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惆悵

我叫張煥茹，是保定河北大學附屬醫院（過去叫省醫院）主管護師，今年五十歲。我熱愛我的工作，樂於鉆研業務，也經常發表學術論文，一九八五年曾被衛生系統評為市先進衛生科研工作者，一九九三年被單位破格進中級職稱。我也喜歡體育鍛煉，還為醫院體育排名拿過不少分。

盡管我是個醫務工作者，盡管我喜歡體育鍛煉，然而我卻不能讓自己不得病。九十年代我患腰、腿痛，肩周炎等，還曾感染過乙型肝炎，更頑固的是鼻腔生瘡。鼻腔生瘡雖不是大病，可它幹痛難受，一觸及就出血不止。為此曾吃過不少中藥，也曾使用“電烙”多次，都只能是暫時有效，過後還犯。

為祛病，我練過多種氣功，但都無效。

一九九八年初我幸遇法輪功。師父要求煉功人以“真、善、忍”為行為標準，修心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不到三個月我身上所有的病全好了。一九九八年底本科醫療費報銷，每人都超了一千元，我一分藥錢沒花。

過去我愛占小便宜，煉功後時刻以“真、善、忍”來衡量。我帶母親看病占了一會兒上班時間，就用半天休息日補上；臨時急用了科室的藥，過後從門診取藥補上。體溫計病人損一支算三元，一次我接晚班時，不慎損表十支，當即拿出三十元錢賠償。值班人員範大姐、小董、宋護士長都說不用我自己拿，我說；“我連這點都做不到還算什麼煉功人。”病人請吃我不去了，有時晚上值班，病人家屬給一些吃的或其它什麼東西，我都婉言謝絕，家屬不解非得給時，我就告訴他們自己煉法輪功，要按“真、善、忍”做人。病人經常送一些飲料之類，宋護士長就給大家分了，我就拿去送給別人。一次護士長的母親不舒服從科裏拿藥，她邊拿邊說“按著老張說法，我也不從這兒拿了。”護士長還說讓她母親也煉法輪功。其實當時科裏有好幾個人，包括胸科的都有想學功的呢。

一次我值治療班，藥房多給了兩瓶脂肪乳，我就給拿藥的肖大姐送回去。一次去北戴河開學術會議，我和小高都有論文，本科室只有一個名額，王護士長將名額給了我，小高知道後說：“怎麼不讓我去呀？”我想：師父叫我們做任何事都要首先考慮別人，便主動把去北戴河開學術會的機會讓給了小高。會後小高將會上發的東西給我，我沒要。一次值晚班訂飯，送飯的小姑娘將十元錢飯費丟在桌子上，我趕緊跑去追上她，小姑娘說：“你真好，要是別人才不給我呢。”

這些雖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如果在煉法輪功以前，我是絕對不可能這樣做的。

在二零零一年過大年那天，所謂“天安門自焚”案出爐。一次我跟科裏人講自焚真相，宋護士長大聲說：“張煥茹，你還煉法輪功啊？”第二天外科書記朱長秀寫好不準煉法輪功的東西打印出來，讓全院職工簽字，我不簽。後來朱書記找來我的五個同學，讓他們硬拿著我的手簽字。

一天，我給眼科同學送自焚真相光碟，被不明真相的大夫告密。院黨委書記李景蘋、黨辦公室主任王秋國、外科書記朱長秀找我談話。我講述了自焚案中的一些疑點，並對李書記說：你是醫大畢業，燒傷病人的創面處理原則應該是暴露的；大面積燒傷喉頭水腫氣管切開後，短期內不能清晰發音……，未等我說完，他就搶著說：“ 也許人家有更先進的技術唄！”還說，“我們說不了你，有地方說你。”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值中午班。十二點一接班就被宋護士長叫到她的辦公室，然後由王秋國主任、院保衛科等夥同保定市南市區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長王振友，黃某某，將我綁架到南市區公安分局。單位派兩個護嫂看著我，分局政保科科長王振友親自監管。晚上姓黃的惡警一個嘴巴將我打到北墻上（正好是一張床的距離）又摔在地上，當時王振友正在床上躺著，並未說話，兩個護嫂嚇的跑到屋外，姓黃的又抓著我的頭發把我拽起來，照我的額頭邊打邊罵，還說“我們這有老虎凳讓你試試！”在南市區分局關押大約四十五個小時。期間，只有當天中午王、黃出去吃飯帶回一碗面，我沒吃，其余時間均沒讓我吃飯。

在此期間王振友和黃某某夥同單位保衛科抄了我的家。

二十五日上午我被單位送往涿州洗腦班，在那裏我受盡折磨。

我被關在一個小屋裏，深綠色厚布窗簾，很暗。屋裏坐了六、七個男人，其中一個叫張建紅的猛打我的臉，打至北墻上又摔到地上，然後他用穿著皮鞋的腳猛踢我的腰。燒鍋爐的何某某和另一管教（政府工作人員）將我從地上拽起來。他們二人一人拽著我一只胳膊，張建紅用一根鐵棍（長約二尺左右，直徑五至六厘米，鐵棍外面包一層帶刺的黑皮子），猛打我的臀部和大腿部，棍子打彎了，再換一個，打倒了，就用穿皮鞋的腳猛踢腰及臀部，用手狠打臉部，抓著頭發拽起後再用棍子打，累的張建紅滿臉汗珠子，呼呼喘粗氣。直到我堅持不住了說不煉了才停止。

