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歲月中不尋常的“常識”

【明心網】自遇羅克的《出身論》面世至今，整整３２年過去了。悄然流逝的歲月無意中墊高了我們返顧歷史的支點，以致不少理論家們黯然感嘆：原來遇羅克為之獻上他年僅２７歲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識而已。然而，重讀《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卻使我不敢茍同於上述的感嘆，因為任何一種“常識”之所以能成為今日廣為認同的常識，大多經歷巨大的歷史陣痛；尤其當常識違背了當權者集團的私利時，超前認定它們是常識的先驅者，常常會付出流血的代價。為布魯諾和伽利略所堅持的“日心說”，恐怕今天只有神經失常者才會認為是異端邪說。但在三百年前，他們一人為之被燒死於羅馬的火刑中，另一人則被判監禁多年。如果說科學上的常識總具有相對的超脫性，那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常識卻可能與每個社會集團的社會利益密切相連。倘若懂得了這一點，便不難明白先驅者們為“天賦人權”這一常識所付的代價是何等的慘重。廢除種族奴役和種族歧視，應當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人文常識。但美利堅民族為之獻出了他們最優秀的總統（林肯）和最優秀的牧師（馬丁•路德•金），並為之進行了一場歷時五年的內戰。廢除等級特權，也應當是今天看來淺顯的人文常識，但法蘭西民族為之進行一場充滿了血與火的革命。縱觀世界的人權理論史，自公元前５９４年的“梭倫立法”到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人類已為之奮鬥了近一千五百年，犧牲了多少優秀的兒女，而這一常識在當今世界的實現卻仍遠不完美……

作這一如是觀，便不難懂得遇羅克的《出身論》的不尋常之處，以及它為甚麼會激起那麼大的支持或反對的社會震蕩。《出身論》的核心是“平等”兩字，即為專制制度下的賤民們（黑七類子女們）爭取政治權利的平等。《出身論》等一系列論文認為：由於十七年中錯誤的“階級路線”，在中國已形成了一種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沒有甚麼區別的社會性的歧視制度——出身歧視。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實際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且即便在工廠農村，也同樣在提升、工作分配、經濟待遇乃至選舉與被選舉權上得不到平等的權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筆鋒還不露聲色地進一步揭示了統治者進行出身歧視的真正目的：“把群眾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對抗性矛盾擴大化，以便分而治之。”這樣，中共當時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話；為了牢固地統治人民，進而把人民分裂，並進一步設置集體仇恨傾註面――成份與出身不好的人的險惡用心便昭示於天下了。

一種真實的常識的提出，常常是對另一種虛假的“常識”的顛覆。由於中共長期封鎖與批判歷史上人文主義的思想資源，又由於他們蠱惑人心的“革命宣傳”、專政高壓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等級專制的思想根基，導致既得利益者與多數被害者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視“階級路線”或“血統論”為“常識”。然而，遇羅克卻敢孤身一人大聲喊“不”！他不僅給既得利益者們以當頭棒喝，更給受害者送去了覺醒和反抗的思想武器。在那段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歲月中，遇羅克的《出身論》完全無愧為一份黑暗王國中催人驚醒的人權宣言書，而這也正是當權者最不能容忍之處。年僅２７歲的遇羅克正為此祭上了自己的鮮血與生命。

在任何一種看似淺顯的常識下，都不難發現不尋常的文化、知識和理論的深基。先驅者的寶貴之處不僅在於他提出常識的勇敢，更在於他能發現常識的慧眼。和當時一般的年輕人只讀報紙和“老三篇”之類的東西完全不同，遇羅克有幸在他失學的數年內仍在社會大學裏學習，系統地讀了大量西方人文哲學著作。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到十九世紀的黑格爾，從蘇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學到盧梭的人權平等思想，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他都下過苦功夫鉆研。這些都培養了他對文革的獨立思考的精神和對已變成現代迷信的毛澤東思想的批判。在文革所有異端思潮的倡導者中，遇羅克恐怕是極少數的除馬克思主義外還有深厚西方民主主義理論修養的一個。盡管遇羅克一直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文章中深邃的西方現代的人權之光仍是耀眼閃亮的。這使他依靠人類最優秀的文化底蘊，一開始便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堅決反對者。

正式發表於１９６７年１月的《出身論》曾一紙風行中國。不僅京城紙貴，三萬多份《中學文革報》一銷而空，而且廣泛流傳轉抄於新疆、雲貴這樣的邊陲遠鄉。如此寬廣的傳播度和認同性固然與這一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有關，但也從側面說明了遇羅克的批判一開始便帶有徹底的體制性和廣泛的人民性。文革中具有異端思想或倡導異端思潮者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如張志新、史雲峰。他們的異端思想主要和中共上層的政治鬥爭息息相關，大都同情文革中被清洗的劉少奇等人而反對以毛澤東為首的文革派。也正因為註目於上層鬥爭，致使他們的思想從沒有在文革中得到廣泛流傳，他們的名字在文革後的平反運動中才家喻戶曉。第二類如楊曦光、朱成昭。他們都曾很深地卷入造反運動和兩派鬥爭，但他們或抓住深化了毛澤東在運動初期關於國家體制民主化的許諾，或在狂熱後的靜思中覺察到了毛、林之流的險惡，因而，他們倡導的異端思潮有一定的流傳性和群眾性，但又帶著群眾運動或左或右的印跡。他們思想的成熟和升華，常常是在受迫害以後。遇羅克則屬於與眾不同的第三類，他從不註目於上層的政治鬥爭，他更有意識地不卷入底層的派性鬥爭。例如，在寫《出身論》時，遇羅克為自己起了一個“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筆名，他談到這一筆名的源起時指出：“我不喜歡甚麼戰鬥隊之類浮而不實的名字。我希望這筆名能啟發億萬個家庭，希望每個家庭都能認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問題。”在整個文革中，遇羅克自始至終沒有沾上任何派性的邊。

如果說“知識份子應當是社會批判的良心”這一命題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常識的話，那麼，遇羅克在那個黑暗年代的所作所為正是一個中國知識者的楷模。可巨大的歷史諷刺是：在如磐夜氣中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自３０、４０年代便聲名顯赫的文壇巨匠或科學大家，而是遇羅克――一個只有高中學歷，年僅二十余歲的學徒工。以遇羅克的年齡、學歷和身份充當“社會批判的良心”的知識份子角色，而且承擔得如此出色，實在是瘋狂年代中的歷史反常和遇羅克個人的不同尋常。然而，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這卻不僅是一種歷史的嘲弄，而且亦是一種良心的拷問：盡管他們有傲人的學歷和復雜的專業知識，但他們是否缺乏分辨簡單是非的常識，和提出並堅持這種常識的勇氣？如果一個知識者缺乏這種最基本的常識，他是否算得上是一個有社會良心的現代知識份子？《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的出版又重提了這一尖銳的問題。這不僅對文革中的知識份子，既便對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都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

（浴火鳳凰）

發稿：2003年10月17日