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廊敬天重德修煉文化世界回眸再現輝煌
緣歸大法道德升華病祛身輕佛光普照今日神話
史前文化生命探索浩瀚時空中外預言科學新見
迫害真相矢志不渝揭惡揚善曝光邪惡慈悲為懷
人生百態 社會亂象紅朝謊言華夏浩劫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怒人怨因緣啟示
深思明鑒心明眼亮信仰漫談雜談隨筆
上善若水省思感悟寓言啟示詩文樂畫
國際聲援天地正氣良知永存緊急救援
主頁 > 萬象紛紛 > 華夏浩劫

王友琴──為承受歷史的人寫作(上)

打印機版 | 【投稿/反饋】

◎景凱旋

【明心網】八十年代中,同幾個朋友談論《古拉格群島》,有人建議,應當搞一種“公墓文學”,選一些文革中的受難者作代表,將他們的遭遇如實記錄下來,分門別類,編成叢書,如教師公墓,作家公墓,演員公墓等。這個建議得到大家贊同,並在紙上擬了一個初步的名單,甚至連書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個紀念碑,簇擁著白花,以示莊嚴肅穆,永志不忘。

後來這心願沒能實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一部關於普通人的受難實錄──我心裏頓時充滿感佩。1980年,她還在北大時,基於當時發表的文革行狀與事實相差甚遠,就已開始搜集撰寫文革死難者的事跡。做這件事,對她個人沒有什麼好處,不能靠此升職稱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稱作“歷史的義工”,默默地一幹就是二十多年。此後在美國見到面,更是感覺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樸素。房間裏沒有什麼家什,書架上卻堆滿了采訪記錄的卷宗。據她說,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個小小的文革資料庫了。

采集這些事例,想必花費了她不少時間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於回避,不想讓心靈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於害怕,因為那些迫害者尚在,並沒受到任何懲罰;而有些人則是因為反感,甚至質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

是呀,為什麼呢?要知道,文革已過去近三十年,早已蓋棺論定,何必再讓往事纏繞心頭,就像文革後的一首歌所唱:“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對此她在前言裏如是說:“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迫害,殘害了許許多多的生命。盡管八十年代出過一些紀實文學,那也只是輕描淡寫地紀錄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於實錄普通人的受難,展示公開的虐殺,會讓人們對文革的官方結論產生懷疑,其結果就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還沒有一樁暴行像文革這樣,大量的事實沒有被記錄下來,沒有被公布出來,沒有被討論起來。

在前言裏,作者還講述了一則見聞,一名曾蹲過勞改農場的教師告訴她:在殺過牛的地方,牛群每當被驅趕到那裏,便會哞哞悲叫,而在殺過雞的地方,雞群會照樣嬉戲歡樂。對待死去的同類,作者正是選擇了牛的方式。還有那些接受她采訪的人,於牛與雞之間,記憶與遺忘之間,他(她)們也同樣選擇了前者。在作者心中,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掙紮奮鬥而趨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氣和信心。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歷史使命感。為此,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感謝之前她們素不相識,如今通過訪談、電話和寫信,卻在一起追尋往事,分擔人生經驗。

法國作家加繆曾經這樣說過:“作家的作用與艱巨的義務緊密相連,正因為他是作家,在當今這個時代,他就不可能為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服務,他要服務的是那些承受歷史的人。”加繆的時代,世界正處於分裂狀態,所以他呼籲作家要有獨立性,為沈默的大多數而寫作。在當今中國,像加繆所說的那種作家和學者,可謂寥寥。許多知識人的文字,其實都是在為權力服務,或者為金錢服務。而王友琴的全部寫作,卻是為了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人,為了寫出一部受難者的歷史。