晚上單位留守的王護士長悄悄對我說：“把我都嚇暈了，差點犯了心臟病，我當時要走，他們把大門鎖上，把我們鎖在這個屋子裏。”我的臀部及兩大腿腫起老高，均呈黑紫色，上廁所褲子都難以提上，臉打的變了形，晚上只能爬在床上，雙手被銬在床頭上。早上讓我掃院子，上午和下午有時體罰跑步，多數是逼看或寫汙蔑法輪功的東西，晚上強迫看洗腦班規定看的電視。張建紅還逼迫我罵師父。洗腦班半個月一期，醫院派兩個同事看著我，三天換一批人。我被非法關在洗腦班一個月單位共交八千元錢。不“轉化”的大法學員被送勞教，“轉化”的到期也沒有一個能走的，因為個個身上都被打的傷痕累累，根本不可能短期恢復，為了掩蓋罪惡，他們就不放人走。

在洗腦班半個月時，我的同事、打字員小高和另一同事被派來看著我，我讓他們看我的身上被打的傷痕，嚇的她倆捂著嘴喊：“媽呀！”我被關在洗腦班整整一個月，回來後臀部仍好多大大小小的硬疙瘩，幹活時間稍長點右腿就累，後來發現右臀部有一六至七厘米的坑，一年半以後才長平。

從洗腦班回來，院長王洪、學院楊書記找我談話，我講述了在琢洲被打的情況，楊書記為那些無恥的暴力行為辯解說什麼“你在家打沒打過你的小孩，你的小孩犯了錯誤你是不是要打他？”朱書記要求我每天口頭總結，每周小總結，每月大總結。宋護士長安排我暫時在門診泌尿科碎石室，並命令我每天上下班必須到病房六樓報道。有一次我說起了在洗腦班的情況，被宋護士長聽見了，就高聲喊：“張煥茹，你如果再說，我馬上就讓你回家！”當時辦公室的好多人，甚至樓道的好多病人家屬都聽到了她的吼叫。主任王秋國幾次帶人（有單位的，有保定市南市區“轉化”班的）到我家裏騷擾。我原本沒有心臟病，結果造成心律失常、增快，每分鐘脈搏一百次左右。早晨八點交班（十五分鐘左右）站不下來。年終獎一千多元被扣除。李書記、朱書記、人事科陳科長等到科裏找我談話威脅，陳科長說：“你不怕失去工作？”由於單位的施壓。給我身心造成很大的壓力，精神負擔很重。

為了喚醒人們的正義和良知，讓人們不被謊言所迷惑而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我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晚七點上街貼“法輪大法好”的標語。十點多被保定市公安局巡警綁架。他們從網上查到了我的記錄，夜間十二點被交至片區紅星路派出所。派出所的兩個人找到醫院，夥同醫院保衛科張科長（已得肺癌死了，死時五十九歲，剛剛退休）到我家抄走大法書、師父法像、鏡框，煉功帶。

在紅星路派出所，我被雙手銬在一長沙發上，有四個人看著我，一個是派出所的指導員史煥瑞（音）、兩個是醫院保衛科的值班人員，另一個可能是派出所二十多歲男的年輕人。我說銬子太緊，史煥瑞讓他給我動了一下不讓松，史煥瑞恐嚇我：再出去貼就軋斷你的腿，並命令不準去廁所，有尿褲子裏撒。還拿著師父的像罵。

早晨四點多了，我想：我不能呆在這裏，我得出去，可他們正在看電視。我就在心裏喊師父：“請師父快幫助幫助我吧！”我心裏惦記著家裏有兩個老人沒人管呢（公公八十多歲，雙目失明；婆婆八十多歲，老年癡呆）。然後我腦子裏就有一念：讓他們睡覺。我就對他們說：我想睡覺，請把電視機聲音放小點。電視聲音一小，他們就把頭扒在了桌子上睡著了。我脫掉銬子在師父的呵護下走出派出所。

出來後我不敢回家，被迫離開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單位及同事，失去了生活來源。從此流離失所至今。此後，派出所和單位個別人到處抓我，所有的親戚家都找遍了，親戚家電話全部被監控，嚇的親戚不敢見我，更不敢收留我。奧運前他們還到我的親戚家騷擾。

從法輪功被迫害以來，醫院就不準我評先進、長工資、晉職稱。每到年底總評時朱書記準到場宣布煉法輪功的不準評先進。

我多麼希望人們都能早日明真相，早日得救，我能早日回到我的單位，我的家，早日結束這場慘無人寰的迫害。

發稿：2009年7月25日    更新：2009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