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惆悵
打印機版 | 【投稿/反饋】 ◎張煥茹【明思網】七年半前的那個晚上,我外出張貼“法輪大法好”的真相標語,被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巡警綁架,關進了當地派出所。第二天清早四點多,我神奇的脫掉了手銬,順利走脫。自此,我被迫流離失所。七年多了,每當想到有家不能歸,家中失明與癡呆的公、婆無法奉養,心中總有無限的惆悵。
我叫張煥茹,是保定河北大學附屬醫院(過去叫省醫院)主管護師,今年五十歲。我熱愛我的工作,樂於鉆研業務,也經常發表學術論文,一九八五年曾被衛生系統評為市先進衛生科研工作者,一九九三年被單位破格進中級職稱。我也喜歡體育鍛煉,還為醫院體育排名拿過不少分。
盡管我是個醫務工作者,盡管我喜歡體育鍛煉,然而我卻不能讓自己不得病。九十年代我患腰、腿痛,肩周炎等,還曾感染過乙型肝炎,更頑固的是鼻腔生瘡。鼻腔生瘡雖不是大病,可它幹痛難受,一觸及就出血不止。為此曾吃過不少中藥,也曾使用“電烙”多次,都只能是暫時有效,過後還犯。
為祛病,我練過多種氣功,但都無效。
一九九八年初我幸遇法輪功。師父要求煉功人以“真、善、忍”為行為標準,修心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不到三個月我身上所有的病全好了。一九九八年底本科醫療費報銷,每人都超了一千元,我一分藥錢沒花。
過去我愛占小便宜,煉功後時刻以“真、善、忍”來衡量。我帶母親看病占了一會兒上班時間,就用半天休息日補上;臨時急用了科室的藥,過後從門診取藥補上。體溫計病人損一支算三元,一次我接晚班時,不慎損表十支,當即拿出三十元錢賠償。值班人員範大姐、小董、宋護士長都說不用我自己拿,我說;“我連這點都做不到還算什麼煉功人。”病人請吃我不去了,有時晚上值班,病人家屬給一些吃的或其它什麼東西,我都婉言謝絕,家屬不解非得給時,我就告訴他們自己煉法輪功,要按“真、善、忍”做人。病人經常送一些飲料之類,宋護士長就給大家分了,我就拿去送給別人。一次護士長的母親不舒服從科裏拿藥,她邊拿邊說“按著老張說法,我也不從這兒拿了。”護士長還說讓她母親也煉法輪功。其實當時科裏有好幾個人,包括胸科的都有想學功的呢。
一次我值治療班,藥房多給了兩瓶脂肪乳,我就給拿藥的肖大姐送回去。一次去北戴河開學術會議,我和小高都有論文,本科室只有一個名額,王護士長將名額給了我,小高知道後說:“怎麼不讓我去呀?”我想:師父叫我們做任何事都要首先考慮別人,便主動把去北戴河開學術會的機會讓給了小高。會後小高將會上發的東西給我,我沒要。一次值晚班訂飯,送飯的小姑娘將十元錢飯費丟在桌子上,我趕緊跑去追上她,小姑娘說:“你真好,要是別人才不給我呢。”
這些雖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如果在煉法輪功以前,我是絕對不可能這樣做的。
在二零零一年過大年那天,所謂“天安門自焚”案出爐。一次我跟科裏人講自焚真相,宋護士長大聲說:“張煥茹,你還煉法輪功啊?”第二天外科書記朱長秀寫好不準煉法輪功的東西打印出來,讓全院職工簽字,我不簽。後來朱書記找來我的五個同學,讓他們硬拿著我的手簽字。
一天,我給眼科同學送自焚真相光碟,被不明真相的大夫告密。院黨委書記李景蘋、黨辦公室主任王秋國、外科書記朱長秀找我談話。我講述了自焚案中的一些疑點,並對李書記說:你是醫大畢業,燒傷病人的創面處理原則應該是暴露的;大面積燒傷喉頭水腫氣管切開後,短期內不能清晰發音……,未等我說完,他就搶著說:“ 也許人家有更先進的技術唄!”還說,“我們說不了你,有地方說你。”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值中午班。十二點一接班就被宋護士長叫到她的辦公室,然後由王秋國主任、院保衛科等夥同保定市南市區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長王振友,黃某某,將我綁架到南市區公安分局。單位派兩個護嫂看著我,分局政保科科長王振友親自監管。晚上姓黃的惡警一個嘴巴將我打到北墻上(正好是一張床的距離)又摔在地上,當時王振友正在床上躺著,並未說話,兩個護嫂嚇的跑到屋外,姓黃的又抓著我的頭發把我拽起來,照我的額頭邊打邊罵,還說“我們這有老虎凳讓你試試!”在南市區分局關押大約四十五個小時。期間,只有當天中午王、黃出去吃飯帶回一碗面,我沒吃,其余時間均沒讓我吃飯。
在此期間王振友和黃某某夥同單位保衛科抄了我的家。
二十五日上午我被單位送往涿州洗腦班,在那裏我受盡折磨。