多年來,我們已習慣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說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難中,人民又何曾創造過歷史?他們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英雄(權力者)創造的歷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國各個階層,深入每一個家庭。受到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上至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下至教師、醫生、工人、農民、保姆和家庭婦女。但文革之後,權力當局卻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難的高級幹部和社會名流的生平(對於文革的發生,其實他們也有一份責任),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為了恢復名譽。而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受難者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很少有人去關註他們,講述他們,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鏡象被歪曲,被遮蔽。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將自己的遭遇視為當然。作者采訪過一位中學老師,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關在一起,問他為什麼不把這些寫出來,他說既然國家主席都受到那樣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師受的苦又算得了什麼。也許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話感到悲哀,在這位中學教師的潛意識裏,像他那樣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過是“承受歷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創造歷史,也不奢望進入歷史。他這樣說,想必是出於無奈,“他只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從而尋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於此,作者立志為這些普通受難者而寫作,講出他們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以記憶對抗遺忘,就更顯出她的良知和勇氣。

上面加繆那段話的深意還在於,只有關註和描寫那些“承受歷史”的人,而不是“創造歷史”的人,我們才有可能了解真相,認清事物的本質。《紀念園》分四個部分,有“受難者名錄”、“死難發生地”、“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主頁上寫著“我們沒有忘記你”,死者照片都飾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寫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屠殺事件,但主要還是王友琴自己采寫的實錄。這些實錄並不是單純的資料,作者采用《史記》的互見手法,以專門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為有系統的歷史著述。索爾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島》稱作“文藝性調查初探”,除了調查不能周全,許多事未曾親歷,試圖用一種整體的觀點,將各種事件聯結起來,也是原因之一。任何歷史敘述都是擁有自身話語的敘事,王友琴女士的采訪實錄當然也不例外,她常將自己的思考貫穿其中,夾敘夾議,加以分析,堪稱“發憤”之作,而我認為它最重要的品質,還是一種求真的精神,用索爾仁尼琴談自己著述時說的話來評價,那就是其中“所寫的事實都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采訪條件的限制,作者所記錄的專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這些人中,有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教師孫歷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師陳沅芷,北京八中教師華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東廠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馬大娘,中科院考古學家陳夢家,氣體廠工人陳彥榮,民國名人張東蓀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鐵寶,北農大職員何潔夫,北大教授吳興華,北京玻陶設計院黃瑞五一家五口,陸軍總醫院醫生劉浩,北京臺型機床廠會計孫啟坤,北京六中學生王光華……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名單,他們中有的是被打後自殺(很多自殺其實是虐殺),但多數是被直接打死的。當然,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寫文章推算,受迫害的達一億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萬人以上。而文革後各地編寫的大事記裏,寫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經過的,相當罕見。

對於文革中的死亡,有一個標準用詞──“被迫害致死”。這一說法被用在各種回憶錄裏,它掩蓋了自殺與他殺的區別,更掩蓋了打死人的過程,從而使這段歷史不致顯得那麼殘酷。作者在實錄中詳細描述了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過,但作者描寫的細節,在幾十年後還是駭人聽聞。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是在學校操場上,被帶釘的棍棒長時間當場打死,另一個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終身需要穿著鋼背心。左奶奶和馬大娘是被綁在葡萄架上,施以帶銅扣的軍用皮帶,然後又用沸水從頭頂澆下去,回憶者說淒慘的叫聲響了半夜,那聲音“像殺豬一樣”。孫啟坤在家裏被鞭子蘸著水打,皮膚被打得全變了顏色,還被用繩子一松一緊地勒脖子。李叢貞被棍棒皮帶打死後,還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塊肉,看是不是裝死。吳興華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廠排出的汙水,死於急性痢疾後,家人還得被迫同意解剖屍體,以證明他是拿自殺對抗運動。黃瑞五一家五口則是被捆綁著跪在地上,用一陣亂棒打死。這樣的殘殺也是有名目的,納粹稱之為“最後解決”,前蘇聯稱之為“最高方法”,文革雖然沒有從上面直接下達過打殺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稱之為遇羅克所說的“連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寫下這些暴力情節時,是如何忍受過來的。據她說,在采訪和寫作過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壓抑和低沈。

(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