到鼻子前聞，以刺激一下自己，畢竟那裏的環境實在太單調了。至少兩年以後，範晨煜才被轉送到“專管監區”。他已不太會說話，智力也減退了不少。但範晨煜的堅強與對大法的堅定令惡警也佩服。
　　
另一個迫害非常嚴重的是劉喜峰：原籍東北，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後在深圳任教師，曾獲得“深圳市優秀教師”稱號，多次被抓捕勞教。2002年9月再次和妻子同時被捕，妻子被非法勞教，後在勞教所被迫害致死。劉喜峰被非法判刑10年，2003年12月被送到四會監獄。從看守所開始，劉喜峰就長期絕食，不穿囚服，每次電視上放誣蔑法輪功的東西他都高喊正法口號。他被長期打吊針、戴腳鐐，時間長了之後身體極度虛弱，走路能力喪失殆盡。即便摘下腳鐐，他走起路來也如蹣跚學步的嬰兒或是“羅圈腿”殘疾人，其狀慘不忍睹。劉喜峰一直抵制穿囚服，就是這樣惡警還是逼他出工，他就穿著白色的內衣出工，在清一色的藍色囚服中間顯的格外奪目，成為監獄中一道最為亮麗的風景。
　　
大法弟子淡臺動動也有類似的迫害經歷。他是北京人，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後在深圳雕塑創作研究所工作，剛到四會監獄不穿囚服，被十幾個惡警群毆，打斷3根肋骨，打傷陰部，但他正念抵制迫害，兩個月後自動痊愈。淡臺動動也是由於長期的禁閉迫害而幾乎喪失說話能力，後來再由別人教他說話，好不淒涼！
　　
廣東省法輪功學員饒超元曾與我關押在同一監區，他的弟弟饒卓元於2002年8月左右，被廣州市第一勞教所迫害致死。饒超元自己由於長期被迫害，一條腿已經殘廢，平常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十分艱難。
　　
另外還有陽文，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理工大學，獲博士學位，只因發放法輪功真相傳單而獲罪。連普通犯人都說，把這樣的知識份子都關起來，共產黨真是昏了頭。
　　
除了上述的學員之外，我所知的四會監獄關押過或仍關押著的法輪功學員還有：李建輝、林洋、張玉輝、李鳳友、陳小軍、袁華、梁剛、馮文濤、周磊、吳世宇、莊文舒、晁昊、李振銘、黎富林、田建水、黃德勝、鄭智超、何賓彥、周曉輝、陳數學、葉偉雄、徐樹華、麥月發、胡貴生、劉慶深、丁祥忠、郝學森、郭杭州、陳武生三兄弟、郭悅、黎僑森、胡建華、王彥發、於連、林慶、林振貴、詹嘉賓、張元博兄弟倆、高單荻、張雨蒼、孫鐘文、溫建民、梁曉膺、林剛、伍永進、余新輝等等。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讓我們記住這些苦難。這些苦難是中共的罪證，同時也必將加速中共的滅亡。

發稿：2009年10月14日    更新：2009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