我被關在一個小屋裏,深綠色厚布窗簾,很暗。屋裏坐了六、七個男人,其中一個叫張建紅的猛打我的臉,打至北墻上又摔到地上,然後他用穿著皮鞋的腳猛踢我的腰。燒鍋爐的何某某和另一管教(政府工作人員)將我從地上拽起來。他們二人一人拽著我一只胳膊,張建紅用一根鐵棍(長約二尺左右,直徑五至六厘米,鐵棍外面包一層帶刺的黑皮子),猛打我的臀部和大腿部,棍子打彎了,再換一個,打倒了,就用穿皮鞋的腳猛踢腰及臀部,用手狠打臉部,抓著頭發拽起後再用棍子打,累的張建紅滿臉汗珠子,呼呼喘粗氣。直到我堅持不住了說不煉了才停止。
晚上單位留守的王護士長悄悄對我說:“把我都嚇暈了,差點犯了心臟病,我當時要走,他們把大門鎖上,把我們鎖在這個屋子裏。”我的臀部及兩大腿腫起老高,均呈黑紫色,上廁所褲子都難以提上,臉打的變了形,晚上只能爬在床上,雙手被銬在床頭上。早上讓我掃院子,上午和下午有時體罰跑步,多數是逼看或寫汙蔑法輪功的東西,晚上強迫看洗腦班規定看的電視。張建紅還逼迫我罵師父。洗腦班半個月一期,醫院派兩個同事看著我,三天換一批人。我被非法關在洗腦班一個月單位共交八千元錢。不“轉化”的大法學員被送勞教,“轉化”的到期也沒有一個能走的,因為個個身上都被打的傷痕累累,根本不可能短期恢復,為了掩蓋罪惡,他們就不放人走。
在洗腦班半個月時,我的同事、打字員小高和另一同事被派來看著我,我讓他們看我的身上被打的傷痕,嚇的她倆捂著嘴喊:“媽呀!”我被關在洗腦班整整一個月,回來後臀部仍好多大大小小的硬疙瘩,幹活時間稍長點右腿就累,後來發現右臀部有一六至七厘米的坑,一年半以後才長平。
從洗腦班回來,院長王洪、學院楊書記找我談話,我講述了在琢洲被打的情況,楊書記為那些無恥的暴力行為辯解說什麼“你在家打沒打過你的小孩,你的小孩犯了錯誤你是不是要打他?”朱書記要求我每天口頭總結,每周小總結,每月大總結。宋護士長安排我暫時在門診泌尿科碎石室,並命令我每天上下班必須到病房六樓報道。有一次我說起了在洗腦班的情況,被宋護士長聽見了,就高聲喊:“張煥茹,你如果再說,我馬上就讓你回家!”當時辦公室的好多人,甚至樓道的好多病人家屬都聽到了她的吼叫。主任王秋國幾次帶人(有單位的,有保定市南市區“轉化”班的)到我家裏騷擾。我原本沒有心臟病,結果造成心律失常、增快,每分鐘脈搏一百次左右。早晨八點交班(十五分鐘左右)站不下來。年終獎一千多元被扣除。李書記、朱書記、人事科陳科長等到科裏找我談話威脅,陳科長說:“你不怕失去工作?”由於單位的施壓。給我身心造成很大的壓力,精神負擔很重。
為了喚醒人們的正義和良知,讓人們不被謊言所迷惑而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我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晚七點上街貼“法輪大法好”的標語。十點多被保定市公安局巡警綁架。他們從網上查到了我的記錄,夜間十二點被交至片區紅星路派出所。派出所的兩個人找到醫院,夥同醫院保衛科張科長(已得肺癌死了,死時五十九歲,剛剛退休)到我家抄走大法書、師父法像、鏡框,煉功帶。
在紅星路派出所,我被雙手銬在一長沙發上,有四個人看著我,一個是派出所的指導員史煥瑞(音)、兩個是醫院保衛科的值班人員,另一個可能是派出所二十多歲男的年輕人。我說銬子太緊,史煥瑞讓他給我動了一下不讓松,史煥瑞恐嚇我:再出去貼就軋斷你的腿,並命令不準去廁所,有尿褲子裏撒。還拿著師父的像罵。
早晨四點多了,我想:我不能呆在這裏,我得出去,可他們正在看電視。我就在心裏喊師父:“請師父快幫助幫助我吧!”我心裏惦記著家裏有兩個老人沒人管呢(公公八十多歲,雙目失明;婆婆八十多歲,老年癡呆)。然後我腦子裏就有一念:讓他們睡覺。我就對他們說:我想睡覺,請把電視機聲音放小點。電視聲音一小,他們就把頭扒在了桌子上睡著了。我脫掉銬子在師父的呵護下走出派出所。
出來後我不敢回家,被迫離開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單位及同事,失去了生活來源。從此流離失所至今。此後,派出所和單位個別人到處抓我,所有的親戚家都找遍了,親戚家電話全部被監控,嚇的親戚不敢見我,更不敢收留我。奧運前他們還到我的親戚家騷擾。
從法輪功被迫害以來,醫院就不準我評先進、長工資、晉職稱。每到年底總評時朱書記準到場宣布煉法輪功的不準評先進。
我多麼希望人們都能早日明真相,早日得救,我能早日回到我的單位,我的家,早日結束這場慘無人寰的迫害。
發稿:2009年7月25日
更新:2009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